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个人主义”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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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子 | 文

　　老子是谁？

　　这其实是个一脸懵的问题。

　　由于史料匮乏——唯一算正式史料的，只有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不但把一堆大咖挤在一起，还只有几百字，而且说得扑朔迷离，比如里面说老子活了160-200岁。

　　事实上，老聃、老莱子、太史儋，到底是一人还是两三人，连司马迁都搞不清楚，就只好避重就轻地记几笔。

　　民国以降，中国人不研究先秦已经很多年了。主流观点来自胡适，他认为老子生于周灵王初年，比孔子至多不过大20岁，钱穆等则认为老子在孔子、乃至庄子之后，很多事迹是后人一再杜撰，《道德经》也出于一个无名人士之手，所以他压根不怎么研究老子。

　　冯友兰则站出来调和，“至于孔子以前或同时有没有名老聃的一个人，我认为是无关重要的”，不过他也认为，“总之《老子》一书是出于孔子以后的”。

　　那我们就依老冯之言，研究“蛋”而不去穷究“生蛋的母鸡”了。否则，就“老子是谁”这个问题，恐怕就得连同道术、玄学一样，越搞越“神秘主义”了。

　　于真实历史来说，有两点可作研究老子的基础：

　　一是老子是楚国人，当时的南方人是新兴民族，是化外之地，没什么拘束。如梁启超言，“南方人对比北方，北方性质严正保守，南方人活泼进取，这是历史普遍现象”，所以，老子学术有鲜明的个人自由主义和革命色彩；

　　二是老子长期担任周朝守藏史，大致为国家图书馆、档案馆馆长。“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看得多、知道得多、想得也多了，就容易往高深上、而非实用主义的路数上走。故老子的道家，与实用主义的儒家、墨家并不对付。

　　与孔子类似，老子也出身于贵族世家，在守藏史位置上做得也不是特别稳当，中间还被罢官过几次，一度回楚国隐居。后春秋战国之际大乱，干脆弃官归隐，骑青牛西行，至函谷关时，受粉丝关令尹喜之请，而著《道德经》，这才有了“道”的诞生。

　　所以，老子也是一精英，行的也是精英主义路数，差别在于，儒家走向“众人”，道家走向“个人”。正因为这种“个人主义”和“自我回归”：一方面，道家难以走向实用、广泛传播，从而无法与儒家抗衡，后被儒家逐步整合；另一方面，“走过世界，回到自己”，不管名商巨贾、帝王将相，还是知识分子、成功人士，再征服世界、大杀四方，回过头来都得解决与“自己”对话、握手言和的问题，因而道家之大智慧，又比儒家更具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性。

　　每到世界纷乱、自我迷失之时，西方思想者们就无比乐衷“道”“禅”之类的东方智慧。从《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对“道”的推崇，并亲手翻译部分《道德经》，到美国战后垮掉的一代，罗伯特·M．波西格通过《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对西方思维进行反思，并将“禅”与“道”描述为人类终极智慧，到当下“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罗伯特·赖特，在风靡西方的畅销书《洞见》中，用现代心理学、脑科学解释印度和中国哲学，并追求“空”、内心自由、“万物归一”等东方智慧……老子和他的“道”，正是中华文明最迷人的存在之一。

　　“Who is Lao Zi”？怕是也有不少一脸懵的老外迷弟。如何将道与禅这样，与自己对话的终极智慧（而不是主义）推向世界，成为全球普世价值，我们得开始下功夫了。

　　老子、庄子与道士

　　虽然老、庄同为道家之祖，但“老学”与“庄学”，实为一脉相承的两种学问，两者对比，才能真正理解“道”。

　　先秦诸子，像墨子这样出身平民的纯属例外。庄子，战国时宋人，祖上为楚国贵族，但为人不羁放纵爱自由，楚王唤来不上船，宁愿呆在宋国做个小小的“漆园吏”（管漆园的官吏），世人称“漆园傲吏”，还被誉为地方官吏之楷模。后隐居并终于南华山。

　　相比《老子》五千字的纯粹抽象，庄子著述颇丰，洋洋洒洒十多万字，涉及“天道”、自由、平等、游世、辩证等各种思想和方法论，此不赘述。且庄子为人潇洒恣肆，拥趸很多，是光大“道家”的关键人物——墨家缺乏承上启下的二号人物，是其不断式微的一大原因。

　　这里重点对比老、庄之差异。老子与庄子，是道家的一体两面，一体，指“道”的思想；两面，指不同的得“道”方法。

　　如何理解老庄之“道”，我认为，可初步概述为“大道”-“小我”-“随变”。

　　首先是大“道”。可理解为世界观。

　　不同于儒家的“人本主义”，凡事以人为出发点，道家认为天地辽阔，人的地位太小，以“有涯随无涯”，是不可能的。所以，道家主张把人放在万物间看待，即钱穆所言“物统”，朴素的唯物主义。

　　《道德经》，道与德其实是两个词。“道”通宇宙观，追问世界的本源、“第一义”是什么。老子的答案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事物的本源在“自然”（自然而然），也就是真理。但是，“物物者非物”——造物的终极事物一定不是“物”，那么是什么？

　　西方后来的答案是上帝。老子的答案是“无”或者“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则更具体和科学化，答曰“气”——气聚成型，而成“生物”，气散则如魂飞魄散，意味着死；气散后，再重新组合、聚集，又成新的“生物”……如此周而复始，万物归一，生生不息。

　　“道”这么神，那如何得到呢？那便是“德”。如果说“道”是万物的总原则、真理，那么“德”就可理解为万物自然的禀赋，以及化“无”为“有”的规律，即《老子》说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以及《庄子》的“物得以生，谓之德”。

　　所以《道德经》，说的就是“道是什么”+“如何得道”——可见道家讲的是天地之道与德，而儒家讲的是人伦之“道德”，完全不是一回事。

　　由于“道”实在宏大，就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道”在解放人的同时又压制了人，人成了“小我”。所以，道家的大智慧落到实处，弊端也开始显现——过于唯物，以道压人，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去做“小我”，这社会就难发展了。

　　面对大“道”，人太渺小，怎么办？便进入“人生观”。老、庄截然不同：老子一面答曰无为，一面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谨小慎微、步步留心，不瞎哔哔；庄子的回答则干脆多了，“物无贵贱”“逍遥游”——庄子思想还有“约分”的一面，即人应当各自约束在自己分际之内行事，逍遥游也是在自己的“约分”之内，在此不展开。

　　所以庄子跟好友惠施争辩，“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所以庄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既然根本无从知道妻子死后是快活呢还是不快活，那徒为悲伤岂非多余？“小我”的这点烦恼又算得了什么？

　　接下来是价值观。“小我”“无为”，并非真的什么都不做，而是以无为之法行有为之事。那么如何行事？关键是“随变”。

　　《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就是说，有与无永远在那里变化，有即没有，没有即有；庄子则认为，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中，故曰，“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都是在强调变之哲学。

　　如何理解这个“随变”？老子讲“阴阳”，庄子则画了个“圆”。一般来说，佛法、西方宗教、科学讲的“过去、现在、未来”，无始无终，是一条线，不可知论。庄子则创造性地认为，既然你不知道开头何始，结束何终？又怎知开头和结束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呢？结合他的“气聚-气散”论，“始”与“终”相互转化，他就把首尾一衔接，画成了个圆。

　　后人便将老子的“阴阳”与庄子的“圆圈”结合，画了个八卦，同时，将“心斋”（修身养性）、“坐忘”（打坐）等方法提炼出来，逐渐搞出一套“CI”（企业形象识别）系统，有理论、有区隔、有可以标准化复制的方法论，至汉代时，道教、道士便登上历史舞台。

　　尽管道家反士，看不起士，主张绝学归耕，但“道士道士”，后人还是把“道”看作了“士”。而且，老、庄本来也非民，本来就是士。所以大概来看，有知识又不事生产的，古人都把他们归作士了。不同在于，儒是走向众人之士，道是回归个体之士。

　　命运

　　如上，对普通人来说，爱讲大道理的道家难免有些枯燥。所以先秦时期，老、庄、道家都不算流行。直到汉初，文景二帝在大乱后施行休养生息、“无为”，黄老之学才开始盛行，汉末再乱，庄学再起，但走着走着变成玄学，仿佛是说，最好能吸风饮露，便可无赖于社会、隔绝于社会。

　　中国人本不信命、鬼神这样玄乎的事物。

　　鲁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时），郑国国卿子产赴晋，晋人问他，听说郑国伯常闹鬼，伯这个人都死八年了，难道真的有鬼吗？

　　子产回答说，有。他解释说，人一生下来叫“魄”，是指生下来的躯体（生理），生魄之时，连带着有“魂”（心理、精神）。魂之在魄，犹如一个东西上有亮闪闪的光辉，这光辉处就叫“阳”，不发光处就叫“阴”。伯生前精神、作用更强，“光辉”、阳性也多些，所以骤然横死，也有余劲未歇，历久不散，才有了“鬼”的出现。至于老年人或久病而死的人，精气不足，魂飞后就很难再现形、作祟了。

　　那什么又是“神”呢？当生前精神、作用、“光辉”强到一定程度，还能影响后世，便称为“神明”。所以黄帝“生而民得其利，死而民畏其神，亡而民用其教”，就可以“活”三百年，而成“神”。

　　在世界普遍停留在初级拜物教、不明觉厉的25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有这般见识，真叫人自豪。可惜，这样的科学观没能传承下去，不然，后世中国恐怕是另外一条演化路径。

　　孔子反对鬼神，但为了社会秩序，捡起了“天命”，故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子则充满矛盾，把唯物主义科学观与“天志”“明鬼”搞在一起，他们都将中国人的思想掰向另外一条路。加上道家，虽然立意宏大，具有一定科学启蒙思想，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小我”“约分”。从此，中国走上爱讲“道”“理”不爱讲人性，大智慧、人生观发达，而世界观、价值创造停顿的循环之路。

　　汉武帝后，虽然儒家独尊，但各种思想也相互借鉴、融合。比如道家，就从儒家经典《易经》中吸取养分，搞出了个阴阳家，专去讲阴阳五行、鬼神命理之事。至汉末两晋，又搞成个避世自嗨的玄学。同时，道士们还与君王修仙不死的渴望、民间对鬼神的畏惧结合，大搞炼丹、神仙、算命等迷信活动，道家也逐渐由科学、智慧蜕化成神神叨叨。

　　尽管唐初几位皇帝，将自己的先祖推到老子李耳，促使道家继续兴盛一时，但“个人精英”式思想，上无所依，下无所凭，难免日渐式微。细言之，道是一种精英主义智慧，于民众实际生活并无太大参考价值；另一面，尽管“道”具有科学之精神，但无科学之方法，根本无从改造现实，只好通过命理、玄学、修道之类事物，满足民间“形而上”之初级想象罢了，而这些，离老、庄之道之本源，又日渐疏远。

　　可见，学问太高深、太精英主义了，不见得是好事。

　　至宋明，在汉代“天人感应”第一次融合的基础上，理学、心学家们再次把儒、道融合，用了道“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诚意、正心”的修炼之法（同为佛家的方法），再加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精神，便有了一套完整的，由天到人、由心而外的，“天人合一”的普世价值体系。

　　这套体系，融合了中国最一流的思想，充满宏大的智慧，构建了完整的三观，并总结了具体的实践方法论，从而形成完整、和谐的闭环，堪称人类最伟大的思想体系之一。可惜清末以降，国人热衷拿来主义，宁愿把自己的好东西砸烂，也不愿承认它们为伟大思想。多年来，虽然物质上扬眉吐气，但逐渐陷入多种思想的分裂中，陷入一种新的精神玄幻。

　　对此，老子他老人家早就智慧地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探究学问，应该一日一日地添东西，但求道、修养身心，则应当逐渐把外缘减少。但在这闹哄哄的时代，人们还嫌加法不过瘾，总想着做乘法、N次方，所以，很难说我们是越来越聪明，还是离智慧、离“道”越来越远了。

　　知识分子亦如此，知道得越多，就越躁动不安，杀气腾腾。不但不悲天悯人，反而怨天尤人，上怨天无法，下恨民无知……其实，这便是老、庄反对的，儒家以自我来衡量天地的做法——你以为自己知道了，但又怎么敢说真的都知道？你真的是在求知，还是在售卖个人有限的所知？

　　阿文的故事

　　我有一个发小阿文，也许就已寻着了“道”。

　　阿文是我的幼儿园同学，毕业于一所知名师范大学，后在一家大型药企工作。后来到魔都，不久离职，开了家江西米粉店，手艺很好，生意不错。不几年，消失了踪迹，原来是去淀山湖畔一个叫岑卜村的小村子“隐居”去了。

　　他在网上销售他亲历过的各地好食物、食材，再卖一点自己的密制辣椒油之类，虽然赚得不多，但有一批认同他的粉丝，足够在低消费、简单的村庄生活。“有什么意思呢，城里多赚点多花点，乡下少赚少花，大家最终都是没钱，结果都差不多。但是付出的生命和收获的感受，差别就大了”，他只是不喜欢大城市工业化、标准化的生活罢了。

　　后来他又消失了一段时间，原来是去印度学瑜伽了。33岁没有任何基础的他，在印度“半隐居”“半苦修”地学了2年，还跟着瑜伽大师萨古鲁学习了半年，最终化身为一个瑜伽高手。

　　回国后，他偶尔做点瑜伽授课，再卖点货，收入也还可以——现代社会一大进步，就是做点什么都有活路。后来，他还去武当山琴人谷学琴、学乐、隐修；再后来，又去了大理追寻“向往的生活”。

　　去年，我出差路过大理，多年后再见，他清瘦精爽，内敛又“充满光辉”，双眼炯炯有神。他找了一个志趣相投的大龄姑娘为女友，还决定在大理一个叫银桥的小镇生活下来。不久，他就在朋友圈展示了那个叫“希瓦之光瑜伽丨栖舍”的小院子。

　　他在院子里授课，自己搭了个打坐的小茅棚，还拉来砖自己砌了个茶舍。他自己种菜，继续发扬他的各种密制手艺，网络营销也搞得贼溜。他养了只兔子，就在院子的草丛间瞎打洞、撒泼打滚，他还养了只鹦鹉，在他打坐时鹦鹉就站在肩头啄他脖子上挂的珠子……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我想，他从来不是“隐居”、逃避，而是积极、简单地追寻心中所想；他时常打坐、静修、云游，但他并非什么道士、印度教徒之类；他没有陷入加法、乘法的人生桎梏，而一直清晰地做着减法……一个平凡人，就这么简简单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活着，不也就是“道”吗？

　　老、庄本意，其实并非“以道压人”，而是用“道”解放人，可惜他们有科学的态度，但没有科学的办法，最后被搞得神神叨叨，还被儒家抨击为“知有天而不知有人”“远人道”。

　　其实，如老、庄，如阿文，“道”本身并不复杂，因为它正伴随着个体无所不在。保留住自己那一点点“个人主义”，看到和挖掘自己那一点点“光辉”，活出那点真正的自己，也就是修道，也就是个体对抗宏大命运的小小武器。

　　我们需要重新看见“老子”。

　　作者：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专栏作者，撰稿人，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参考书籍：

　　商务印书馆，《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

　　钱穆，《中国思想史》，《讲堂遗录——中国思想史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