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从硅谷银行破产处置看监管思维的转变|硅谷银行_新浪财经

转自：中国金融杂志

作者｜王增武　彭兴韵　黄国平「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文章｜《中国金融》2023年第8期

硅谷银行银行倒闭的突变性

2023年3月7日，硅谷银行还在其官网自豪地宣称获得“2023年美国百大银行”的称号。仅仅两天后，它就被宣布倒闭，可谓一场戏剧性的“突变”。

硅谷银行从成立之时起，就是有别于传统银行机构的“另类”，它主要服务于科技行业和风投领域客户，虽然它并非美国的老牌银行，却一直被认为是银行业服务科技创新的样板。随着科技行业的蓬勃发展，其吸收的存款也水涨船高，不断增加。负债端的扩张，必须要有相应收益的资产扩张，以覆盖其负债成本并确保有所盈利。为此，硅谷银行将大量存款配置于看起来信用风险较低的长期债券。2022年末，它持有的资产中，贷款及客户垫款不足35%，持有的国债、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等占比超过了55%，似乎很好地达到了风险、收益与流动性的平衡。

然而，作为善于为科技和风险投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硅谷银行却没有开发出有效的利率风险衡量工具、模型和指标，因而未能建立起有效管理债券利率风险的体系。随着美联储在2022年持续大幅加息，硅谷银行资产的浮动亏损已高达150多亿美元。同时，硅谷银行也没能有效管理负债风险，其负债主要是风险投资公司和科技行业的存款，不仅集中度高，而且波动性很大。这给硅谷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带来了潜在的巨大压力。

为了避免更多亏损，增加流动性，硅谷银行管理层甩卖可供出售的资产以获取210亿美元的流动性，将账户上的浮亏直接转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巨额亏损，极大地消耗了其资本。为避免流动性危机，硅谷银行希望通过出售普通股和可转换优先股筹集22.5亿美元资本，其潜藏的风险被摆上了台面，引发了储户的挤兑，流动性不足最终导致其失去了清偿能力。

一场意外的挤兑彻底暴露了硅谷银行的脆弱性，这是突变性的；但硅谷银行潜在的危机早就有迹可循。美联储实际上早在2021年就发现了硅谷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的缺陷。2022年5月，监管机构又发现了该行对董事会监督不力、风险管理薄弱和内部审计职能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随后，监管机构将硅谷银行的管理评级下调至“一般”，并将其企业治理和控制评为“不良-1”。

硅谷银行的破产还生动地展现了金融风险的“奇异性”，即监管机构与硅谷银行内部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判断。2022年10月，监管机构召见了硅谷银行高级管理层，表达了对该行利率风险的担忧；紧接着，监管机构又向硅谷银行提交了对其利率风险管理的评估结果。直接监管硅谷银行的旧金山联储银行也多次向其管理层发出警告指出，随着利率上升，硅谷银行持有的大量国债和其他债券正在贬值。但管理层对监管者的警示置若罔闻，迟迟未能解决监管部门指出的问题，最终导致了风险的爆发。

救助与兜底的“敏捷性”与“不确定性思维”

在硅谷银行遭到挤兑的次日（3月10日），加州金融保护与创新部（DFPI）便宣布关闭硅谷银行，并指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作为硅谷银行的接管方。FDIC主席格伦伯格于3月27日表示，FDIC花费了200亿美元处理硅谷银行倒闭事件，其中180亿美元用于支付硅谷银行未投保存款的成本。经过讨价还价，第一公民银行以165亿美元的“折扣价”收购硅谷银行约720亿美元的资产。第一公民银行和FDIC还达成了一项“损失分担交易”，FDIC将与第一公民银行共同承担这部分信贷资产的损失。

存款保险的介入是最早防止硅谷银行风险传染的措施。从原理上讲，联邦存款保险可以较大程度地避免不完全信息中的银行挤兑蔓延，保护公众信心和降低传染性，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但硅谷银行的众多单存款超出了25万美元的保险额度，即使有存款保险做保障，硅谷银行还是遭遇了大规模挤兑，并引发了市场对更多银行可能遭受挤兑的担忧，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股股价大幅下挫。

这说明，单靠存款保险并不足以维持公众的信心。面对硅谷银行倒闭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及其产生的新的“不确定性”，美联储不得不采取紧急救助措施。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FDIC于3月12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了几项救助措施。首先，美联储将向符合条件的存款机构提供额外资金，确保银行有能力满足所有储户的需求。其次，为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流动性压力，美联储创建银行定期融资计划（BTFP），向银行、储蓄协会、信用合作社和其他合格的存款机构提供长达一年的贷款，以美国国债、机构债务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及其他合格的资产按面值计价，作为抵押品。再次，存款机构可以通过贴现窗口获得各种抵押品的流动性，贴现窗口一直开放。最后，财政部和FDIC将提供所有必要的配合，如财政部将从外汇稳定基金中提供高达25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BTFP的支持。同时，为防止因硅谷银行倒闭的风险外溢，2023年3月20日，美联储和英国中央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以及瑞士中央银行共同宣布，通过常设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增加流动性供应。

为了防止恐慌传染和信心崩溃，美联储不可谓不“敏捷”。美联储“兜底”是“在最坏情形下的最优决策”，即基于最小期望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或者说“不确定性下的相机抉择”，正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事实证明，从硅谷银行事件之后二十多天的市场变化来看，救助与兜底的确很快安抚了市场情绪。这说明，中央银行救助和兜底的“敏捷性”——对危机事件的快速响应，在信息化、数字化的金融时代，对防止风险在更大范围的传染和蔓延是至关重要的。

需要完善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硅谷银行事件表明，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监管要从“风险思维”转向“不确定性思维”。硅谷银行事件告诉我们，风险事件具有突变性和奇异性。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应对风险，监管就需要从传统的“风险思维”向“不确定性思维”转变。传统的风险思维讲究的是“连续性”和“均值性”，也就是基于（连续）概率的期望值。“不确定性思维”强调的则是“突变性”和“奇异性”，它们的共同作用又使事件的爆发具有典型的跳跃性特征，即“间断性”。由于存在间断性，人们很容易麻痹、轻视不确性及其后果。更重要的是，突变性一旦发生，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事前的各种压力测试，甚至是出人意料的，因而其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同时，中央银行救助的敏捷性，也需要从“风险思维”向“不确定性思维”转变。传统风险应对是相机决策，它假定人们对经济环境的客观概率测度具有唯一的共识，不存在私人信息。然而，在不确定性框架下，可允许存在私人信息，不同人对同一事件可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判断，也即“奇异性”，基于此，监管者可以在对环境的综合判断上，让其监管对象更加重视监管者的警示和建议。

其次，货币政策需要寻求新平衡。硅谷银行管理不善显然是其倒闭的内因，而且是主要原因。但我们也不要忽略导致其倒闭的外因——美联储的激进加息给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因此，在经济已然高度金融化的今天，货币政策需要寻求新平衡。

过去，我们通常认为，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原因，在于合成谬误政府和金融脆弱性等，单个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反而带来了集体的非理性。但最近的硅谷银行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告诫我们，中央银行（或者政府）政策行为不当，也可能直接带来系统性风险。

硅谷银行破产的次直接诱因，就是持续大幅上升的利率给其资产带来了巨额的亏损。利率大幅上升源于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胀而在2022年所采取的激进加息政策。2022年3月后，美联储已连续9次加息，累计加息475个基点，完全摈弃了它过去“谨慎有序”的利率调整原则。这一次硅谷银行破产所展现出来的金融风险，不只是所谓的银行业机构“期限错配”和管理不善等“微观因素”的结果，美联储不恰当的货币政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债券定价的基本原理清楚地告诉我们，初始收益率越低，随着收益率的上升，债券价格下跌的幅度越大。不难想见，美联储激进加息给那些没有进行利率风险对冲的美债持有者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硅谷银行只是以不幸的方式暴露出来了而已。但美联储显然是将短期内抑制通胀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而对可能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没有顾及太多。

回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同样的路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后，美联储迅速地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但全球流动性过剩又导致了随后的通胀，于是，2004年美联储开启了加息的进程，至2006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就升至5.25%，两年时间联邦基金利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在那一次加息周期中，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不断上升，一场“次贷危机”随之爆发并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

所以，中央银行为应对通胀而加息的确会对金融体系带来不利的后果，甚至会酿成局部的或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与危机，金融体系受到的冲击可能会出乎中央银行的意料。币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权衡，可能是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认真考虑的现实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行为不当本身可能就是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根源，经济政策带来的隐患恐怕要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最后，金融监管需要紧跟金融发展的实际。虽然美国监管当局早已发现了硅谷银行的问题，多次向其管理层作出了警示，但硅谷银行事件依然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的不足。2019年美国发布《经济增长、监管救济和消费者保护法》，受到严格监管的银行大为减少。根据该监管标准，硅谷银行在倒闭时，只是一家“第四类”银行，它既不受流动性覆盖率与净稳定资金比率约束，也不受补充杠杆的约束。这显然加剧了它在面临不利事件冲击时的脆弱性，也大大降低了它吸收损失的缓冲能力。

美国已开始基于硅谷银行事件审查既有的监管框架，重点在于美联储的监管是否与硅谷银行的快速增长和脆弱性相匹配。虽然美联储的框架侧重于规模阈值，但规模并不总是衡量风险的好指标，因此“需要继续努力提高银行系统的弹性”。为此，美联储准备对非全球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银行提出长期债务的监管要求，增强其吸收损失的缓冲能力，使其在面临压力时吸收外部资金（本）但又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硅谷银行事件同时也表明，美联储现有压力测试模型对银行利率风险情景的模拟存在问题，比如，美国银行业压力测试都是假设利率下行，而没有测试利率上升给银行所带来的风险。在此情况下，即使对硅谷银行进行了压力测试，也难以发现问题，这是行为金融学里典型的“想象力偏差”。是故，为了更好地对金融风险进行预警，需要改善流动性规则和风险预警系统，以便于及早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校正行动，提高金融体系的弹性。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风险传染都呈出新的特点，投资者与存款者之间的相关性大大增强，他们的群体意识和“羊群效应”会更加显著地表现出来，这对监管者维护金融稳定与应对安全威胁提出了新的挑战。监管当局应当及时了解新技术在金融活动中的应用所带来的风险点的变化，否则不仅会强化监管套利，而且最终会损害金融稳定。■

（责任编辑　纪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