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球思考直面全球问题

余江/文

在今天回看冷战终结后的三十年，我们发现历史没有像知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预言的那样走向平稳的终结，而是迎来充满动荡的变局。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保持稳定增长的神话破灭，不平等加剧和阶层固化的顽疾凸显，社会对立与民粹主义浪潮汹涌；在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推动下，传统地缘政治板块发生重构，地区冲突烽烟再起；新冠疫情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领域的冲击，也从经济保障、社会治理和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考验；还有日趋频繁且剧烈的极端天气事件，警示我们气候变化的全球威胁已迫在眉睫……

《长期危机》一书试图探索这个动荡时代的特征、根源和解决之道。该书醒目的书名及其传达的深意：冲击、挑战和调整将长期持续，世界不会很快走向“均值回归”，不要幻想再重返之前的舒适区。该书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三个结构性巨变：从单极世界走向多极世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已不足以维持全球秩序，权力真空引发冲撞，选择多边结盟的摇摆国日渐增多，世界事务需要更多国家的通力合作；从新自由主义走向新民族主义，互利双赢的贸易逻辑正在被有输有赢的零和博弈取代，从过去的经济利益驱动政治决策变成政治因素主宰经济决策；从超级全球化走向有管理的轻度全球化，在愈发考虑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资本、人才、技术、能源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更多限制，全球供应链正发生深度调整，出现生产回迁、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等阵营组团现象。

但不管世界如何调整和撕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却无可回避。书中谈到的一个例子令人印象深刻：2021年3月23日，横扫西奈半岛的沙尘暴造成排水量达22万吨的巨轮“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搁浅，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的交通大动脉就此堵塞，数百艘货轮被迫抛锚停航，上千万吨商品的输送被中断，数万亿美元的市场发生波动……“长赐号”事件是不折不扣的全球经济缩影，它由德国运营商负责管理，所有权归属日本人，被中国台湾地区的一家企业承租，由印度的船员们驾驶，到某位英国经纪人那里投保，悬挂巴拿马国旗，在埃及的国土上发生事故，影响遍及全球。所幸，救援力量被很快动员起来，包括从欧洲赶来的世界上体量最大、动力最强的两艘拖船。专家们担心会延续数周或数月的运河堵塞，在6天之后就被打通。“长赐号”造成的全球供应链断裂，依靠全世界的精诚合作被迅速修补。

秉持同样的合作精神，《长期危机》强调：今天我们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都是全球性的，因而需要全球性的思考方式，寻求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在经济增长领域，许多先进国家面临生产率增速下滑、老龄化加剧、不平等恶化等痼疾。但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正在加速，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很多亚洲和非洲国家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利用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可望显著提升他们的生产效率，再现之前的东亚增长奇迹。不过，当前面临着与20世纪不同的挑战，特别是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发展可持续性。2022年的巴基斯坦洪水淹没了近三分之一的耕地，导致上千万人流离失所，需要食品救济。该书提醒我们，有时候人们把可持续性理解为与经济增长不同甚至对立的议题，其实可持续性本身就是长期增长议题的一部分。巴基斯坦洪灾等众多极端案例表明，如果没有可持续性的保证，增长成果将极为脆弱，一旦灾祸降临，弱势人群和贫困国家很可能首当其冲。而要想实现包容性、可持续的快速增长，实现全世界的普遍福利增进，各国必须在市场开放、产业分工、排放控制、技术分享等方面达成共识与合作，必须培育与维护和平互利的国际环境。

从推进全球合作的角度看，《长期危机》拥有堪称梦幻组合的作者团队。首先是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和财政大臣。作为21世纪初工党政府长期执政时期的核心人物，他承担了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重任，并且是2009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实施1.2万亿美元联合干预行动的主要推手。他还在2009年推出《气候变化法》，使英国成为全球首个为应对气候危机制定长期法律框架的国家。其次是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这位出身于埃及的华尔街大佬曾执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动荡时期表现不俗，此后担任过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剑桥大学王后学院院长、《彭博新闻》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等职务，在商界尤其是金融领域有丰富的实操经验。第三位作者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教授，信息经济学大师，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获克拉克奖。他曾担任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致力于促进减贫、发展和全球合作，并有数十次访华经历，多次作为嘉宾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他参与的项目报告《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还获得第17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这三位作者相识已久，作为政府、业界、学界的领军人物，经常就世界经济的棘手问题和发展趋势交换意见。本书反映着他们对当期局势的共同担忧与寻求出路的共同期望，很容易看到三人在职业阅历和知识储备方面的互补。例如在探讨重塑国际秩序、改造国际组织的部分，既包括斯宾塞对战后经济贸易发展的历史梳理和经验总结，又能看到布朗对危机处理中与其他国家和多边组织领导人开展对话的回顾，还有埃里安关于利用金融创新工具，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杠杆率、解决可持续发展融资难题的具体建议。

在医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一些长期疾病依然没有灵丹妙药，而是需要人们防微杜渐，特别是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长期危机》一书或许会给读者类似的感受。本书着眼于长远视角和全球格局，涉及的问题、分析和办法都颇为宏大。在若干议题上，几位作者也不得不感慨挑战之艰巨，例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设定的在2030年实现减排43%、在21世纪末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以及如何约束各国借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行动等。但他们依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努力，而且，许多问题的解决和目标的达成，需要成千上万家商业机构、非营利性组织、创新企业乃至普通公民的共同觉醒和参与，这也是该书的初心。

未来充满变数，但希望仍存。《长期危机》对此有些经验之谈。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爆炸，让许多人预言悲剧不可避免，然而诺曼·博洛格博士开发的半矮秆高产小麦在几年内让许多国家的粮食产量翻番，掀起“绿色革命”。1985年宣布发现臭氧空洞之后，联合国推动发起《蒙特利尔议定书》，陆续得到世界各国的签署支持，被破坏的南北极臭氧层到今天已基本修复。危机可能带来灾难，危机也往往伴随着重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是在二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推动了西方七国集团的成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又促使二十国集团首次发挥实际作用，让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是的，世界正在改变，但如何改变仍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作者余江为《比较》特邀编辑；本文为《长期危机》一书译者评论）

责任编辑：刘锦平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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