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看胡适在中国近代白话运动史上的地位|胡适_新浪财经

《琐言赘语》是著名历史学者李孝悌的社会文化史代表作，揭示明清以来文化、城市与思想的多个面向，展现隐藏在城市深处和历史尘埃里的生活真相。

全书内容横跨五百多年的历史，从明代洪武年开始延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涉及城市社会、思想启蒙与文化等多个议题，为了解明清以来的近代中国，提供了有趣的细节。作者运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立足于御制文集、经世文编、戏曲民歌等材料，通过“志怪笔记”“历史掌故”“城市风貌”等主题，呈现了帝王、士人、知识分子以及下层群众的众生相，构建了一个活色生香的近代化世界。

以下经“大学问”授权发布，节选自第七章《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从清末的白话文谈起》。

白话文的发展，在清末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与社会运动。这当然不是说白话已经取得绝对的优势，成为当时中国各地普遍使用的书写工具。毫无疑问，白话的使用基本上还是在一些大城市里比较风行。事实上，这跟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的趋向若合符节。最近萧邦奇（Keith Schoppa）对浙江的研究就指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他根据人口、财政等几个因素，把浙江分成内、外核心与边陲等四个区域。内核心（inner core）区的现代化发展最见成效，其他依次递减。20 世纪初期，清政府鼓励各地设立议会等各种自治机构，以及商会、农会、教育会等职业性的团体；这些团体成为当时各项改革和新政的主要推动组织。而不论是这些团体的数目还是推行的新政，都是越核心的地区越多，也越见成果。核心区的领袖对变革有敏锐的感触，致力于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积极提倡教育、经济方面的改革；边陲地区则变革迟缓，传统的势力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就现代式的新闻事业而言，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为止，就只存在于内核心区。

准此而论，白话文在大城市的特别风行，毋宁是非常自然的。当然这也不是没有例外。像以写鸳鸯蝴蝶派小说著称的包天笑，年轻时也在家乡办过《苏州白话报》。报纸出刊后，他们并不向城市里销售，反而发往乡村城镇，并且特地派人到乡间去贴报纸。这份每册只有八页的旬报，第一期共计售出七八百份，都是由各乡镇的小航船带去卖的，许多市镇的小杂货店也代为寄卖。而上文举的一些告示等宣传品，特别是各县政府印行的，很有可能传布到乡间。类似的例子不多见，也不会影响到本文的论旨。因为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过去我们对清末白话文的发展，多半都忽略掉了，更没有人把这项发展放在清末开民智的思潮和运动中去估量其意义。事实上，即使仅是清末白话文在数量上的统计数据（像上文中提到的白话报的数目、《京话日报》的销售量、某些传单印发的张数等），也足以让我们思考它们在质量上可能造成的转变和意义。进一步看，整个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为日后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些重大动向（这些动向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共产党和非共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社会的层面走向人民的各种运动），开启了具有实质意义的源头。史华兹教授认为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王国维那一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突破的一代，这可以说是一个有洞烛力的论断。就白话文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清末最后十年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白话运动史真正的开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绝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异物，而是清末白话发展的延伸和强化。换句话说，清末的白话和“五四”的白话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发展，而是同一个延续的、不曾断绝的新的历史动向的产物。

我们说“五四”白话和清末的白话属于同一个不曾断绝的传统，最直接的证据是领导 20 世纪 10 年代白话文运动的两个台柱——胡适和陈独秀——都在 20 世纪 00 年代的主要白话刊物上写过大量的文字，而且其中的一些主张成为 20 世纪 10 年代启蒙运动中新思想的要素。像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中连载了好几期的《恶俗篇》，就对传统的婚姻制度大加抨击。对陈来说，传统婚姻制度的最大问题是“不合情理”，他特别为这种制度下受到迫害的女性，大发不平之鸣。他还举了安徽“等儿媳”的风俗来说明。在这个习俗下，没有儿子的人家常常先娶了媳妇，等儿子出生。如果不幸这户人家一直没有子嗣，先娶过门的媳妇也要等到二十多岁才可以另外择配。即使这户人家有了儿子，也总是“十八岁大姐周岁郎”“那媳妇也少不得守十几年青春活寡，才能够成亲婚配”“你道这是天地间何等不合情理的惨事哩！”陈独秀这种质疑的口气和态势，已经颇有“五四”时期鲁迅反抗所谓“吃人的礼教”的味道。陈在讨论了其他一些不合理的婚姻习俗后，对男女平等之义再三阐述，并提出女性应该有自由离婚的权利，有不守节改嫁的权利。他还对女子为了取悦男人而装扮自己的做法冷嘲热讽，认为是对囚犯的刑罚，女子的种种饰物就像是脚镣、手铐、枷锁一样。他因此要妇女们反省：“受了许多苦处，装扮得似蝴蝶儿一般，到底是要给他人看呢？还是自己看呢？”分析到最后，妇女努力装扮自己的现象背后所透露的讯息不过是”混账的男人，拿女子来当作玩弄的器具”。这句话和胡适后来写《易卜生主义》，大力推销娜拉时，说娜拉的先生最大的错处，“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几乎如出一辙。陈独秀要女人自省，不要作男人的囚犯，主张女人有离婚的权利，虽然不像后来娜拉为了对自己的责任，为发展个人的自由意志而离家出走那么的戏剧化，也没有像胡适那样全面而深入地点出个人主义的题旨。但在本质上已经强烈地显现出“五四”的启蒙精神。他对西洋婚姻的羡慕，在当时就已经得到回响，在他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上不久就出现了主张婚姻自由的议论。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篇《再论婚姻》的真正作者是谁，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前述的论断：清末的白话和“五四”的白话在本质精神上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即使前者在论证或演绎上不及后者周延、深入，在立场上也不及后者那么激烈或极端，但发展的脉络和痕迹历历可见。

这个发展的过程在胡适的夫子自道中看得格外清楚，上文中胡适说他在《竞业旬报》上写的几十篇文字，“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这一年多的训练不仅使白话从此成了他的一种工具，也预示了他日后文章的风格（“长处和短处”）。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是胡适日后思想的一些要素，在此已可以看出它们的活水源头，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期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了。”举例来说，他从《旬报》的第 3 期起开始连载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叫“真如岛”，目的在“破除迷信，开通民智”。写到第八回时，胡适借主角孙绍武之口，大谈起因果问题来，说：“譬如窗外这一树花儿，枝枝朵朵都是一样，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不多一会，起了一阵狂风，把一树花吹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那许多花朵，有的吹上帘栊，落在锦茵之上；有的吹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这落花的好歹不同，难道说这是这几枝花的善恶报应不成？”这大概是范缜的“神灭论”第一次被人用这么浅近的白话翻译出来。用范缜的反驳因果关系的思想来宣扬无神的观念，并攻击宗教信仰中的种种迷信，在不到十七岁的胡适的思想中已经牢牢地生根，并成为他一生的基本信念。后来到美国留学期间，他又对神灭神不灭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并回忆自己这个见解的发展过程。他说在十二岁时读《通鉴》：“见范缜此譬，以为精辟无伦，遂持无鬼之论，以此为中坚。十七岁为《竞业旬报》作《无鬼语》，亦首揭此则。”到了美国后，因为“稍读书治科学”，才知道范缜在某些地方用类推法作比喻，在论理上有瑕疵。不过这并未影响到他对鬼神之说的立场，反而更足以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持久关注。在 1919 年第一次发表的名著《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胡适又再度引用“神灭论”来说明他的观点。一直到 1945 年 55 岁的时候，他还是对范缜不能忘情，在英国康桥修正写定了《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一文。

胡适另外一个不要儿子的理论，也在“五四”时期反孔非孝的辩论中掀起过漫天波澜，而这种思想的核心也同样见于他此时的言论。在 1908 年于上海发刊的《安徽白话报》的创刊号上，胡适写了一篇《论继承之不近人情》（这篇文章后来被转载在《竞业旬报》第 29 期）。在文章中，他用激烈的口气批评“把兄弟的儿子承继做儿子”这件事，认为是一件“伤天害理，最背伦理岂有此理的风俗”，“是一种剥夺人权的野蛮制度”。他由此更进一步，不但反对承继儿子，并且从根本上发出疑问为什么一定要儿子。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提供了一套崭新的看法：“我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这番议论，后来因为留美期间读了培根的论文，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成了胡适有名的“无后主义”。据胡适日记的记载，他是看了培根的《婚娶与独处论》及《父子论》而深有所感。培根在文章中说道：“天下最大事功为公众而作者，必皆出于不婚或无子之人，其人虽不婚无后，然实已以社会为妻子矣！”“吾人行见最伟大之事功皆出于无子之人耳。其人虽不能以形体传后，然其心思精神则已传矣！故唯无后者，乃最能传后者也。”胡适“以社会为儿子”的独特见解，培根在这里用更具煽动性的言辞表达出来。胡适虽然对培根的人品颇有微词，但对这番议论则大表佩服，不断夸奖其魄力、见地，甚至说出“吾尝疑吾国二千年来无论文学、哲学、科学、政治，皆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其最大原因，得毋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言欤”之类的话。他因此提出“无后”之说，要人人“知后之不足重，而无后之不足忧”。上文提到的《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也是由此演变而来。此外像《我的儿子》等文章，基本上也是这个观点的引申。

陈独秀和胡适在“五四”时的一些思想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00 年代发表的白话作品中，胡适一些有关白话文学的独到见解，在此之前也有人提出过。1904 年发表的一篇提倡白话报的文章中，就提出了“文学进化”的观点。这篇文章开宗明义“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接下来就讨论文学由文言到白话的演化。作者引用涩江保写的《希腊罗马文学史》，认为中国文学的进化和罗马文学的发展相同，都是韵文完备后有散文，史诗工善后有戏曲。宋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行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作者并认为《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实在是白话报和历史传记的先导。这种一步一步的演变，正是“进化之公理”。这些看法和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的议论相比，已经可以说是规模粗具了。

他因此提出“无后”之说，要人人“知后之不足重，而无后之不足忧”。

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有感于官话报既不普及，又不易了解，而提出了“国文”与“国语”统一的要求。这篇文章在这方面的论述虽然笼统、简略，但说它已经有了一点“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意思，应不为过。

除了这些例子，前文中提到的许多白话报激烈抨击当政者的作风和他们的启蒙性格，以及许多白话论述中强烈批评传统习俗的文字，也已经和“五四”反宗教、反传统、反权威与提倡启蒙的几个重要主旨前后辉映。

上面的论述，应该已经把“五四”和清末白话的传承、延续关系阐释得相当清楚。但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说“五四”白话和清末白话有明晰可察的传承、延续关系，并不表示这两个时期的白话运动是相同的。我们如果把清末的白话比成树苗，“五四”的白话文就应该是枝叶扶疏的大树了。虽大树由树苗衍生出来，却不表示大树和树苗是一个东西。事实上，“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和清末的白话发展有着重大的差异。胡适，正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这篇文章的开头，曾经提到胡适对清末白话文的发展有相当的了解。但基本上，他认为这个时候的白话运动有两个重大的缺点。一是“白话的采用，仍旧是无意的、随便的，并不是有意的”。相形之下，民国六年（1917）的文学革命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对这种看法稍加修正，认为前此提倡白话文的人，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曾“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第二个缺点是清末提倡白话的人，还存有“我们”“他们”的心理。“他们”应该用白话，我们则继续作古文古诗。“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了！”上等的士大夫明知道白话文可以作“开通民智”的工具，自己却瞧不起白话文，认为白话只能用于无知的百姓，而不可用于上流社会。他们依然“迷恋着古文字的残骸”，继续认汉字，念八股，作古文，而另外作一些白话、字母、拼音文字给下等人使用。

胡适所指陈的这两个缺点，大体上指出了清末白话文运动的特色或不足之处，这里打算进一步加以引申。如前所述，清末提倡白话最主要是为了启蒙救亡，对象则以下层社会为准。也有一些人主张借白话来开发“中下等社会”，但基本上，仍然以下等人为最大的诉求对象。这从当时白话文在风格上与传统的说书或是善书、圣谕广训之类的文字有许多类同之处可以看出。不过，前面已提到，这个时候也有不少文章有意无意地以上等社会或受过不少教育的人为对象，而它们实际的读者中也有不少是思想先进的学生、老师一类的知识分子。很显然地，某些白话报刊已经成为宣传新思想、新知识的主要媒介。由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清末白话的过渡性质。这种过渡不仅显现在它的内容、风格和表现手法上，也表现在读者的身份上。胡适说这个时期的白话作者仍然存在着“我们”“他们”的分别，固然大体不差，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清末白话逐渐向“中等社会”乃至“上等社会”移动的现象，特别是对有新视野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更值得重视。

就第二点而言，胡适说清末文人在白话的使用上依旧是无意的、随便的，而缺少“有意的主张”，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但他又说他们只是“有意的主张白话”而不曾“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则是值得玩味的解释。清末白话因为以下等人为主要对象，目的在为他们“说法”“开智”，所以多半只是想怎么样用最简单的表达方式把意思传达清楚。为了迁就对象、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文字往往“质胜于文”，流入说书或传统劝诫文字的窠臼中。用这种未经刻意琢磨、修饰、精炼的文字而赢得讲求诗章、长久接受文字训练的传统读书人的青睐，在科举没有废除，传统的秩序仍然没有完全解体的年代，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要他们为下等人写一些俚俗的宣传文字当然可以，但要他们“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却是抵死难从。林琴南在清末的时候写了不少白话文，对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却声嘶力竭地痛加挞伐，可以说是最戏剧性地透露出个中症结。

胡适提出的革命十字真言“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乍看之下，实在模糊难解，但如果放在这样的脉络下，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的命意所在。清末的白话讲求的只是把文字作为载道的工具，胡适却知道，只载道而不对文字本身加以精炼，是无法取得上层社会认同的。他在介绍欧洲的文艺复兴时，特别提到各国国语复兴的过程，本来“中古之欧洲，各国皆有其土语，而无有文学”，一直等到但丁等人用意大利文创造了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本来是地方方言的意大利文才取代了拉丁文，成为通行的国语。其他各国的情形也类似。而在中国，《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和但丁等人用土语、方言创造出的伟大文学作品一样，是白话成为新的中国语的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宝藏清末的白话用来载道固不成问题，要用来言志、表达复杂的人生感情，却是力有未逮。这就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原因了。

这种过渡不仅显现在它的内容、风格和表现手法上，也表现在读者的身份上。

对白话必须加以“锻炼”，让它足以用来创造文学作品，这样白话才能够成为众人皆爱的文字（国语）。这一层意思，在胡适 1916 年 7 月写给梅光迪的一首白话诗中已经可以窥见端倪。这首诗是这么写的：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而他在用白话写小说、作词曲、办演说的主张得到论敌梅光迪、任叔永的大致认可后，还紧追不舍，坚持要用白话作诗，以抢夺下白话文学这场战争中的最大壁垒。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诗毕竟是文字最精纯的结晶，是文学艺术的极致表现，把诗这个用以言志的战场攻下，白话文的成功才可以得到终极的保障。

所以胡适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最大贡献，就在他把清末已经蓬勃发展的白话文重新定位，将它的对象从下等社会或中下等社会，扩及每个层面；将它的使用者从“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提升到大学教授和文学、艺术殿堂的守卫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白话不是只配抛给狗吃的一块骨头，乃是我们全国人都该赏识的一件好宝贝”。清末仍然带有泥土味的白话在胡适的往复辩难和大力提倡下，终于升堂入室，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在他晚年的自述中说，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或“新思想运动”，他宁愿用“文艺复兴”这个名词来指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他知道文艺复兴的含义甚广，带来了“新文学、新文艺、新科学、新宗教”，但他更重视的毋宁是“文艺”这两个字一般性和最明显的意思：文学与艺术。他在提到“新潮社”的成员可能受到他的影响，而把整个“五四”运动叫作“文艺复兴”之后，接着说：

更具体地说，他们都清晰地看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新语言、新文字、新（文化交通）工具——也就是新的自我表达的工具之需要，虽然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尚未涉及艺术，而文学革命对这批成熟的北大学生来说，也已经是双方极其相同之点的一环了。这实在是彻头彻尾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项对一千多年来所逐渐发展的白话故事、小说、戏剧、歌曲等活文学之提倡和复兴的有意识的认可。

这段晚年的自白，确切无疑地说明了胡适如何看他所领导的“五四”白话文运动。

一方面，“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个成语用在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如果没有 20 世纪 00 年代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如果不是因为在他提出“文学革命”口号的前十几年，白话文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使一般人的心理上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准备、了解，我们很难想象胡适的主张能一举中的，并让他“暴得大名”。更重要地，如果不是因为白话已经渐渐成为当时先进、有变革意愿的知识分子实行变革的工具（虽然只是工具之一），如果不是有这股强烈的启蒙风潮让胡适、陈独秀等未来的“文变”领袖在其中浸淫、成长，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园地，可以让他们来试炼这个工具，那么不用说这个工具是不是会在不断试炼后渐趋锋利，我们甚至根本怀疑胡适会不会生出用白话写文章的念头，更不用说“文学革命”了。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在清末这个特殊的环境、土壤中成长，并身与其役，我们怀疑胡适白话文学的念头是否会有萌芽、茁壮的可能。

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因为胡适思想个性中有一种“一视同仁”的激进倾向，那么即使有废除科举、推翻帝制这些客观因素的助力，我们也很难想象白话文运动会在“五四”时期取得那么重大的成就。“一视同仁”的态度加上他“截断众流”的勇气等因素，使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撼，并为中国的学术思想研究建立了新的典范。同样一种“一视同仁”态度，使他无视于当时学术界围绕今古文的激烈争辩，把它们和一个字、一首歌同样当成历史的史料和国学研究的一部分，因而为“新史学”的出现，做了奠基铺路的工作。也是这种“一视同仁”的态度，让他把清末以来的白话文运动逼上了梁山，上等社会用的文字和下等社会用的文字的区别，因此而泯灭。同样，俗文学和庙堂文学的差异也是不该存在的。工具只有一种，就是白话。文学革命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白话建立为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

余英时先生认为胡适的声名和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之所以能够确立，除了他在西学和白话文学上的成就，他在国故学、考据学等上层文化研究中的表现和引发的冲击，也同样重要。虽然文学革命的主张让胡适“暴得大名”，但如果他的成就只及于通俗文化层次的白话文，他的影响力将是相当有限的。这个透彻有力的分析，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事实上，这套雅俗、上下的观念用来解释胡适在白话运动中的贡献，也同样有效力。在他的努力下，白话再也不是判断雅俗、上下的准绳。一些传统的白话小说被奉为“文学正宗”，通俗文化被提升到和上层文化等同的地位；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也于焉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