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梦妮

　　第一财经日报：16岁时你的作品被选入纽约MoMA的永久收藏。31岁时再次入选；1975年45岁时你的创作进入成熟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变化？

　　威金：我创作，是为了展现自己内心看到的景象。现在产生的想法不可能在五年之前出现，五年之前的作品概念也不可能出现在十年之前。作品就好比是个晴雨表，它表现了我意识、经历、兴趣的变化过程，以及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糅在一起。

　　我的作品总共有400多张，随着时间越近，我所表达的内容就越深刻、越热情、越能够引发别人的共鸣。这里面包含了我对自己以及生命的理解，而这些想法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画面中。因此作品是我成长过程的晴雨表，不仅作为艺术家，还作为一个人。

　　当我回顾自己的作品，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认为某一张作品非常重要，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有价值，即便对我的早期作品也是如此。当时我的想法肯定不如现在这么强烈，我会对着它们说，对，但我现在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所以不可能重新表达一遍过去的概念，不能回到过去。我非常明确自己作品的深度、对生命的热情与爱的感受力都在不断提升。

　　日报：据说你每年创作大约十幅作品，日常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威金：有时候状态不好，大概一年拍四张也有可能。我离婚的那年，一张也没有！

　　最近我在画画，想弄清楚鞋子对于女人的意义。有数据显示，女人买鞋子、包的数量要大于衣服。首先我对鞋子的形状很感兴趣，其次想要弄清楚女人会在什么阶段，决定不再穿某一固定的款式。结果我创造了一个像是男性生殖器造型的高跟鞋，（听起来会很丑！）不不不，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听起来很丑，但当你看到我的作品，会发现，当我把两者放在一起时造型变得具有诗意。然后我在硬纸板上又画了一遍，把它涂成黑色、剪下来，特别喜欢，因为它看起来就是一只二维平面的高跟鞋。第二天我就去拍了这只鞋，把几个干掉的睾丸放在旁边，效果相当雅致。前后只花了两天。

　　日报：总是这么快么？

　　威金：有时候工作就是这么快，有时候则需要花掉我好几个礼拜的时间。现在我手头的作品就已经拖了四个月了，当然也是由于平时夹杂了许多其他的工作计划。这次是关于二战开始时期的希特勒，拍摄场景非常复杂，需要用四个模特，其中一个是在美国大学教历史的女教授，但她天生没有胳膊和双腿——她在画面里代表波兰；我和安迪·沃霍尔都会出现在场景之中。

　　作为摄影师，我就像交响乐团的指挥，既需要懂得指挥简单小品，也需要能够掌控宏大作品如巴赫——繁复，但仍具诗意。我必须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才能保持同样的热情和意志去完成长期的工作。

　　日报：其实我对你作品最大的好奇在于，是什么激发了你的创作？换言之，作品内容和你本人有着怎样的联系？

　　威金：很多人对我的作品充满困惑。无论是否真正理解，其实每个观众身上都背着各自的心理包袱——有的人非常沉重，类似每个人的回忆，有好有坏。它们都会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摄影作品里找到共鸣。对我来说，观看的人会产生什么反应，根本不会影响我的创作初衷。我并不会有计划地想今天拍摄关于美丽女人的主题，过两天拍摄关于欧洲历史的主题——而是完全出自本能。我就像个写作的人，每次都试图用视觉画面来讲一个故事。

　　日报：你怎么看待现在的艺术家以及这个时代？

　　威金：有时候创作不顺利，我也会照付模特工钱，然后把东西放在一边。但也许一两年之后，可以从中发现新的东西，所以永远不会真正浪费。即便如此，这些尝试也都代表着勇气。当艺术家表达自己时，他们都是在把最个人化的东西变成最公开的——任由大家评头论足。但这就是一种贡献自己人生的形式。很多人以为去艺术学校学习技法就可以成为艺术家，实际上还缺少两样东西，其一是表达自己的能力，其二则是应对这一切的勇气。所以，即使对于那些我并不太喜欢的艺术家，我也非常尊敬他们能够持之以恒。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艺术有时候会变得非常商业化、流行化，但无论如何，就好像油脂最终都会浮上来，最好的经典最终也会显露出来。人们谈论这个世界，不断有新一代的人出现。假如我在世界各地开展，只有老年观众来看，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