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亚尔希-米洛：美国重建信誉才能阻止战争？这样想会适得其反

【文/凯伦·亚尔希-米洛，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一个国家会因为出了名的软弱而遭到攻击吗？许多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在推断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领导人缺乏出兵决心后，才于2022年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针对俄罗斯2014年并入克里米亚，2018年涉嫌“在英国毒杀一名叛逃间谍”，西方国家仅仅施加了毫无杀伤力的制裁。接下来是美国2021年从阿富汗仓皇混乱地撤军，似乎进一步暴露出华盛顿的缺乏决心。

在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宣称，俄军的进攻是为“测试西方的决心”。如今许多人同意，为了向俄罗斯证明自己的坚定决心，美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冒着核战争风险的升级。

但华盛顿表演舞台下的观众远不止普京一人。在世界各地，美国的信誉似乎正不断遭受质疑，美国的对手正在挑战其霸权，盟友则担忧华盛顿是否会伸出援手。特朗普有可能再度当选总统并奉行更加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只会进一步增加盟友的焦虑。

在中东，自从哈马斯去年10月发动“恐怖袭击”后，面对美国要求保持克制的请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复地表示不屑一顾，而伊朗的代理人势力正肆无忌惮地袭击美国目标。

在全球南方，美国艰难地试图说服各国在一场所谓“民主对抗专制”的斗争中站在自己一边。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今年2月份接受《外交事务》杂志采访时感叹道：“似乎已经没有人会害怕我们（美国）。”

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去年9月在“外交事务”网站撰文，形容美国是一个“失能的超级大国”

许多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事态的发展是美国的过错——美国实力与决心在世界上的信誉曾经坚如磐石，如今已碎了一地。能否恢复这一信誉取决于美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等合作伙伴。这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国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表现，如果它优柔寡断，其对手就会有恃无恐，其盟友将被抛弃。

长期以来，各国领导人都高度关注一个国家的信誉（即在国际社会面前言出必行的可能性）问题，尤其是当他们威胁动用军事力量时。为了捍卫关于动用武力的信誉，华盛顿不惜参与或发动在朝鲜、越南与伊拉克的战争。然而，在“国家信誉很重要”这一共识的背后隐藏着诸多不确定性：如国家信誉是如何建立的，它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着国家间关系，以及如何在避免冲突升级或引发不必要战争的前提下维护与重建国家信誉？

过去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界掀起了新一轮研究国家信誉的热潮，尤其是针对“关于动武决心的信誉是如何建立的”这一主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其它条件相同的前提下，维持一个“有决心动武”的国家信誉对于威慑对手与安抚盟友同样重要。

但这也表明，领导人对本国信誉的影响远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大。毕竟，一个国家的信誉取决于旁观者的看法，取决于对一国对手复杂心理的盘算。信誉是关于信念的信念，几乎无法被人为操控，其影响应该引起美国决策者的重视：“美国重建国家信誉的努力代价高昂，容易遭到误读，甚至会适得其反。”

对决

当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纳粹德国在1938年同法国、英国达成《慕尼黑协定》后，“信誉”（credibility）一词进入了国际关系的词典。它指的是那些对希特勒表现出绥靖倾向的领导人所缺乏的东西。“决心”——指一个国家在危机中坚持捍卫本国主张的意愿——只能算是“信誉”的一个组成部分；物质实力与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也至关重要。

然而，随着冷战的到来，维持一个“有决心动武”的信誉越来越占据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等理论家主张，考虑到美国当时为保卫遥远盟国新作出的承诺，美苏两大对峙阵营开展的全球斗争以及核冲突等攸关存亡的风险，维持信誉是威慑与战胜苏联的关键元素之一。谢林在1966年写道：“面子是少数几个值得（大国）相互争夺的东西之一。”

谢林开创性的理论工作塑造了冷战时期多位美国总统的理性主义思维。他强调，一个国家对任何一场危机的回应都与未来的潜在危机存在关联，哪怕这些危机的类型完全不同，因为对手会假设该国的行为具有连贯性。这一假设表明，大国间的相互威慑取决于向对手发出清晰无误的信号，并维持先前做出的承诺。

在冷战时期，这样的假设推动了美国执行遏制战略，将注意力集中在印度支那半岛等边缘地带。虽然美国在越南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利益，但时任总统肯尼迪与林登·约翰逊依然认为，美国动武的决心在越南面临考验，于是他们不断被卷入在南越抵抗共产主义力量的战事中。

肯尼迪（右）与约翰逊（左）的总统任期内，美国大幅升级了对越南的军事介入

冷战结束后，第二波学者开始质疑，有关一国动武决心的信誉是否根本不重要。达里尔·普雷斯（Daryl Press）认为，既然大多数国际关系的困境都被纳入了新的考量因素与独特的利害关系计算，在预测一个国家未来的行为时，分析“当前的利益与能力”要比研究其过往行为更重要。乔纳森·梅瑟（Jonathan Mercer）认为，关于国家决心的信誉很难建立，且本质上具有主观性：各国领导人更倾向于相信其对手是意志坚定的，而盟友是意志薄弱的。

冷战后的这一派学者认为，由于一国对其它国家信誉的判断是主观的，信誉似乎也不太能预测当下的国家行为，因此并不值得努力去维护。当美国陷入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漫长战事后，这一派观点对美国决策者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人开始质疑，美国政府拖延这两场战争，是否主要是为了维护其国家信誉——以及华盛顿是否真的能从维护动武决心的信誉中获得任何好处。

2013年，西方指控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越过了美国政府设置的红线。2016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为自己没有做出攻击叙利亚的决定辩护：“最糟糕的动武理由就是向某人投掷炸弹，只为证明你愿意下决心向某人投掷炸弹。”

关于决心的科学

过去十年来，新一代国际关系学者采用了全新的统计学方法，对新近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并结合基于调研的实验，对信誉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做了更加细致入微的研究，在那些主张国际关系“信誉万能论”与“信誉无用论”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一个国家展现出“愿意动武的决心”这一信誉，那么它确实能改变对手的行为。比如说，亚历克斯·魏斯格（Alex Weisiger）与笔者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面对危机时选择退缩的国家在第二年面临挑战的可能性，是那些坚守立场的国家的两倍多。

然而，表明一个国家的决心可能比想象中更困难。随着时间推移，反复展示决心的做法可能会变得僵化且失效——甚至会适得其反。美国在越南发动战争，部分是为了展示其遏制共产主义的决心。但这场战争却让后来的美国总统对于卷入遥远地区的冲突产生了抗拒心理，从而削弱了美国的动武决心，并大大降低了美国日后发动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后来，这种厌恶情绪被形容为“越战综合征”。

范·杰克逊（Van Jackson）的研究也表明，由于一个国家的承诺往往是多面向的，努力证明一种形式的决心可能会削弱其他形式的决心。例如，朝鲜在同美国的危机中频繁发出威胁，帮助其建立了“愿意动武的决心”这种信誉。可是，当朝鲜未能兑现其威胁时，这样做反而暴露出前后矛盾与缺乏诚信。朝鲜试图表现地强硬，却证明了自身的善变。

不过，新一轮研究中发现的最大悖论是，一个国家的信誉并不取决于它自己，而是评估这个国家的各方。笔者自己的研究发现，国家领导者往往具有选择性倾向，相比同样相关甚至更相关的评价指标，他们会对自己眼中更突出的因素（比如对别国领导人的个人印象）给予更高的权重。

唐·卡斯勒（Don Casler）在2022年的一项类似研究中也发现，决策者对国家信誉的判断受到他们自身经历与背景的影响。比如，情报和军事系统出身的官员倾向于关注一个国家当前的实力，而外交官则更加关注其领导人的言行一致性（或缺乏一致性）。

个人观念也很重要。近年来关于国家信誉的学术研究表明，行为体对其它行为体的评价受到非理性因素的深刻影响，比如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或选择性偏见）、动机性推理与意识形态倾向。

例如，约书亚·克尔泽（Joshua Kertzer）、乔纳森·伦尚（Jonathan Renshon）与笔者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鹰派决策者对别国公开发出的威胁的重视程度要低于鸽派决策者，前者更倾向于将军事动员等实际行动视作展示动武决心的可信信号。

克尔泽、布莱恩·拉特本（Brian Rathbun）与妮娜·斯里尼瓦桑·拉特本（Nina Srinivasan Rathbun）的类似研究也发现，相比鸽派决策者，鹰派更倾向于认为对手缺乏遵守承诺的信誉，这表明固有观念会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正如特朗普准备退出奥巴马时期签署的《伊核协议》前，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我们知道他们（伊朗）在违背协议……我们只是还没有找到证据而已。”

或者看一看美国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的案例。那些关心美国整体国家信誉的人可能会得出结论，撤军计划与糟糕的执行过程向对手暴露出美国的意志薄弱、缺乏决心。但是，那些更关心美国言行一致性（相信这意味着“说到做到”的重要信誉）的人可能会说，撤军体现了美国极高的信誉。毕竟，拜登总统兑现了从阿富汗撤军的竞选承诺，说明他言而有信。

更复杂的是，旁观者们不会仅仅从一位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来判断其决心；他们也会基于对这位领导人如何评估自身决策的看法来下判断。

1969年，朝鲜击落了一架美军侦察机，导致机上31名美国人死亡，而美国政府选择不作出报复行动。时任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试图将这一态度描述成美国实力的体现，他说：“弱者才会鲁莽行事，强者必须更加克制。”

1969年4月15日，一架美国海军EC-121预警机在日本海公海上空被朝鲜战机击落，美国最终没有选择军事报复

如果旁观者相信罗杰斯说的是真心话，那么这个决定可能会提升关于美国决心的信誉。然而，如果他们认为罗杰斯仅仅是在强行掩盖自身的软弱，或者美国拒绝做出报复的决定纯粹是在发出一个关于信誉的信号，那么旁观者可能会彻底无视这一声明。这便是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的“信誉悖论”。归根结底，人们在揣测他人意图时也会带上自身的偏见。

信号还是杂音？

关于信誉，更具体地说，关于决心的争论在中东地区最新一轮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这场冲突的一种解读是，伊拉克战争的失败、未能在叙利亚问题上兑现红线以及从阿富汗的匆忙撤军，直接导致了美国在中东的信誉赤字，令伊朗及其代理人势力（包括哈马斯武装）更加大胆。

另一种相反的理论则认为，伊朗及其代理人势力相信美国拥有极高的信誉，只要他们攻击美国的盟友，华盛顿就会被迫做出军事回应，然后被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

两种说法可能都具有一定真实性。但它们对美国对手的思路做出的假设几乎没有办法得到证明，比如，伊朗或哈马斯领导人在评估美国动武决心时究竟是如何思考的。

当以色列在2006年的黎以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真主党武装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承认，如果他提前知道以色列会做出如此强力的反击，他永远不会下令绑架两名以色列士兵，这是那场战争的导火索。

哈马斯或伊朗的领导人不太可能公开发表类似的声明——就算发表了，也未必能准确体现出美国的信誉赤字是否影响到他们的考虑。而就算其领导人公开、明确地承认，他们对美国动武决心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这种声明也可能仅仅具有表演性质。

因此，决策者在下结论前必须非常谨慎：首先，他们需要理解对手如何看待他们的国家；其次，必须证明这种看法同某个行动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哈马斯去年10月7日发动的袭击可能与华盛顿在中东的信誉根本没有关系。它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以色列威慑力的失效。这取决于一系列局部因素，比如以色列和沙特关系正常化谈判的走向，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动荡等。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也可能与俄领导人的心理想法有关。如果把众多全球混乱都归咎于美国失去了信誉，这很容易夸大华盛顿塑造国际事件的能力。

美国的信誉赤字也经常被拿来解释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度。一个常见的论点是，如果美国不支持乌克兰，就会向中国发出关于美国决心的信号，导致中国大陆更有可能武统台湾。然而，俄乌冲突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战略决策，只有中国领导人才完全清楚。正如杰维斯指出，不是每一个行为都具有充分代表性。

信誉的风险

对美国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是避免陷入对信誉的焦虑中。归根结底，美国如何看待自己的决心与信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旁观者——对手和盟友如何看待，这是美国很难控制的。

现在执着地弥补美国的信誉赤字不仅可能难以带来好结果，还会引发巨大风险。如果美国人的共识是，一个失信的美国是导致世界混乱的罪魁祸首，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得出如下结论：美国的对手将更大胆地挑战美国利益，这会招来美国更加鹰派的政策回应与释放代价更加高昂的信号。而信号传递的过程反过来将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危机、军备竞赛甚至战争。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4月宣称，中国等国家正在关注美国能向盟友提供多少支持，美国需要展示“支持盟友”的决心

当然，华盛顿必须尽可能地发出更加可信的威胁，让盟友放心，并表明美国对以色列、台湾地区与乌克兰等争议地带的重要关切。但与一些决策者的认知相比，国家与领导人有更多重建信誉的选项：既有公开的方式，也有不公开的方式，或者两相结合。

提供军事援助或者调动航空母舰可以表明一国的决心。美国也可以采取行动来避免破坏自身的信誉，比如，不要公开宣布美国打算从某个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或是不要公开设下自己不愿意执行的红线。

总之，那些认为美国面临信誉赤字的人总是会过度强调这个国家过去的行为。过去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华盛顿正在发出的信号是否依然可信。

美国的决策者有时也会过于从全球角度考虑信誉问题，并假设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美国行为，从美国外交政策（甚至在另一个地区执行的完全不同的政策）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实际上，其它国家对美国形成看法的出发点十分不同，这取决于那些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及领导人的心理想法。美国决策者必须更仔细地分析多个不同对手的心理，否则，就算发出代价高昂的信号也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在传递决心、维持威慑力的问题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

美国的对手甚至可能不会把绝大多数注意力放在美国的海外行为上，而是更加关注其内政。相比美国有没有在海外采取任何行动，最有可能促使俄罗斯试探美国保卫基辅决心的因素，反而是美国内政的极化现象。

最新的研究表明，当一位总统在国内危机中表现出强有力的决心时，这有助于提升他们在国际上的信誉。当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1年解散了发动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PATCO）后，这提升了苏联领导人对里根决心的看法。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肯尼迪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追求谈判解决方案的决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令他感到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肯尼迪对待莫斯科的态度，而是对方为了避免一场灾难，不惜推翻来自美国军方高层的建议。

对于领导人或国家来说，关于决心的信誉是最难控制的事情之一。如果没有仔细研究美国对手的心理，包括他们对美国形成看法的不同方式，那么任何分析评估都将是不充分的。归根结底，要想重拾在国际上的信誉，美国可能先要解决一个更为棘手的任务：重新恢复国内的团结。

（原文发布于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原标题：“信誉的陷阱。” The Credibility Trap. 本文翻译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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