蔡昉：要把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兑现为合理的增长区间

蔡昉：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中国经济还应该是一个赶超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很多人过去长期以来会说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结束了，应该回归到均值也就是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根据我们的发展阶段来判断，无论是人均收入水平还是资源能够满足的程度以及我们能够开发新的人口红利，我们的增长潜力还在，还是赶超型速度，也就是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快于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看上去老龄化程度比较高了，劳动力出现短缺了，但是由于城镇化水平还可以提高，意味着还有很多没有充分动员的资源可以通过改革把它挖掘出来，因此使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仍然保持。

我们也应该知道，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成经济增长速度，必须通过政策举措，通过改革把它释放出来。

着眼于这三个方面做一些分析。

第一，如何保持潜在增长能力，或者说我们经济增长靠两个东西，一个是供给侧，供给侧就是你的增长能力、要素供给、生产力的提高速度，还有一个是需求侧。从供给侧来看，我们做过一个预测，跟要素的保障能力和未来经济生产率可能实现的增长，我们推算出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未来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潜在增长率是下行的，但是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多高呢，我们不说4.5还是4.8，我们说它高于同等发展阶段上的其他国家。同等发展阶段，有两个方式判断，第一大家知道2021年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我把它叫做老龄化率，超过了14%，去年已经是15.3%了，未来大概在2032年的时候超过21%，也就是说我们正处在中度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转变过程中，在2035年之前我们就要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因此在这个区间，老龄化14%-24%区间，其他处在这个阶段上的国家的增长速度都是这些圈，我们都比绝大多数国家更高于平均水平，这是第一个同等发展阶段。第二个同等发展阶段是人均GDP处在同等阶段上，我们目前的GDP是12000多美元，预计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意味着至少达到23000美元。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还在，这是基本面，我们需要把它转化成实际的增长速度。

第二，如何把潜在增长率稳定住，甚至还可以提高。我们测算估算未来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可以有三个方案，一个是按既定的速度变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不是说没有改革，但是改革是按过去的节奏进行的。一个合理的改革力度能够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就可以形成一个中方案，当然如果设想得更乐观一点，比如大家都开始生孩子了，孩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逐渐成为劳动力的话，还可以有高方案。但是我们立足于中方案与低方案比较，我们要实现中方案就意味着要有改革红利，没有改革红利就只能是低方案，改革红利在哪儿呢，在于户籍制度改革和增加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市场改革可以大家就业更充分，更重要的一条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过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就是劳动力转移，从农业低生产率转到非农产业，生产率提高了。未来更多的是企业之间在生产力上的充足，也就是说谁有生产力的提高潜力谁获胜，谁得到更多的资源，我们把它称作优胜劣汰或者创造性破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讲到了新质生产力，其实就是讲新的要素组合、新的生产函数，而这些相应的要求的体制改革就是让要素流动起来，让它充分重组，让它获得新形态、新业态、新组合或者新产业等等。各种新，这些新就意味着要有改革，要有优胜劣汰。与此同时，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我们是要达到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把改革转变成红利，因此我们就要说首先要做到先立后破，也就是说在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没有支撑经济增长之前，你还不要把旧的破坏掉，因此改革就要推进，又要以创造新动能为前提先立后破，这就是两者之间的统一关系。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不要把新生产要素新的要素组合的外在形式，因为我们需要一些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去装这些新质生产力，但是它本身不一定是新质生产力，因此我们应该创造它的内核，着眼于它的经济增长动能的部分，这是我们需要把握的一个关键点。

当你有了潜在增加能力的继续增长作为基本面支撑的时候，你还要打破需求瓶颈，你的需求满足了，供给侧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需求我们也知道作为前提，我们不太长期指望外需，我们也不能够像过去那样大规模的投资，因此我们的需求制约主要来自于消费需求，打破这个瓶颈。

我们现在面临的三重的回归，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是非常低的，无论是和世界的高收入国家比、中等收入国家比、低收入国家比，我们都是比较低的。因此我们就面临着要回归常态，要跟世界至少先保持一致。我们有三重回归，第一重就是回归到符合你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发展阶段不光说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因此如果要回到这个平均水平就意味着我们要从现在的37%、38%回归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46%，有很大的空间要做。第二，还要跟上你的发展变化，因为我们人均GDP 12000多美元，应该在短期内就会超越13000多或者140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尽管还是高收入国家的较低水平。进入到这个新阶段以后，你对标的消费率就又不一样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是58%，因此我们可能面临着从38%到58%，有20个百分点的提升作为我们的任务，很艰巨。

未来中国的现代化一直到2035年将始终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从1980年、2000年、2021年到2032年四个时段的人口金字塔来看，我们看年龄，意味着从很年轻的人经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劳动者群体，再过一段变成了大龄劳动者，未来他们会成为老年人口，因此你不能说中国的现实结构现象是老年人消费能力不足，不能说老龄化老了之后消费不足了。如果说居民消费不足，没法支持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因此必须说当年有消费能力的青少年还有一定能力的劳动者群体未来成为老年人，我们要让他们继续保持应有的消费水平。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忽略了老年人作为消费者的功能，那你未来的居民消费能力就是不足的，也就没法保证社会总需求的充足，也就无法支撑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我们必须从收入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等角度提高人们的消费意愿，提高人的消费能力。

我们应该得出个结论，我们固然要在一次分配领域继续保持增加人民的工资收入，继续保持增加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与此同时政府更能用上力的也符合这个发展阶段要求要做的是扩大公共产品的供给，用它保证居民的消费，保证人力资本的形成。从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来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特别是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趋于提高的，而且提高最快的时期是人均GDP是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这个叫瓦格纳加速期，中国在2035年正处在这个时期，因此我们的公共品要显著的扩大供给。现在我们面临的制约是第一我们社会保障仍然不足，而这个不足就导致了现收现付悖论，要看到打破这个悖论不仅仅是增加他们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扩大基本公共保障，让养老保险也好，其他保险也好，能够没有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消费意愿。

第三，我们在这个阶段提高公共品供给，扩大边界是有可行性的，因为我们虽然在加速老龄化，但是我们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让我们产生一个机会窗口。第一我们有一个人口总抚养比，没有参加劳动的青少年儿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这个比重是在提高，这是我们的负担，但是它主要是由于老年抚养比提高造成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少年儿童抚养比的下降，提高的幅度就更大了，因此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从两个方面有互相抵消的作用，它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出现的公共资源被节约出来的现象，需要我们能够更好地统筹这部分资源。比如我们现在讲托育资源的统筹使用，意味着托儿所和幼儿园资源要统筹使用，这部分资源如果能统筹使用，一部分被用在托儿所的使用上，这样就解除很多家庭的负担，让大家更愿意生孩子养育孩子。另一部分资源可以用在教育其他方面，更多的学龄，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甚至把青少年这部分节约出来的资源用在老年人身上，因此我们用削峰填谷的方式还有公共资源的余地，更不用说你的GDP还在增长，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应该提高，自然公共支出的规模也就能够不断扩大。

这就明显看出来我之前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瓦格纳加速期，它的含义就是随着人均GDP的提高，政府公共支出占比在提高，而提高最快的时期是10000美元到23000美元之间，而我们正处在这个社会，这是一个统计规律。同时从更广泛的含义上说，我们读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的时候，他就说进入丰裕社会最大的挑战最大的不和谐是日益积累的私人财产私人财富家庭收入开始丰裕了，但是我们遇到公共品供给不足，公共品和私人品之间的不匹配不协调，因此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补课性的把公共品不足加快扩大，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等等，都要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使我们民生建设从过去的让民生只是改善和保障，现在改善和保障的根本在于用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这三性来界定的民生制度建设，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情。而做到这些东西，长期有效的东西要从今天做起，而今天做起就是说我们亟待补上的这些课要迅速的补，而这个补的过程中一揽子的补课的过程中就是一个支出的过程。过去总是会讲一句话，我们现在的刺激政策不仅在于刺激投资，不仅在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多的是要用合理合法合规的手段、可持续的手段把钱花在居民手里，而加快补足保障的不足就是这样一种途径。

我还是坚持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是一句空话，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保持赶超型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不是假说，是事实。你可以从各个方面看，第一是我们还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我们还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使进去了也还是较低的高收入国家。在这个阶段上，按照规律，它还有赶超的余地，在科技、管理、资源的借鉴上还有很大的空间，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同时从劳动力供给上看，看上去我们劳动力短缺了，但是农村还有超过20%的劳动力，这部分和作为高收入国家的地位是不相称的，高收入国家平均只有3个百分点在农村就业，也就意味着还有10几个百分点没转移，更不用说我们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18个百分点的差距，消除这些差别之后我们就业就更充分，我们劳动力供给就更充足，人口红利还可以再次提高。除此之外我们受教育程度在同等发达程度上是偏低的，意味着我们提高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也会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还有劳动成长率都有差距，这些可以通过改革。我们还有经济增长余地，而且没有增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的社会性支出、公共品供给也就无法得到满足。因此我觉得我们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量力而行也是尽力而为，必须保持增长，才有分配，其中特别是再分配，这是第一。

第二，早在二战之前，1934年的时候在瑞典，北欧国家之一，就出现了一些思潮，这些人发现瑞典的人口在停滞，甚至有可能会面临着人口负增长，因此他们觉得这会给瑞典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要改变这个趋势，鼓励人们生育，因此他们就提出了要有鼓励生育的措施，在人口危机的时候，鼓励人们生育不仅在于生还有养，还有教育，还要管他们的就业，还要管他们的社会保障、看病、住房、养老等等。最后他们在三十年代推进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个时候瑞典和我们今天比，第一，人均GDP一定比我们现在低，第二，他们的生育水平一定比我们现在高，因此我们也有能力也有紧迫性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社会福利水平鼓励人们生育，鼓励人口更好的发展。同时在瑞典之后，北欧普遍接受，英国通过贝弗里奇计划推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形成了福利国家，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中的软的部分形成了福利国家，因此战后在西方国家普遍形成了婴儿潮，婴儿潮长大了就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叫中产阶级，因此他们的经济增长、社会福利水平都是比较高的水平，社会流动性很高，直到1980年新自由主义，美国是里根时期，英国是撒切尔时期，新自由主义占领政治舞台，同时去福利化私有化等等一系列导致了今天英国美国社会分裂的格局。所以我很赞成我们应该以人民为中心，推进资源更高的配置更好的配置，而且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实惠，分享更多的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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