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了特维·特洛伊（Tevi Troy）的《权力与金钱》（The Power and the Money: The Epic Clashes Between Commanders in Chief And Titans of Industry）。
这本书是《经济学人》杂志评选的2024年最佳图书之一（不过《经济学人》每年都会评很多本，正常人根本看不过来）。它梳理了从洛克菲勒开始，一直到扎克伯格和马斯克，是怎么处理跟总统与政府的关系的。
1.
《权力与金钱》描述的企业家和CEO包括（括号里是作者概括的行为模型）：
洛克菲勒（错误距离保持者）、JP摩根（爱国的交易者）、亨利·福特（不情愿的合伙人）、亨利·卢斯（与总统竞争）、华纳兄弟（热情拥护者）、卢·沃瑟曼（有目的的顾问）、凯瑟琳·格雷厄姆（社交黏合者）、默多克（保守派拥护者）、李·艾柯卡（干劲十足的说客）、沃伦·巴菲特（来自外部的权威）、杰克·韦尔奇（明星经理人）、杰米·戴蒙（华尔街耳语者）、比尔·盖茨（Aggressive Compartmentalizer）、奥普拉（文化造王者）、乔布斯（特立独行的创新者）、马斯克（政策机会主义者）、扎克伯格（Early Influencer）。
如果更进一步概括，其实无外乎以下四个类型：
第一类是保持距离型，代表人物是洛克菲勒、福特、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已在不依赖政府和远离政治的情况下，建立起自己庞大的商业王国。所以他们很容易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政治与我无关。
这种类型的极端是老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在美国的小政府时代建立起了自己的石油公司，他一直认为自己做的事情跟华盛顿没什么关系，也从不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结果就是后来洛克菲勒成为强盗资本家的代名词，也成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反垄断的对象。对政治家来说，没有什么比攻击一个名声差的资本家风险更低且能给自己加分的事。
福特跟洛克菲勒不同的地方在于，福特在美国大众中有超高人气。而且当战争发生时，福特工厂的生产能力对政府也是巨大的帮助。所以，“尽管福特让多位总统头疼不已，他的犀利言辞、工业实力和受欢迎程度也让多位总统受益。”
至于我们时代的偶像乔布斯，作者认为，乔布斯的幸运在于他生活在一个对商业友好的年代。他的继任者库克后来就必须要更多地跟总统和政治打交道。
盖茨一开始和洛克菲勒一样，对政府爱搭不理。但问题是微软做大做强的年代，美国政府的权力已经扩大。所以，微软一直受到政府反垄断的困扰，甚至曾经被要求拆分（后来被法院推翻）。政府的压力跟盖茨那么早就退休也不无关系。后来盖茨开始做慈善，开始刻意营造自己超越两党的形象。
第二类是影响力型。这跟商业巨头们从事的行业有关，比如亨利·卢斯、华纳兄弟、凯瑟琳·格雷厄姆、默多克、奥普拉以及扎克伯格。他们从事的行业都跟公众舆论有关。因此即使他们刻意要远离政治——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奥普拉，他们的影响力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影响到总统和总统对他们的看法。
其中典型的比如亨利·卢斯，他利用自己的媒体平台表达自己对美国应该怎么办的观点，跟当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去做公开的言论竞争。华纳兄弟则利用自己的电影帮助罗斯福拉票、支持罗斯福的新政。
至于小扎，书里说，盖茨给扎克伯格的一个建议是，要尽早开始跟华盛顿建立关系。不过，即使扎克伯格想要远离政治，由于掌握着最大社交网络，他也不可能不跟政治产生关联。今天扎克伯格跟特朗普之间的博弈和关系变化，已经非常著名。
第三类是积极主动型。李·艾柯卡、埃隆·马斯克，以及金融业的JP摩根和吉米·戴蒙我认为都属于这种类型。
艾柯卡和马斯克的生意跟政策关系太紧密。艾柯卡游说尼克松反对安全带法规，游说卡特救助他担任CEO的汽车公司克莱斯勒。马斯克则需要总统支持电动车和新能源，需要政府部门采购SpaceX的火箭发射服务——更不必说，这两家公司起步时都需要政府的贷款帮助。
摩根和戴蒙跟总统和政府发生关系，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行业影响过于巨大。摩根和戴蒙都曾经出手帮助政府来解决金融危机。
第四类我称之为建议型和建设型。一类代表人物是杰克·韦尔奇和巴菲特，他们都利用自己作为名人的身份对政策提出建议。只不过韦尔奇跟总统的关系更近，巴菲特则享受自己身处外部的超脱。
另一类代表人物是库克。我个人觉得库克如何处理同政府的关系应该是CEO中的楷模。作者说：“他强调苹果公司的底线而不是自己的政治信仰。库克支持奥巴马的总统竞选，但当奥巴马在隐私和安全方面的政策与苹果相悖时，库克坚持苹果的立场。当大多数首席执行官逃离唐纳德·特朗普时，民主党人库克与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特朗普回报了库克的赞美，抛出了一些有利的政策。”
2.
作者最后总结了一些美国商人跟政治打交道的经验教训，值得分享一下。
第一，CEO必须重视跟政治打交道，不能像洛克菲勒和早年的盖茨那样，认为政治跟自己无关。“如果你不能影响华盛顿，华盛顿就会影响你”。洛克菲勒和盖茨都吃到了苦头。
“首席执行官与总统合作是因为他们想这样做，也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第二，CEO们需要明确自己应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给政府。作者说，CEO需要内化自己的观点，并且要能用自己的语言有说服力地表达出来。“必须清楚地了解公司的叙述，专注于追求公司的目标，并熟练地表达他们的愿景、优先事项和贡献。”
第三，不能等到危机发生时才开始注重政府关系。“正如约翰·D·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所了解到的，在华盛顿已经开始关注你之后再开始关注华盛顿为时已晚。”
第四，必须自己掌握控制权，而不能把政府关系委托给说客。
第五，可以考虑策略性地运用自己的知名度和专业知识。
作者引用了一位政府人士的话说，在与总统打交道方面最成功的首席执行官，“结合了对企业的深入了解，愿意坚持自己的基本信仰，而不屈服于当前的政治风向。”
这些经验和原则，当然是针对美国商业巨头的。但是，仔细斟酌，其中一些未尝也不适用于中国的商业巨头。
（转自：李翔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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