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提振中国经济：复杂性、紧要性与策略性

　　对话 | 提振中国经济：复杂性、紧要性与策略性

　　原创 北大国发院 

　　题记：2022年6月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6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七位教授共同就“提振中国经济：紧要性、复杂性与策略性”展开主题分享和圆桌对话。本文根据教授们的对话整理，参与对话的教授：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赵波，北大国发院教授、教育部-北大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张丹丹，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长聘副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卓担任对话主持人。

　　黄卓：首先想问黄益平老师，目前中小微企业和个人面临的困难很大，这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民生，对于这两个群体的帮扶您有哪些具体建议？

　　黄益平：我们政府从2020年以来一直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支持，“保经济主体”其实就是保中小微企业。主要做法是提供银行信贷。2020年，中小企业信贷增长30%，2021年增长25%。经济不好，但贷款增长很多，说明这项政策很成功。下一步，金融机构还要继续通过信贷帮扶有需要的中小企业。

　　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现在民企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国企，经济不好时，民企还本付息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我认为，除了财政方面现在减税降费、降低成本的措施，金融机构、央行或是财政是否可以考虑更多地提供如贴息或暂缓付息的支持。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现金流压力非常大，我们应该从多方面缓解这种压力，让民营企业先活下去。

　　黄卓：从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来看，全球经济现在正进入增长乏力和通胀高起的时期。全球通胀给我国带来的压力有多大？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该怎样应对？

　　黄益平：输入型通胀的压力非常高，尤其是俄乌冲突以后，全球通胀进一步提升。对我国也有压力，4月份CPI已经比前几个月上涨很多，达到2.1%，通胀压力在抬头。

　　但总体上，我国过去一年多所面临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很高、投入品价格很高，消费品价格相对较疲软的格局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原因在于，从消费品供求角度来说，我们的供给比较稳定，需求非常疲软。所以从供求关系看，压力不是特别大，只是略有上升。这种情况对我们的经济复苏仍然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处于制造业中下游，其投入品变得越来越贵，但产品价格上不去，使利润空间受到明显挤压，不利于复苏。

　　所以，我最担心的不是通胀抬头，而是中小微企业的利润空间被明显挤压，再加上前面说的还本付息压力大幅上升。通胀当然需要关注，但目前不是主要问题。

　　黄卓：请问赵波老师，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出现了一些松动，现在还是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大前提下因城施策。房地产市场有三大主体——地产商、地方政府、个人购房者。目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较为明显，地产企业和个人购房者的信心和积极性怎么调动？

　　赵波：目前的政策从信贷总量上对房贷有很强的控制，在这个大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降低利率能让一些人获益，但对于整体的刺激性不如想象的那么大。

　　如果想进一步提高开发商和老百姓的积极性，可能还需要更强的刺激。比如推迟“三条红线”落实的最终期限，避免长期政策的短期化。呼吁有关政策进一步放松。

　　黄卓：对于普通老百姓，现在的时点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购房时机？应该等待哪些信号出现时下手？

　　赵波：经济对于不同人群的影响不同，低收入人群目前最担心的肯定还是生计问题，而对于工作相对稳定并且住房是刚需的家庭而言，我认为现在是比较好的购房时机。因为名义利率在下降，通胀在上升，真实利率在下降，所以购房者的利息负担会减少。

　　事实上，现在的房贷利率是过去五六年内相对较低的水平。目前对于首套房购房者有比较好的利率优惠政策，但对于改善型购房者，优惠幅度不太大。由于购买改善型住房的同时也会释放出一部分二手住房供给，会增加整个房产交易的流动性，所以也需要相关政策配套。

　　黄卓：沈艳老师呼吁要对家庭发放现金补贴和消费券，实际上在2020年疫情暴发时您就提出要发放消费券，并对一些试点做了效果评估。如果评估认为效果比较好，为什么国内发放消费券的地区并不是特别多？这一举措的关键点是什么？

　　沈艳：第一，2020年的武汉封城相对属于短期。我们在评估中看到，其实在封城最严重的2020年3月份之后，经济本身就已经开始逐渐反弹，所以当时消费券发放对反弹过程起到了助力作用。

　　第二，消费券原本就应该只是一个短期刺激，不宜长期大规模操作。打个比方，汽车如果发动不起来，和别的车接一下电就可以发动起来，然后自行运转。

　　今年我们再提发放生活补贴，包括现金和消费券，因为此时的状况和2020年有很大区别，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不少家庭的储蓄已经消耗殆尽，所以现在恐怕现金和消费券共同发放才能够更明显地达到刺激效果。2020年的消费券有用，只不过当时的经济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就可以自行持续，所以不需要继续大规模操作。我们对现在消费券的定位也只是一个刺激，就像汽车接电打火，帮助消费重振，并非长期性安排。

　　黄卓：除了现金补贴和消费券，是否可以考虑增加或放松关于消费贷款？

　　沈艳：这些措施都可以考虑，只是我目前认为，如果中小微企业本身状况已经不是很好，即使获得大量贷款，将来还要付息。

　　消费也有类似问题，消费贷款能够起到较好作用的前提是居民有相对比较稳定的收入。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数据，一些人以前有多张信用卡互相转换还款，但现在资金链断裂，导致还款全面大幅度逾期。所以，只有在收入稳定的前提下，才能考虑消费贷款的发放。

　　另外，从银行的角度也需要商业的可持续。最好能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提升风控水平，使银行能够识别出那些确实有还款能力的优质个人，去增发贷款，帮助其跨期提前消费。

　　黄卓：张丹丹老师比较了疫情期间中国和欧美国家社会救助的不同做法。欧美较多的是直接救助政策，比如对家庭发放收入补贴，或是直接给企业提供保就业的政策。欧美在发钱对象和额度选择上，主要采取什么标准？积极性和副作用有哪些？

　　张丹丹：基于我的了解，以英国的带薪假为例，该政策在执行时并不是所有岗位都一视同仁，而是主要覆盖服务行业和低收入群体。对餐饮业、旅游业等服务型行业，由于其在短期封城期间的收入损失无法得到后续消费的弥补，因此得到更多救助。总的来说，英国在补贴对象选择上倾向于覆盖那些比较脆弱的部门和群体。英国经历了几次封城，该政策的推行时点是在每一次封控开始之时，将更多的从业者纳入到救助范围内。其救助资金是分配给用人单位而非个人，由雇主分发到雇员手中，最高补贴的金额可达到员工工资的80%。

　　对于中国来说，要做到1/5的岗位补贴平均1年半4.5万人民币的薪水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获取一些个体就业信息，制定一些分层的救助措施。这应该是有可能做到的。

　　欧美救助政策的积极作用是保就业。英国的措施保证了86%的就业能够完全没有变化。另外一个作用是保持了民众的良好心态。研究发现，英国人在带薪长假中的心理健康状态和工作时没有区别。相比中国只有13%的失业人口有工资可领，收入的大幅度下降，使得失业群体的心态整体下降。工资补贴能弥补一部分的心理损失，但由于我国失业人群的就业意愿非常强，更想尽快复工，在工资补贴数量少的情况下，无法完全弥补失业带来的焦虑。

　　对于欧美救助政策的批评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减少了市场对企业的优胜劣汰作用，较难淘汰竞争性差的企业；第二是缺乏对个体自谋出路的激励。

　　黄卓：卢锋老师有过分析，美国和欧洲国家青少年群体的失业率曾经一度特别高，但2020年之后明显下降。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国现在的青年失业率也很高，今年又有约1000万毕业生要进入市场，对他们可以有哪些就业帮扶措施？

　　卢锋：印象中疫情前欧盟多年平均失业大概在9%左右，但其不同成员国之间失业率差别很大，比如德国和意大利有相当大差别。不同时点的差别也特别大，比如欧债危机爆发后失业率显著上升，欧盟有的国家失业率超过两位数，青年失业率超过20%，个别国家甚至达到30%。发展中国家差别更大，印象中有的非洲国家整体失业率达到25%上下。

　　目前美欧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重要原因在于疫情后实施大规模刺激政策，宏观经济处于景气度较高阶段。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实施了当时空前规模的刺激措施，财政与货币政策分别于2010和2017年退出。疫情危机下接二连三采取了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特别是拜登政府上任后在经济已经强劲复苏后仍追加大规模刺激措施。美欧一直担心经济增速过低，美国学界还有长期停滞讨论，所以非常在意经济增长，政策意图上尽量把增长保持在最高可能水平。回头看，这次明显搞过了头，导致几十年未见的严重通货膨胀。救助刺激政策一定阶段支撑宏观经济快速复苏，使得失业率目前处于较低水平。另外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有关，美欧劳动参与率多年在波动中趋势性降低，反映一些适龄劳动人口由于种种原因退出了统计意义上的劳动者群体，也会导致失业率相应走低。

　　关于青年就业和毕业生就业的问题。今年新进入职场的一千多万人有一大半是高校毕业生，还有几百万是中专毕业生，很大程度上青年就业就是毕业生就业，因而青年失业率变动与毕业生求职时间节奏联系有较显著的季节性。高校毕业生代表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从长期看是积极的变化，但是短期意味着劳动供给或岗位需求密集增加，也会对青年就业带来压力。

　　从经济学规律看，就业形势与宏观经济特定时点表现存在客观联系。宏观经济不好，就业很难好，所以稳增长也就是稳就业。由于疫情冲击等方面原因，近年经济增长总体低于潜在增速。去年底经济面临三重下行压力，政府实施稳增长调控政策，今年初收到初步成效。但是在局部疫情冲击下，近来部分经济指标再次回落甚至负增长，青年就业压力随之上升。

　　另外，青年就业困难背后显然有结构性制约因素。例如由于历史原因，1962年我国出生人口额外增长一千多万，其中一部分今年到60岁退休应该离开工作岗位。按道理劳动力市场供给增加应该有助于缓解失业率，去年底有观点认为今年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供大于求矛盾也有一定道理。当然就这个因素来说，也要考虑1962年增加出生人口未必都在今年退休，可能前几年已经退休，当然也有一些人过早离世等因素。此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人退出的岗位能否比较平顺地被青年填补，这就涉及到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和匹配问题：比如60岁人退休，空出的职位或许是看仓库，不一定直接由年轻人填补；或者空出的是高级管理工作岗位，年轻人也没法顶上。退出工作岗位要通过不同年龄和经历从业人员依次传导，最终才能成为青年求职者可现实选择的岗位，这个过程是否顺利通畅取决于很多摩擦因素。从目前青年就业至少短期困难加剧情况看，其它不利因素显然超过了退休增加因素影响。

　　目前青年就业困难既有短期原因，也有中长期结构性因素根源。讨论这个问题倒是呼应了今天报告会所谓复杂性和紧要性的主题，化解这个问题需短期措施与中长期政策配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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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