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市场、关于中国金融，我和王巍会长聊了聊_新浪财经

　　来源：金博Daily

　　作者：金博文化

　　上周，我和王巍会长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金融改革的直播。

　　锚定“金融强国”目标，近期中央一系列重要部署以及监管部门的改革举措，集中释放了打造一个更强健金融体系的决心，一个更具理性与文明风貌的金融体系渐行渐近。但客观上看，就现阶段而言，改革之路仍需多方合力、攻坚克难才能行稳致远。

　　王巍现在是金融博物馆理事长、全球并购公会创始会长，也是我们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老校友。作为一名在金融史学研究与实践前沿行走多年的“老兵”，对于中国金融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也有着诸多独到见解。

　　这场直播的话题内容始于金融，但不止于金融，也包括对于个人、国家创新寻路的一些思考。

　　以下是本期对话的内容实录：

　　01|“波士屯”留学经历及日后影响

　　校友相聚 · 畅聊金融

　　田轩：我2003年到2008年在Boston College读了五年的PhD，2008年博士毕业。波士顿英文名叫巴斯顿，翻译成中文名，官方叫波士顿，但是我们一般给它的昵称叫“波士屯”，为什么？第一，它（区域面积）确实很小，是个屯。第二，在巴斯顿有86所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是美国文化重地。很多学者聚集在那里，人文气息特别强。我当学生时主要关注的更多是学业、写论文、考试，并没有太多关注学院是怎么管理的，但是耳濡目染，我会觉得美国的学术界相对来说师生之间的交流会比较多，师生关系也比较平等，大家能够在学术上很平等地探讨。不是说你是老师，我就觉得你一定是对的，我经常说Critical think，批判式的思路，我觉得这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后来，我到清华五道口，也是希望能跟我的学生有更多地交流，而不是说你快到毕业了才来找我聊。硕士也好，博士也好，我是希望在学生写论文的全过程当中都能参与，然后给他们一些指导的意见。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多向年轻人学习。

　　02|关于“救不救”的问题：

　　道德风险与混合策略

　　王巍：2008年你刚刚毕业，正好也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你那时在美国教书，能够观察到美国处理次贷危机的宽松财政这样一个整体过程。对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次贷危机以及他处理的过程，你有什么样的评价？

　　田轩：当时我印象特别深，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美国政府对有一些公司救了，有一些则没有。美国从处理2008年次贷危机，到包括像2023年有些小的危机，硅谷银行那个处理得就很好。在他们的金融系统里，银行和银行之间，银行和各个金融机构连得太紧，一旦出现问题，如果是系统性的问题，传染速度是很快的，越发达的金融市场，连接就越紧。我觉得美国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主要特点就是快，下决心也快。在短时间内，美国政府就出面利用国家信用底线，或者bailout（紧急财政援助），或者给你兜底，迅速把市场信心提振。

　　王巍：美国资本上当年金融创新让人眼花缭乱，他们能够迅速出手去抓住整个金融圈的龙头去拯救，最后再看他们投了大量钱以后全部都赚钱了。我们现在房地产出了很多大的问题，包括恒大，包括很多各地的大型民营企业，甚至万科都出现了问题。要不要救他们？每个都是上万亿，too big to fail，如果不救，他可能导致一连串的失业等社会连锁反应；但如果救他，会不会出现道德风险，你怎么看？

　　田轩：如果每一次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政府都出手去救，就相当于我有一个靠山；但如果不救，就像您说too big to fail。在这方面，美国其实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在博弈论里，我们叫做“混合策略”，（意思是）不要总是救，或者不是总是不救，我们要以一定的可能性来救，一定的可能性来不救。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对雷曼兄弟就没有救，但是其他的公司他全救了，比如AIG、花旗。混合策略类似于我们玩“猜丁壳”，我有一定概率出“拳头”，有一定概率出“剪子”，也有一定概率出“布”。这样就让对方能够理解政府做出的权衡，考量因素是非常多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些都是对监管部门巨大的压力，是考验，也是挑战。

　　03|新“国九条”对资本市场的

　　方向性改变及影响

　　王巍：2024年出台了第三次“国九条”，这次“国九条”的方向立场都有一些变化。在资本上增长的初期，前两个国九条的核心是壮大资本市场，多增加社会资源进入，学习全球的稳定经验，让资本进入金融资市场，帮助配置资源。从注册制到核准制，再到注册制，我们看到的是努力发展放开的趋势。现在“国九条”的核心是强调党性、人民性，强调市场的风险，强调控制。现在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要求平等、公平、公正，可能就会有些新的调整变化。

　　田轩：2004年的“国九条”，是为当时股权分值改革制定的，迎来一波牛市，效果非常好。2014年的“国九条”，是为注册制做准备。2024年的“国九条”更多是强调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还有就是从属性。我们要把金融的定位搞清楚，金融的天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本质上是服务业，不能把自己说成是当老大。金融要回到原来的从属性定位，为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服务，以人民为中心，这是现在大的监管逻辑。金融不能自我膨胀，金融是有风险的，要关注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这次“国九条”总体感觉是在强调金融的从属性，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包括上市、退市、持续监管、基金从业、交易各方面都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还专门提出不要有炫富想法，不要精英论和例外论，不要搞奢靡之风。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放长来看，可以理解成这段时间的金融监管是在收紧，这和前期各种各样的金融乱象高度相关。

　　王巍：你的总结正好也是我整个经历的过程。特别是第一次“国九条”，主要解决全流通的问题。我当时做几家上市公司的独董主席，专门负责谈判解决全流通。那个时代，栩栩如生，谈判很艰难，但是很成功。第二次主要是注册制改为核准制，调核准改成自主措施，给交易所、给上市公司以更多的自主权。而现在是做一个调整，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金融圈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内幕交易。第二，金融的空转。金融和实体的关系很难说，过去金融是被压抑的，40年前没有金融，我在读书时金融不重要；后来大家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全力推动金融深化，特别是在互联网出现以后开始有了金融创新。过去10年，中国的产业方向是金融在决定产业，资本走哪，产业跟哪，这样就变成金融是全球资本中有最密切联系，在全球资本流中很难控制，也就有可能出现中国经济的所谓特色失去，失去金融的自主权，也会失去整个国民经济的自主权。

　　田轩：现在大的方针和国家方向是：第一，金融要从严监管，要搞清楚自己的位置，金融是从属性的，要支持实体经济。第二，如果真的符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符合中美的博弈，我们需要中国的硬核科技，它在资本市场发展是有很大的、很好的前景。我们要做金融强国，科技要自立自强，金融要起到支持、保障和推动的作用。金融要支持科技创新，要加快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培育。

　　04|“不太积极的资本市场” 与

　　“CEO的自恋性格”

　　田轩：金融强国的五篇大文章，包括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你会发现金融都是在后面，说明它要去支持科技创新、支持普惠、支持绿色、支持养老、支持数字。我从2008年起就开始做这个研究，研究怎么利用金融手段去支持创新，大概的体系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是用跨国的数据和研究来看一些金融制度，宏观政策本身对创新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政策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很大。从中观角度讲，我们关注的是金融市场，大的逻辑是我们要设计一个叫“不太积极的资本市场”，来做长期创新，这是一个周期非常长的过程，它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它的失败率特别高。一家企业上市以后，能享受到上市公司的优势，但同时也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旦企业变成一家公众公司，所有的聚光灯全都会打在你的身上，你要定期披露，你的股价每天在波动，门口的“野蛮人”、做空机构都在盯着你。在资本市场的层面里，我们要设计一些机制来尽量把创新型企业保护起来，不让它受到短期资本在微观层面的较大影响。另外，我们也会研究CEO性格的特质，学术界人士一直认为，企业如果有自恋的CEO，这个企业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业绩表现、股市表现都是差的。但唯独当你把衡量指标换成科技创新，学术研究结果就发现有一个自恋的CEO对于企业创新是个好消息，自恋、自负、过度自大的CEO能够有强大的心脏，带领企业穿越周期，不会被短期的创新失败所影响，能够坚持做下去。

　　王巍：安迪·格鲁夫写过一本书《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他本身就是偏执狂，而且在我接触了很多美国的金融圈人士之后，发现很多人都非常自恋，比如“垃圾债券之父”迈克尔·米尔肯，他就极其自恋；J.P．摩根、洛克菲勒都是非常自恋的人。在正态分布的社会下，大多数人思维是一致的，偏执、边缘的人很少，用常规正态分布的人去评价一个边缘的人是不准确的。中国的企业家应当是一个光谱，有人是红光，有人是紫外线，这样社会才有活力。企业家可能会失败，只要不是恶意欺诈，正常创新失败，社会要给予宽容度。看到一个企业家成功的同时，还要看到大批人是失败的，失败是人类的宝贵资产。因为失败，他告诉更多人这条道亮红灯不能再走，省了一大批人的精力和时间。所以，我们要研究失败，宽容失败，只要不是恶意的道德欺诈，给失败者空间，这时候中国市场才能有机会。

　　田轩：我觉得包容失败有两个层面：第一个，企业如果创新或者哪怕有一些小的违规，只要他合规了，就可以让他继续再进行下去。第二个，包容一些特别有个性，甚至是叛离叛道、特立独行的创业者、企业家，他们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创业者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有人专门去研究顶级的创业者，独角兽公司的超级创业者，在他们身上总结了20多个特质。像马斯克、乔布斯哪一个是正常人？他们都是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我们整个严监管是必须的，严刑峻法是注册制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严重违法违规也一定要严罚，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创业者、创新者、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我觉得还是要包容失败，包容个性化的一种体现。

　　王巍：我鼓励大家去折腾市场，因为创业者的核心是不断搅局。颠覆、不断破坏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你才能前进，而好学生都会稳定局面。学校里学金融有三个性，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这些都是监管要求，但你不能要求所有学金融的人，整天都学这些，都当监管。市场上的监管人员远远超过了创业者，市场就没有活力了。所以，我一直讲要给更多的学生以创新，给他们宽容，让他们成长，让他们折腾，让他们有童心，而不能是形成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一大批“巨婴”，看着很庞大，但是没头脑，肌肉很庞大。

　　05|在躁动的商业环境下

　　保持学术定力

　　王巍：你有非常好的教育背景，北京大学毕业，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读了硕士，然后在波士顿学院读了博士，而且又教书，有很多的政治影响力，出了大量的Research Paper，显然智力和能力都非常超群，但结果你选择了在学术圈里长期耕耘。特别是在过去20年里，金融圈野蛮增长，赚钱最多的时期，你是怎么保持住学术定力，愿意安心在学术圈子里不断地提升自己，同时教书育人？

　　田轩：我在读博士的时候也躁动过，在2005、2006年一看动辄几百万美元的这个时期，我也利用暑期周，在美国大的投行里亲身体验了一下，但后来我觉得这对我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伤害，大量做着重复性、基础性的工作。为什么我会选择做教师？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确实非常享受发现新东西的这种快乐，因为学者、教授做科研，本质上是对人类知识的边界做一些突破。要增量，要把人类知识的边界向外推进，这个事情非常难，因为本质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知识的消费者，你看书其实都是在学习别人的知识，在消费知识。而教授、学者是知识的创造者，你要创造一些新的知识让别人来学习。另外，我也希望能够用一个新的框架把中国的金融问题解释清楚。尤其是2014年我回来就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跟西方有很多不一样，如果拿西方的金融体系来套中国是不对的。从逻辑上讲，一个国家必须有非常明确的产权体系，很好的法律体系，这样国家经济、金融才能快速发展起来。而我们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并不健全，但是中国的经济能够快速地发展。我还是想能够通过理论联系实践，不能说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但至少是一个大的框架，把普遍的原理应用在中国特有的金融体制中，我们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我们的法制、法律体系，一些制度特色，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有的要素，把这些整合到一起，解释中国的问题，这是我的学术梦想。

　　06|如何看待当今金融专业的选择

　　田轩：我从两个层面来谈。第一个层面，我从当老师以后，不断有朋友在问，说现在的孩子考大学要不要学金融？我觉得取决于您的孩子对数字敏感不敏感。如果孩子对数字敏感，建议去读数学、物理、计算机；如果孩子对数字不敏感，建议去读文学、哲学、历史。在本科阶段，我是不鼓励学生去学金融、管理、法律、会计这类应用型学科，我更建议他们去学一些最基础的学科，这些基础学科提供建立的是构架，是一个方法论，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知识迭代是非常快的，它的折旧率是很高的。我更重要的是方法论，是想问题的方法。你遇到问题时怎么去做？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非常重要。一个人在8到22岁时，正是他构建方法论的黄金年龄，学一些最基础的学科，这些东西亘古不变，数学、物理、哲学、历史等。到了研究生阶段，可以转成应用类型的学科，比如金融、法律这些。五道口金融学院现在只招硕士生，硕士生进来的学科背景很多，根据我的观察，本科选的是基础学科的学生，一进来可能感觉门槛比较高，学习曲线比较陡，但是后劲大，他们的复合性学科背景对于掌握金融知识，反而倒是更好。所以，一般意义上讲，我给自己的小孩也是这么设计，本科阶段学最基础的学科，掌握方法论；研究生阶段，学一个相对热门或是应用型的学科。金融客观上来讲，今天已经不再是全世界、全社会里薪酬最高的职业领域。用我们北京一句很俗的话讲“我们不能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揍”。本身金融就是工作强度很大，风险比较大的一个行业，刚进入时加班很正常，也非常苦。但如果孩子真的是对金融感兴趣，倒也可以把眼光放长远，即使现在金融可能职业薪酬并不是最高，但我觉得继续研究金融或做金融方面的工作，也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王巍：大家要根据自身兴趣，而不要根据今天的市场减薪影响来判断。每个国家都有经济周期，可能由于疫情，由于中美冲突暂时会出现低潮，但是中国的国运很强，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资本市场也在这儿摆着，而且我们有巨大的前瞻产业，比如低碳经济、新能源、AI、Fintech等领域都充满希望，年轻一代人应该放宽视野往前看。一个国家不光是亮肌肉、亮拳头，还要有头脑、有心灵，是一个Heart to Heart，Man to Man，心对心的这种沟通。我们最近在做全国的青少年金融挑战赛，此前我们就举办过大赛，5万人参加，疫情之后停了，今年再重新做起来。我这次去美国，他们也特别感兴趣，问能不能搞中美之间合作的活动，美国和中国各组织100个学校，一起来做符合低碳、AI、普惠金融的共识性国际比赛活动。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想深入发掘，这几年会努力推动一下，到时候我也特别想邀请你，也跟上海高金一起来做，向世界展示一下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有更多的人基于国际共识去推动和平合作，而不是冲突，不是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