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息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也不能忽视，美国面临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张的短期压力依然巨大，这也是制约美联储加息有效性的另一关键所在。
货币政策与物价变动具有非常明确的理论关系，各国政府以及解读者都常常遵循这个理论逻辑对政策后果进行分析和预判。但不少时候，理论推演结果很难符合实践发展后果。全球金融危机十多年以来，我们常常看到不断放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高企的通货膨胀，今天当我们再次研判美联储连续加息的目的时，又同样将它与美国通胀联系起来。难道美联储的这次加息只是为了遏制通胀而没有其他目的吗？似乎我们对此很少考虑。
美联储加息、通胀治理与转嫁经济危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前夕，美联储依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学说，将利率作为中间目标，以长期宽货币、低利率政策推动经济平稳运行。进入70年代后，美国经济遭遇“滞胀”困境，扩张性货币政策虽然带来了低利率，但其刺激作用明显失效。到70年代中后期，美国通胀多次突破两位数，实际GDP增长呈现衰退迹象，凯恩斯经济政策无法应对，尽管其间美联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频繁调整，但经济下行趋势难以缓解。1979年美国通货膨胀高达13%，时任总统卡特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1980年2月，沃尔克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大幅提升，联邦基金利率一度升至19.85%。1981年5月，沃尔克再次开启加息，直接提到了20%。这就是沃尔克的“暴力加息”。这一过程中，公众逐渐认识到美联储控制通胀的决心，最终扭转了通胀预期，但代价是失业率飙升到10%以上的经济衰退，而且引发了拉美主权债务危机和日本经济泡沫危机。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历近十年调整，加上供给主义经济政策对创新激励效果的不断显现，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并率先开启以信息技术支撑经济高增长、高就业和低通胀的新经济道路。此后三十多年中，美联储实施加息政策共计5次，第一次是1994年2月到1995年2月，共加息7次，累计加息幅度300BP；第二次是1999年6月到2000年5月，加息6次，累计幅度175BP；第三次是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共加息17次，累计幅度425BP；第四次是2015年12月到2018年12月，加息9次，累计幅度225BP；本次加息从2023年3月开始，截至目前共加息11次，累计速度525BP。撇开这次加息不谈，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联储四次加息的共同特点是：加息前美国出现通胀或者通胀苗头已经显现，而且加息之后引起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在不同程度引起全球性或者局部性经济危机的同时，美国经济开启新一轮发展。
从后果上看，美联储开启的加息措施颇有一些“项庄舞剑（治理通胀）意在沛公（转嫁风险）”的意思。如，1994年加息导致墨西哥货币危机，诱发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加息刺破美国互联网泡沫，引发互联网泡沫危机；2004年加息为次贷危机埋下隐患，最终发生全球金融危机。虽然2015年加息并没有直接引发危机，但不少新兴国家受到影响，这对已经处于低迷的世界经济可谓雪上加霜。
目前这轮加息尚未结束，后续影响还在酝酿。但与以往不同的是，1990年以后美联储前三次加息时，世界经济正处于上行周期通道，各国面对的美式全球化红利比较高。所谓美式全球化是指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由美元以及美国技术和标准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加息引起美元回流对世界经济上行趋势的冲击比较大，严重依赖美式全球化的国家受到较大影响。相对而言，这次加息的世界经济处于下行周期通道，美国区域化的发展战略严重削弱了全球化红利，许多国家去美国化的努力降低了对美式全球化的依赖。因此，美联储加息虽然负面冲击仍然存在，但其影响程度要比高度美式全球化时代弱化很多。现在的问题是，在疲弱的美式全球化时代，美联储加息到底还能不能大规模转嫁自身风险？它又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渠道会发生怎样变化？这些问题恰恰是解读当前美联储加息目的所需要回答的重点。
美联储加息、科技美元与美式全球化的延续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美国主导”的美式全球化走向末路，这种完全从属于工业化发展要求的全球化，最终以剥夺蓝领工人就业权和引致美国产业空心化，遭到美国本土的强烈反对。但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以及互联网商业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兴起和大规模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受到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算法、人工智能等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强烈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并改写了美式全球化的内涵，一个依托于互联+之上的全新的“超级全球化”应运而生。
在此背景下，美国为了保持自身技术和标准的全球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国家打起了科技战。但这场旷日持久的“科技战争”并不会解决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中的短期问题。由于新冠疫情以及贸易阻击策略的影响，美国深受劳动力就业意愿低、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冲击，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日益加剧。更为麻烦的是，国家面临的财政赤字问题不断加重，确保科技的主导和支配地位不受损害，成为美国的第一选择。它们急需找到一种既能压制他国科技发展又可以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
此时，美联储加息就顺应了这样的需求。从政策作用机理上看，一方面，加息可以减少流动性和抬高投资门槛，具有抑制通货膨胀的功能。另一方面，加息将带来全球美元的加速回流，不仅促使其他国家外资撤离，而且会通过汇率波动引起经济风险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回流到美国的美元资本需要获得比以往更高的利息回报，那么，高额的回报到底从哪里获取呢？
事实上，回流的资本必然会涌入美国具有全球支配地位和控制能力的产业领域，高科技行业恰恰是这些资本瞄准的重点。从现实来看，加息带来的美元回流也确实加强了美国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2022年11月30日，ChatGPT横空出世，引爆全球科技投资热潮。纳斯达克指数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启反弹的，截至2024年2月20日，纳指100指数相较2022年底已上涨60%！而作为AI龙头的英伟达，其市值更是由3000多亿美元快速突破1万亿美元。说到底，对美国来说，推动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巨额收益比加息可能带来的损失更加诱人。比如，2022年拜登政府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根据补贴细节，该法案拟拨出高达390亿美元的直接拨款补贴，以及价值750亿美元的特别贷款和贷款担保，以帮助芯片公司在美国建造更多的芯片工厂，将美国打造为芯片制造强国。受此影响，三星计划在2024年完成工厂建设，并于2025年开始生产5纳米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台积电预计耗资40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芯片工厂。
特别强调的是，通过加息促进美元回流带来的科技发展，不仅为美国继续制裁他国科技产业找到了舆论支持，也通过绑定相关国利益加强了联合科技制裁的集体力量，而且还为回流美元进入科技产业生成长期稳定的资本“锁定效应”。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2024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投资者向科技股投入的资金达到去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对加密货币的投入金额更是增加了一倍。无论如何，当回流美元与美国科技绑定以后，美国就具有凭借其科技优势建立“科技美元”体系的能力，从而达到维护美国及其联盟国高科技产品定价、贸易支付结算也应以美元主导的目标，这实际就是美式全球化的延续。
虽然美联储加息的算盘打得比较好，尽管回流的美元也开始集聚美国科技领域，但有两个事实还需注意：一是美式全球化逐渐式微，任何与美国利益绑定的同盟国，在获得潜在利益的同时，也会因为过度绑定而面临利益反制。同时，这种局部的“科技共荣”式利益同盟也存在成员国因为过度关注自身利益而破坏同盟规则的“卡特尔”困局。二是受到科技制裁的国家也并非毫无优势和匹配能力，无论是科技产业化的规模推广能力还是科技市场化的利益变现能力，都是美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此外，加息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也不能忽视，美国面临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张的短期压力依然巨大，这也是制约美联储加息有效性的另一关键所在。基于此，面对全球资本回流，我们不必过度担忧，但确实要审慎对待，要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的协同作用，以更好的科技发展消解美国科技打压带来的威胁。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责任编辑：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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