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评论员 胥帅
有媒体整理Wind数据发现,截至3月29日,注册制下存在超募资金的企业达到317家,超募总金额为2080亿元。据统计,2019年存在超募资金的51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三年过去了,已足额使用超募资金的企业仅15家,占比不到三成;5家企业超募资金全部闲置,用于银行理财;已经使用超募资金的上市公司中,大多数都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6家)或“偿还银行贷款”(2家)。另一个不是超募的上市公司工业富联,近日因为拟以不超过476亿元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也被股民诟病不已。
IPO注册制的大趋势之下,IPO超募现象又被关注。仅看表面现象,这似乎是历史的一种循环。超募往往和IPO高发行价、高市盈率有关,2013年到2014年,“三高”发行曾被视作一种非理性狂热。比如奥赛康,发行市盈率67倍。当时监管层为了遏制“三高”发行,才推出了23倍市盈率发行机制。尽管这种机制解决了“三高”发行,但计划定价却导致部分实体企业募资“吃不饱”现象。由此引爆再融资市场,一级半市场融资类似于一种定价补偿。
IPO发行股本有上限,超募由高发行价而生。超募企业主要集中在最近两年比较热门的光伏、芯片、生物医药领域。这和十年前有些类似,当时超募企业集中在创业板上市的生物医药等热门领域。
由此看来,超募不是公司的错,而是定价产生过程中的一种估值偏好。尽管十年过去,A股市场生态发生了极大变化,但超募反映的定价逻辑是一致的。在笔者看来,IPO注册制趋势将导致新股IPO更加市场化定价,超募是无法避免的现象,没必要过多苛责。
超出生产边界资本的产生有估值因素,也有因IPO申报所耗时间而出现周期错配的因素。
按照当下的IPO申报流程,从申报到受理,再到问询,再到上会稿以及后面的注册稿,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半年甚至更久。即便已经过会,但募投计划还是数个月前制定的。这就容易出现募投计划和产业周期的生产错配。
当企业在产业周期初始制定扩张计划,直到周期高景气度行将结束时或者周期拐点才过会成功。时移世易,周期初始因高估值被看好而有超募。但周期末梢,企业会在募投资金使用上审慎迟疑。最典型的就是2018年上市的种猪企业,因猪周期拐点出现,所以不少选择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IPO发行定价决定募资多少,减少超募就需要在定价上面下功夫,而非走回23倍限制定价的老路。最根本的仍然是要强化A股资本市场在全球的竞争力,由此吸引更加优秀、更加稀缺的企业上市。另一方面,在IPO申报环节,允许企业根据动态产业周期变化,适度调整募资规划,增加募投计划的灵活性。比如一些处于高景气度的企业,在关键周期节点增加资本开支,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要防止现金流充沛、行业较为均衡的企业进行无效募资,要让金融资本更有效地反哺实体经济。
责任编辑:何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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