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殖民和野生动物有什么关系？|生物_新浪财经

《天生狂野》是一部动物视角的美国早期殖民史，讲述了一段北美动物抵抗殖民进程的血泪史。

本书作者安德里亚·L.斯莫利以北美地区丰富的生物资源为切入点和线索，将野生动物视为英属北美殖民进程的参与者并以“河狸、狼、鱼、鹿和野牛”为不同章节的具体主角，再现了北美野生动物抵抗殖民的真实故事，逐步合理地探讨出野生物种阻碍殖民者重塑北美地貌计划的发展过程，同时揭示了这一过程中自然与文化的互动与调适。另外，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本书还列举了展现北美生物物资源丰富的宣传史料和图像资料，记录了探险家、旅行者、测量员、博物学家和其他推动者的多次北美之行。

经“尔文”授权，我们节选了本书前言，分享给读者。

数个世纪以来，从欧洲人最初“发现”新世界到边疆的闭合为止，丰富的野外生物带来的收益始终是殖民话语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探险家、旅行者、测绘员、博物学家和其他传播者都经常宣扬美洲动物界的丰富多样，畅想了种种方式让动物服务于殖民计划。鱼和动物毛皮将成为新生殖民地的收入来源，移民可以自由地在林中捕猎、在水里打鱼并以此维持生计。所有人都可以无限享有在英国被视为贵族专属的特权，即猎兽、打鱼和捕鸟。动物产品贸易将构成对美洲原住民经济外交关系的基础。一部分野外生物甚至可以被驯化为家畜，其余动物则变成药物、香水或其他有用之物。美洲动物可以提供关于土地情况是否适合英国牲畜的线索。总而言之，野外生物的丰富多样是美洲自然环境优越、方便殖民开拓的明证。

但日常实践证明，美洲动物对殖民者计划的配合度要低得多，更常出现的情况是野外生物在妨碍英属美洲人支配和占有土地的意图，它们的行为制约了英国殖民者理性再造美洲景观的愿景。英属美洲当局不懈努力，试图将本土野外生物转化为殖民地家畜，此举屡屡造成令人不安的混乱局面，进而威胁着殖民者对土地与人民的控制。野外生物不仅是被商品化、被捕猎、被消灭的对象，也是殖民历程的积极参与者，并以意料不到的方式改变了殖民的结果。

动物之所以曾经是殖民的障碍，是因为它们的野性不符合英属美洲当局对法定占有权的主张。野外生物迁移不居，有“漫游的自然权利”，这些都打乱了立法者屡次试图将人民与场所限定在殖民地范围内的尝试。官员为殖民者划定了主权领属边界，动物及其追捕者则会越过这些边界线。野外生物对抗着英国殖民者的理性秩序，而在一些情况下，人也获得了与野外生物一样的行动自由。于是，野外生物很快成为法律主体——成文法的对象、诉讼的争议点、条约的相关方——因为它们的野生属性对早期英国移民社会有极大的价值，当局则努力要控制并维护这一属性。英属美洲殖民者剥削、强占、规制、购取野外生物与原住民的领地，从而剥夺了原住民的相关权利。只有在野外生物成为法定国有资源且受法律管控之后，人才能合理化管理并彻底占有土地。

面向殖民者的动物宣传

本书将美洲动物的殖民化视为交织于英国殖民北美洲大背景下的一条独立线索来研究。因此，本书追溯的时间线不同于其他殖民史研究，其跨度要更长远——始于 17 世纪的切萨皮克湾，经过 18 世纪的南方腹地和 19 世纪初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终于南北战争结束后几十年的南方平原——追踪了各类野外生物的生存边疆。本研究沿着南线进行，其间跨越了多处美洲野外生物边疆，并与人兽互动过程中极具启发性的关键节点相交，比如放养畜牧业的兴起、东南部鹿皮贸易的扩大、南方平原野牛捕猎活动的衰落。如果沿着北线进行的话，或许会有别样的情节与角色，也会有其他相似之处。

本书勾勒出一道“论证弧”，讲述了野外生物殖民化的三种表现。英国人殖民的初级阶段以剥削和灭绝为主，特点是殖民者努力驯服动物界并将印第安人生产的动物制品导入新的经济轨道；动物殖民化的第二种表现则出现了美国特色，目的是直接利用本土生物，将其视为自然资源池以扶持独立有产者并供养发展中的市场化社会；19 世纪末，出现了动物殖民化的第三种形式，其重点是建立野生环境的有界区域，以便在区域内保护美国的动物遗产。野兽成为国有资产，法律对人接触和利用野兽的行为进行了规范，这使得野兽在法律框架下获得了保护。于是，在这个被通称为“保护运动”的美国政府殖民阶段，野兽转化为“野外生物”。

英国人殖民、美国人殖民、美国政府殖民并非完全独立、彼此分离的三个法律发展阶段，每种殖民的要素都能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找到。但是，19 世纪末各个方面的总体趋势是政府所有和政府控制。因此，这部关于美洲动物与殖民的故事延伸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历史，其原点并非进步主义时代对自然资源消亡的忧虑。相反，进步主义时代的保护运动——包括相应的游戏规则，还有国家公园、森林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区——代表着殖民的顶峰。这是一个争议性过程的终结，该过程旨在用理性的方式调整环境、清空土地并将土地转换为有边界和特定用途的片区，从而达到从原住民手中合法占有土地的目的。而野外生物则对这个过程增加了挑战。如此讲来，英国人殖民北美洲发生在一个有生命力的环境中，而非只是在静态的景观中。

“进步主义时代的保护运动”——熊与游客

长久以来，美国殖民史研究都是在静态背景下开展的，主要着眼于讲述人类为塑造殖民过程所付出的努力。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完全无视自然界。事实上，几乎任何关于早期美洲的著作都会一笔带过地提及欧洲人在“新世界”发现了一个陌生却资源丰富的自然环境。学界早已认识到，近岸渔业与毛皮贸易是殖民地发展中关键的经济推动力。50 年前或更早的殖民史学家认为，野外环境是“美国例外论”的一个源泉——至少也是一个隐喻，并对此多有阐发。这些 20 世纪早期到中期的著作企图解释英国殖民美洲活动的特殊性，其中一大主题就是殖民者努力在空旷的异域“定居”并将其“驯服”。之后一代学者少了些自吹自擂的口气，将欧洲人在美洲的“探索”和“定居”重新解读为征服与入侵。这些史学家承认——即使只是间接承认——殖民者对自然资源的获取与掌控，是剥夺和消灭原住民及其文化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历史编纂又发生了转向，学界将注意力投向作为早期美洲史主题之一的文化互动与调适。但在这里，自然界往往还是以配角的身份登场。研究者揭示了欧洲裔美洲人与印第安人努力适应共存而非消灭彼此的种种手段，以维持美洲环境资源下的跨文化贸易。总体而言，早期美洲史研究者已经使土地和土地上的动物在学术文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是，这些研究中的环境大体上是被动的状态，其仅仅作为自然资源库，等待着人类将其开发并转化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工具和武器。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环境史学家尚未想到自然界会在美洲殖民史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尽管最早的美国环境史著作对其讨论的年代要晚得多——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然而，当时已经有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这样一种概念，认为殖民是一个涉及“土地变迁”的环境过程，它有意或无意地促进了欧洲人对新世界的支配。“后来有不少专著，其中一些是动物史分支领域的先行者，它们赋予了动物积极的角色，表明引进的家畜——比如乳牛、猪、绵羊——如何充当了帝国的代理人并推动了殖民者的事业。

近年来，本土动物史研究变得更常见了，过去 20 年间出现了针对狼、鱼、野牛和其他早期北美洲动物的专题研究。这些著作考察了人类与特定野生物种的交往过程以及对其的态度，其中主要关注欧洲殖民和早期国家工业化对野生动物造成的深远破坏性影响。因此，尽管环境史学家已经将动物带到前台，甚至允许欧洲家畜在北美洲殖民化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但研究者仍然主要将北美本土动物视为殖民叙事展开中的客体，而非独立主体。

本书的“动物转向”将野外生物视为英属北美殖民进程的参与者。作为英裔美国人占有合法性的挑战者，本土动物给殖民带来了各种障碍。殖民当局必须先应对各种野外生物的特定行为，然后才能切实支配北美洲。英国殖民化需要再造地貌：要迁移原住民，以便创造出空旷的荒野；要将外来人口迁移进来；还要将土地转化为有边界和具体用途的区块。这个再造过程的每一部分都因野外生物而变得复杂了起来。本土动物为美洲原住民提供了抵抗迁移的武器，本土动物的存在也为印第安人的领土主张提供了合法依据。英国人引入家畜在土地上放牧，而野兽消灭了家畜。殖民者为了分隔开用途不同、产权人不同的土地，于是设立了物理和法律边界，而野外生物跨越了这些边界。为了回应这些挑战，英属美洲当局被迫调整策略，根据每种新的野外生物边疆来重新界定法定所有权。如何既不让承诺中的美洲野外生物优势落空，又能将美洲动物殖民化，这是困扰了立法者几个世纪的难题。由此，野外生物要为塑造英属北美殖民化进程的特殊性负责。

“河狸大生意”——毛皮贸易

接下来，本书的每一章都会探讨野生物种阻碍殖民者重塑北美地貌计划的具体实例。河狸、狼、鱼、鹿和野牛的特定行为习惯为殖民者带来了不同的障碍，也为被殖民者提供了抵抗的工具。本书每一章都聚焦于一种特定的占有表现：定居和殖民边界、开垦土地、私有财产和公共权利的概念、非法侵入、印第安人的所有权与占用。然而，这里考察的各种动物和历史冲突不仅仅是提供一系列有启发性的案例研究。这几种野外生物——河狸、狼、鱼、鹿、野牛是在早期美国受到法律规制最多的动物。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它们都是当局和移民共同的关注点。它们的故事可以绘制于一条从东向西的线上，总体遵循动物殖民化三种表现的时间发展顺序——17 世纪，英国人殖民的特点是猎取河狸皮和灭狼；美国建国时期，其殖民的表现是围绕洄游的鱼和迁徙的鹿展开的冲突；到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政府殖民时期表现为对南方平原野牛的处置。总体来讲，这些动物的历史勾勒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是野生动物的行为，一方面是殖民者占有和支配美洲环境的观念变迁所受到的种种限制。

在讲述这些动物的一个个故事之前，我先要概述几个世纪中欧洲探险家、传教士、旅行者、博物学家等人与美洲动物的初次相遇和相继留下的记述。英国殖民话语反复宣称，美洲有丰富的动物可以用来为移民社会服务。”随着殖民进程向内陆推进，接连跨过野外生物边疆，各路鼓吹殖民的英国人都在宣扬本土动物的潜力与好处。当殖民者逐渐熟悉了环境，他们便通过科学观察、日常实践和法律手段将野外生物圈定起来，试图将对生物资源的愿景化为现实。这些观察者不再仅仅将本土动物视作商品，因为他们设想到了多种利用动物为殖民事业服务的方式。

当然，在英国殖民者与美洲动物最初的一些接触中，他们尤为感兴趣的是那些能够直接从环境中获取并转化为可售卖货品的动物。河狸皮是 17 世纪初切萨皮克湾毛皮贸易的关键商品，我们会在第二章中重点讲述这部分内容。如该章所示，相互竞争的欧洲列强对地域广大、界定不明的美洲地域提出了大范围的领土主张，而河狸则揭示了这些主张的局限性。河狸的习性和分布将殖民者的注意力引向外界，从拥聚在海岸的移民社会转向偏远未知的美洲内陆。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殖民官员与投资者较晚参与河狸贸易，当时河狸贸易所在地域正在脱离他们的控制，于是他们也卷入了与其他殖民地争夺这种宝贵动物性商品的冲突中。为了实现河狸的经济收益，当局一方面拓展殖民地，一方面虚化属地主张，同时鼓励印第安猎人和商人穿越漏洞越来越大的殖民地边界。这些动向引发了边疆移民的反叛，让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等陷入了大面积的冲突，包括 17 世纪的所谓“河狸战争”。切萨皮克湾河狸贸易尽管持续时间短，却造就了一个竞争性个人主义妨碍制度发展、变动不居的联合关系占据上风的边境地带——它模糊地分隔了两种社会，一种是印第安人为主体的内陆拓殖榨取区域，一种是殖民扩张中的东部移民社会。

“无益于人的野兽”——猎狼

狼挡在了扩张的路上。第三章讲述了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狼如何妨碍了英国式的个人占有主张，这种主张的基础是圈围和开垦土地，移民通过放牧和种粮的手段来主张自己的法律占有权。捕食性动物和害虫改变了习性，开始攻击外来物种，从而直接妨碍了这一驯养培育过程。从切萨皮克来到肯塔基的边疆，移民将野外生物的破坏与个人事业以及整体殖民事业的失败直接联系了起来。起初，当局自信有能力通过根除狼和其他害兽来改造地貌，于是制定法律鼓励消灭捕食性动物。但事实证明，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殖民者仅仅开垦自己的土地并在四周围上栅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狼和其他捕食性动物不会尊重英国的所有权标识物。狼占据的野外，也必须被纳入殖民地秩序。到了 18 与 19 世纪之交，狼的行为已经根本性地改变了英国人的殖民活动，边疆移民的关注点不再是圈地和开垦，而是转向自由放牧和打猎，由此产生了美式殖民的一大特征。

第四章考察了美国建国初期弗吉尼亚与北卡罗来纳山麓鱼类的争端，进一步展现了向美国人殖民的转变过程。洄游鱼类有作为生活物资与有利可图的商品的双重价值，它们的流动性似乎违背了私人产权，从而围绕占有权的法律界定产生了争议。鲱鱼等野生鱼类无法与其所处的河溪分离，于是模糊了开放获取资源、公共权利、公有产权、私人财产之间的界线。随着 18 与 19 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发展，河流经历了工业化，磨坊水坝业主、汽船公司、商业捕鱼从业者、河边居民和当地居民几者之间出现了争夺水资源的情况。每个群体都提出了对鱼类及其所居河流的法律权利，这些权利不仅彼此有竞争关系，有时更是针锋相对。鱼类的行为表明，英裔美国人那种产权固定且可分割的理性使用土地的观念，难以与流动不定的野外生物相调和。

白尾鹿也存在流动性的问题。第五章将跟随这些行踪不定的动物和猎鹿人，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两侧的西部地区，从 18 世纪末进入印第安人迁移时代。这一章将展示，鹿的习性何以会鼓励商业鹿皮猎人无视美国殖民者树立的固定占有边界。当欧洲裔美国猎人非法侵入私人领地，进入印第安人所主张的猎场时，立法者企图遏制纠纷，起初的方法是阻碍美国猎人流动，后来则是为美洲原住民指定了一部分猎场并立法予以保护。英属美洲当局无视肖尼族对肯塔基猎场的主张，采取了无限制公共猎场的立场，支持边疆定居点和成长中的南方鹿皮贸易。相比之下，切罗基族、克里族、契卡索族等印第安人更好地为南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东部、佐治亚州的猎场争取到了法律保护。独立战争后，美国政府判定这些区域不可侵犯，这一点在 19 世纪 30 年代成为印第安人迁移的一个理由。立法者将美洲原住民的猎场权与鹿而非土地绑定在一起，从而确保自己发明的“印第安人权利”仅仅赋予其暂时的土地占用权——等到没有鹿的时候，这项权利就可以废除了。

“鹿的数量那么多”——猎鹿

在南方平原，美国殖民者逐渐将“占有”理解为一个占用问题，包括动物占用和人类占用。第六章讲述了美洲野牛，即美洲最后一个数量多且体型大的本土物种是如何挡住殖民传播者的路——有时就是字面意义的挡路——从而妨碍英裔美国人掌控平原。野牛的行为塑造了南方平原印第安人的文化与经济形态，也促进了科曼奇族和基奥瓦族等部落的活跃。尽管早就有美国观察者预测野牛即将灭绝，但事实证明，这种动物具有超出预期的韧性。即便野牛数量在19世纪呈下降趋势，但这些野兽还是为美洲原住民提供了一种维护其对西部草原宣称主权的手段——尽管这种手段愈发象征化。南北战争结束后，于旨在建立边疆秩序的条约中，野牛也是缔约方。即便野牛数量少了，但它们的存在也铸造了一把通往原住民占有权与印第安人主权合法化的钥匙。于是，野牛不仅参与经济，也成为政治的参与者。1874 年至 1875 年，得克萨斯州潘汉德尔爆发了印第安人起义（史称“红河战争”），这是 19 世纪晚期美国平原发生的众多冲突之一。此事件表明了野牛、原住民占用、政治势力与法律占有权之间相互交织关联。

后来有人将这起事件称为“野牛战争”。归根结底，作为关系方的平原野牛揭露了一种矛盾，一边是殖民者对大量无主野外生物抱有的希望，一边是英裔美国人以合理有序环境为基础的占有主张。到了 19 世纪末，许多欧洲裔美国人都承认野牛的命运与美洲原住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尽管他们会慨叹，想象中的独特美国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要素消失了，但大多数人都认为，野牛和“印第安野人”的灭绝是殖民自然进程的一部分。然而，鲜有人承认野外生物在拉长殖民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铁路线上射杀野牛”——猎牛

美国人与本土动物打了几个世纪的交道，其间对“野外”赋予了丰富的文化价值。尽管野外生物给殖民者造成了重重障碍，但就丰富无主的野外生物的宣传承诺，一直贯穿于漫长的殖民发展过程。“野外”既是移民的推动力，也是移民的障碍物。到了 19 世纪晚期，人已经占有了土地，野牛濒临灭绝，活动家和立法者遂设法维持和保护残留的美国野生环境遗产。他们征用土地、迁移原住民、重塑地貌，以便适应新的用途。他们建立了另一套法律制度，用来管理第一批国家森林、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包含的土地和动物。”法律部门划立了一块块荒野，动物可以在里面过“野生生活”，前提是它们不越过法律规定的土地边界。这便是殖民的胜利，野兽以国有财产的身份成为野外生物。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从动物角度讲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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