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金融专栏｜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财政与金融|革命_新浪财经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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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畏险阻、砥砺前行，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海纳百川、锐意进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发展和前进方向，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金融杂志”微信公众号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金融”专栏，配合《中国金融》杂志相关专栏，选取部分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金融改革和重大金融事件的文章，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波澜壮阔的画卷。

作者｜熊鹭「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

文章｜《中国金融》2021年第12期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权过程中，上下求索，艰难曲折，其中闽西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重要实践基地。共产党人结合实际情况卓有成效地在闽西开展财政金融工作，为巩固和扩大红色根据地奠定基础。

土地革命初期的闽西经济困难。国民党政府持续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闽西革命根据地土特产品无法对外销售，工业品奇缺，再加上物资贸易难、供应不畅，生产和贸易间剪刀差现象严重，军民生活困难。闽西当时流通货币有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军阀、华侨资本家等发行的纸币，还有大量杂洋和劣质银币。同时，高利贷剥削非常残酷，农民为生活所迫举债，全部身家财产抵押还债的情况屡见不鲜。开展有利于革命战争财政金融实践对党非常迫切和必要。

闽西革命根据地红色财政实践

确立财政预决算制度

1930年3月，闽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财政问题决议案》，明确“一切税收以县为单位，由县政府统一征收，各区乡政府机关经费概由县政府发给；各县政权机关经费应按照规定登记制订预算，由县政府汇集提出县代表大会通过；各级政府经费之支出每月应造决算表交县政府审核公办”。

制定财政收入政策

财政收入基础是税收，而不是“打土豪”和战争缴获。共产党果断废除旧税，同时征收新税。1930年2月，《永定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所有以前军阀时代的政府、衙门、民团、商团、厘卡等捐税，一律取消”“为补助残废老弱及建设地方公共事业，并政府赤卫队等用费起见，政府得向农民征收土地税”。

早在1929年11月，《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就规定土地税征收以田地数为标准。1930年2月《中华苏维埃土地法》规定，土地税征收按分田数分等征收。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进一步明确财政收入包括土地税、商业累进税和公产。

闽西苏维埃政府首要是定税则。1930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6号）——税则条例》是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签发的第一份专门规定税则布告，规定了田地税、山林税、店房地基税、营业所得税等税种来源、税率、征收方法和依据。

土地税是闽西苏维埃政府最主要税收，1931年7月1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20号）——关于征收土地税问题》专门关注土地税征收办法问题。闽西苏维埃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税问题》第76号和第78号通知中谈及征收土地税重要性、办法和细节。第81号通知是如何收税七项具体指示，第105号通知也是“收土地税问题”。

建立统一财政制度

建立统一财政制度的要求贯穿于这一时期的文件中。1930年2月，龙岩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提出统一全县税收，厘定财政用途。1930年3月《财政问题决议》也规定一切税收以县为单位，由县政府统一征收，各区乡政府机关经费，概由县政府拨付。1930年7月，《上杭县苏第二届执委会议决议案》明确“规定统一打土豪筹款法则”“清算各区乡财政”等。1930年9月，《永定各区财政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纪要》也提到“统一财政还没有完全实现”，要求“统一财政，所有一切收入，由乡缴区，区缴县”。同月，闽西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强调“统一财政是统一政权指挥之先决条件”。1931年闽西苏维埃连续发布多个通知，强调统一财政。

严格财政收支纪律

1930年7月，《上杭县苏第二届执委会议决议案》规定“惩办滥支蚕食财政及私打土豪法令：县区乡工作人员如有吞食公款者枪决；县区乡工作人员如有滥用财政按情况处办；私打土豪者枪决”。1930年9月，《永定各区财政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纪要》提到，“各区乡政府禁止一切滥行开支，如有特别需要超过规定数目外，须报告上级批准，才可开支，如不报告超过规定数目外，不追认”。

其他财政政策

除保障战争经费，财政还安排教育支出，这是党局部执政中了不起的举措。1930年9月，《永定各区财政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纪要》明确，“教育经费问题，由县政府文化部造预算表，发出各区乡，由乡文化委员会制定预算，填报区文委会，由区文委会审核，汇报县文委会核准拨给。九月份的教育费，由区乡苏拨给，须于十月一号以前，须先制定预算表报告”。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财政、土地委员会联席会议决案》提及，“教育费由文化部通知各级文化部，造成预算汇交常委会核准”。

闽西红色金融实践

成立金融机构

1927年，上杭县成立福建首家红色金融机构蛟洋农民银行并发行流通券；1930年9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目前为要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以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唯一的办法是设立闽西工农银行”。1930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在龙岩成立，阮山任行长，制定了《合作社条例》《借贷条例》等规章制度。1931年9月，永定县苏区12个区全部创办信用合作社，并普遍采用发行股票筹集资金。

货币发行

土地革命初期，闽西苏维埃政府特许拥有五千元以上现金信用合作社可以发行不超过现金50%的纸币。闽西工农银行成立后，要求信用合作社收回发行纸币。废除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对各种银铸币，则视其含银成色规定兑换率，允许继续流通使用。1930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发行1元券3万张。1931年5月，发行1元券和1角、2角辅币券。闽西工农银行有一定数量白银、黄金作为储备和丰富物资作后盾，发行纸币信用度高，币值也稳定，当时甚至需要102枚银元才能兑换100元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苏维埃货币。

存款业务

按照闽西工农银行的规定，定期储蓄须以整款一次存入，本利一次取偿。活期储蓄随时存入或取出，存数最少五角以上。零存整取储蓄期限至少六个月，至多三年，按一定数目分期存入银行，到期将本利一次取回。

贷款业务

闽西工农银行贷款业务以低利借贷和农业贷款为主，对经营出口粮食、土特产品及进口布、棉、盐、煤油公营和私营商店优先给予贷款。生产合作社有优先借款权，只收低利。闽西工农银行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贷款利率优惠，提供“同业资金”，创办的“粮食调剂贷款”被作为成功经验推广到中央苏区。

发行股票

1929年9月，中共闽西特委发出通告，要求发动群众私人股份创办信用合作社。交足股金社员，信用社发给股票，股权可转让与继承。1930年春，闽西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募集股金3千余元，每股1元。闽西工农银行创办时通过发行股票20万元筹集资本金，闽西苏维埃政府特别规定闽西工农银行经营利润分配方式：公积金20%，工作人员奖励20%，60%进行股东红利分配。

货币流通

闽西工农银行禁止各种杂钞伪币在根据地流通，按减低四分比价兑换工农银行纸币，换来杂钞伪币到国民党统治区购买革命根据地生活必要品。积极协助并开展进出口贸易，鼓励将根据地重要的产品纸、木材等出口，换取大洋等现金。同时严格现金管理，规定“凡携带大洋与毫子来往白区办货在20元以上者，须向市区政府登记，取得现金出口证才准出口，无出口证及非为办货用的，一律不准出口，向银行或兑换所兑换大洋的，也要有现金出口证为凭”。

对当前财政与金融工作启示

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下闽西财政金融硕果累累：为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奠定物质基础，通过财政努力充实收入；为党培养经济领域重要人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鼎丞任土地部长，极力主张应尽早成立闽西工农银行并付诸实施的邓子恢任财政部长，闽西工农银行曹菊如、赖祖烈等作为毛泽民最得力助手参与组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时隔八十多年，当翻开泛黄史书，重温热血年代，不少实践和论述即使现在看来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重视研究实际，正确解决问题

闽西党领导下财政金融取得成绩和党重视调查研究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分不开。1929年9月，《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七号）——关于剪刀差问题》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解决经济困难办法，包括鼓励农民创办信用合作社发行纸币，吸收存款，流通金融等，成为后来闽西经济工作重要纲领性文件。但由于信用合作社分散发行纸币，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作用，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修正财政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提出：要调节金融，唯一的办法是设立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纸币。从而促成在闽西革命根据地统一货币发行。

当前也应强调与实际紧密结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提出解决财政金融问题综合方案。

积极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中国共产党从只有五十多人小党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不断发展壮大重要秘诀，闽西红色财政金融实践中也能看到这点。高利贷剥削是土地革命时期重要矛盾问题，因此最初党确定把打击高利贷作为土地斗争中重要任务，1928年闽西不少县市发动农民暴动时提出“废除一切债务”，1929年7月，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纠正过去取消一切债务的错误观念”。提出应区别债务成因对待，普通商家赊货形成账，仍旧要还，保护正常工商业。对月息二分以上高利贷“一律取消”。月息一分五厘下“还本不还利”。1933年，《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同年《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两篇文献均明确应分清“债”和“账”的区别，划分高利贷范围，这些正确政策保护了闽西根据地正常资金和商贸流通，精准打击了真正高利借贷。

当前也应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贯穿于具体工作，在这过程中尤要注重区别对待，不能简单一刀切。

夯实经济基础，积极开辟财源

土地革命时期，一切工作都为革命战争服务，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仍然认识到应该大力发展经济，不能脱离经济谈财政。毛泽东在1933年8月发表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他在1934年1月发表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中也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生活”“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基本方针，明显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这些论述是党在闽西等红色根据地局部执政经验总结，现在仍有重要意义。

我国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历史经验为鉴，更应培税源，兴教育，疏通资金流通中淤堵点，降低资金成本，服务好实体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增加财政收入，形成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协调财政金融，保持币值稳定

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纸币以充足现洋作保障，而不是单纯从财政需要出发。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指出，“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1932年，党专门在闽西长汀举办金山银山展览，向群众表明苏维埃政府货币发行具备可靠储备基金，对红色货币币值稳定起到重要作用，一些民间贸易商，为方便携带，宁愿贴水也要用银元兑换闽西工农银行纸币。闽西工农银行币币值稳定，在同期革命根据地中是罕见的。

当前我国也应持续保持财政金融协调发展，货币发行应服务经济发展需要和宏观调控需要。财政信用应是币值稳定、预期稳定的后盾，让人民币持有人对人民币充满信心。

加强预期管理，增强政府信誉

预期管理是中央银行非常重要政策工具，闽西红色财政金融实践也运用了这工具。闽西工农银行刚发行纸币时，群众使用意愿不大，收到立即到银行兑换银元。为保持纸币信用，闽西工农银行规定，来者不拒，凡来兑者，不论多少，随到随兑。这一预期管理方法大大增强闽西工农银行发行货币的信誉。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指出，“货币政策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预期的引导和把控，这也是中央银行可信度的重要体现”。当前面临复杂国际国内局面，不仅货币政策，各项宏观政策也应管理预期，避免谣言传播和政策误读，增强政府公信力。

统一货币发行，管理现金流通

土地革命初期，闽西苏维埃政府曾允许农村信用合作社发行纸币，但农村信用社发行纸币只局部发挥作用，货币政策难以统一。闽西工农银行成立后，立即统一货币发行，具体处理时区别对待，对国统区各种纸币降价流通，使其退出根据地市场，对私人商号发行纸币一律禁止流通，限期收回，各种银铸币允许按规定兑换率流通，保存金银不外流等，通过多种渠道使货币发行由分散变成集中。

我国早已统一货币发行，但当前仍面临着比特币等加密资产的严重干扰。《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指出，比特币虽然在名字中有币字眼，但由于其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该通知明确提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闽西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下财政金融实践告诉我们，防范比特币等加密资产炒作风险，对我国牢牢掌握货币发行权有重要意义，应杜绝比特币试图成为支付手段的宣传活动，对从事与比特币相关交易所继续全面清理和关停，加强对比特币从事洗钱及非法犯罪活动的监测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