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周皓：上半年金融系统性风险指数呈下降趋势未触及重要风险警戒线_新浪财经

　　5月22日消息，2021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召开，会议主题为“新格局新发展新金融”。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周皓发表演讲。

　　周皓表示，从上半年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的主要发现，在宏观方面，中国2021年上半年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指数呈现下降的趋势，没有触及重要的风险警戒线。

　　他指出，今年的特点是宏观的风险基本上在警戒线之下，其中的原因就是宏观经济表现比较好，在消费和投资恢复不是很强的情况下，出口和房地产这两个轮子是现在支持宏观经济稳定复苏的支柱。

　　以下为嘉宾发言全文：

　　各位老师、同学、各位来宾：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下午第一场论坛，构建金融监管新秩序，也就是2021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发布会，由我主持这个报告的发布，以及三位嘉宾，其中包括：

　　Richard Apostolik 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总裁、CEO

　　钱军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

　　黄海洲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管委会成员

　　下面开始这个论坛的第一项，发布《2021上半年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

　　我先介绍一下报告的主要发现，上半年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的主要的发现是这样，从宏观来看，中国2021年上半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数呈现下降的趋势，没有触及重要的风险警戒线。从微观层次来看，有多个风险点显现出来，其中包括：第一、产业债务的违约；第二、政府融资平台“大而不倒”，能否打破刚兑的形势；第三、主要是指银行业在新冠疫情之后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滞后到今年才显现在银行债务上；第四，还有包括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业态的形式，包括像蚂蚁金服这些交易平台、基础交易设施作为大型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的要求；以及包括最近出现的一些华融债务的可能展期违约调整的风险。

　　总的来讲，大图是这样（如PPT），宏观的风险指数很低，呈下降趋势，那么微观的风险点非常多，超过了以前，前两年我们公布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的时候只有一个风险点，比如说城商行的时候，在我们报告宣布之后的第二天监管机构就公布了对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等这些银行的监管，那是2019年的情况，风险点特别突出，比较容易找，而且宏观的风险触及了这个底线。

　　今年的特点是，宏观的风险基本上是在警戒线之下，其中的原因就是宏观经济表现比较好。在消费和投资都恢复不是很强劲的情况下，出口和房地产投资这两个轮子是现在支持宏观经济稳定复苏的支柱。除此以外，虽然新冠疫情突然到来对金融监管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监管机构的政策调整比较灵活，而且我们宏观经济的调整，过去两年宏观经济的调整坚持以今天早上张晓慧院长也提到“以我为主的态度”，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搞好国内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带动国际大循环，最后国际大循环、“双循环”都搞得比较好，包括出口、房地产投资这两个国内国际的大循环成了今年和去年经济恢复的指数。

　　那么并不是没有风险，从高频数据来看，今年和疫情以来，包括2020年初、2020年7月、2021年初还有去年年底都有过疫情反复、国际通胀、大宗商品涨价等等以及包括美国货币政策退出带来的国内金融市场风险的反弹，但是都没有接近风险的警戒线，这一点是我们总的概括。

　　从分行业来看，依然是银行业占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绝大多数，90%以下，这和中国银行业作为间接融资一直占80%以上的社会融资总额的情况相吻合的。那么从大型国有银行来看，当然是总量最大，但是最大的风险出现在疫情发生的早期，就是2020年1月和7月，北京新发地疫情时期，在此之后所有风险的指标都呈下趋势，城商行我一会儿也要提到也是类似的发展趋势。

　　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四类对比来看，它的风险损失占市场资本的比例，也就是风险的覆盖率来看，农商行和国有银行都比较大，国有银行当然是因为我们政策要求的支持小微企业这些政策负担体现在它的风险指数上。农商行更直接地对应于在疫情之后餐饮业、服务业中的个人、小型企业、个体企业遭受的损失，所以这两类银行的损失覆盖比率比较高，甚至高于它的历史期限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从利润率来看，实际上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表现是比较好的，受疫情冲击的利润率下降在城商行、农商行上比较明显。这个其实在美国疫情之后也有体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它的私有医院实际上是在疫情之下盈利的，亏损的是社区医院，专门照顾没有收入或者低收入者的医院，在这种冲击之下银行业、医院都有（不）同的表现。

　　潜在的几种风险做一个概括，也给后面几位发言的嘉宾提供几块靶子，第一个是产业债，从永煤开始，紫光、方正都有，AAA级债券也开始突然出现违约，这在中国债券市场上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现象。这种情况会带来一部分的市场恐慌和无序的撤资，主要是银行或者本来提供信贷支持的一些业态，也会有一些恐慌和撤资、撤贷或者是减少贷款。这样的话对整个信贷市场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说这次风险点是比较多，但是都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宏观经济表现得比较好，所以没有积累成为宏观系统性风险的扩大，但是微观来看这个风险点比较多。地方融资大家也知道，最近有过很多地方省都出现这种本来是不能支付，但是被上一级政府，比如说县级被地区、被省里承担下来的情况，包括各个省的领导纷纷站出来说“不能出现平台违约的情况”。所以这既是个风险又是个改革的难点，就是如何把政府这个融资平台的商业信用和政府信用区分开，让商业信用跟房地产一样实行市场化的重整违约的过程，但政府信用在国家或者各个省的统一协调下能够很好地运营，这个是遗留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农商行、国有银行有很多支持疫情之后小微企业个人贷款的政策，让利、让息包括展期，在现在开始逐步体现到银行的年报上，滞后一年嘛。幸好是宏观经济在出口、房地产的增长比较强劲的环境下，这种风险和负面利润的损失是被其他方面的利润给抵消掉了，所以还没有出现非常巨大的问题。

　　还有包括大型企业，华融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蚂蚁金服这种非常基础性的支付体系，现在央行和监管机构都在推动金控公司的统一监管。也是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管理，其中不仅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也包括这种交易设施平台、交易所，包括蚂蚁也包括这种新的、大型的像华融这种资产公司在美国，包括REITs这种新的业态的形式，都是在重新划归到国家的系统性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防控。

　　针对这种形势，我们提出的应对政策就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比如说你宏观风险突然上升突破警戒线，而且你分析可以看出来就是几家城商行，比如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等，你提出的建议很简单，就是市场注入流动性，监管部门直接监管，所以这种政策是那种情况下的正确的应对。今天这个情况和那个相反，就是风险点很多，但每个都没有突出到把整个系统性风险推出边界的程度。所以现在政策的应对就是多样化的，针对不同的风险会有不同的应对，对于永煤这种违约的情况要加强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我们现在进一步对外金融开放，包括证券、保险等等，外资份额都从50%完全放开了，没有这个限制了。在信用评级方面也有这种趋势，前一段有过这种，完全让它进入中国市场的讨论。其他比如加强市场化、法制化债券处理过程，不良资产ABS这些行业的推动，以及对于可能的银行，可能的城商行、农商行的重组提供多样化的资本结构，允许在股权结构上更开放的方式来改造这些可能出问题的银行股份。这是金融的应对政策。

　　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杠杆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不应该采取那种硬性的突然降杠杆的方式，一个是疫情之后经济还很脆弱，第二降杠杆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从分子看减少债务，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债务，也可以从分母看拓增长，通过现在比较有利的增长形势，不仅是出口和房地产，把消费和民营投资进一步促进起来的话，增长也会帮助降低杠杆率。所以降杠杆最好是不以激烈的方式强行降杠杆，从而容易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而是一种稳定的渐进式的方式来降低实体经济的杠杆率，这也是当前比较恰当的一个应对政策的角度。

　　最后，我们之所以有很多违约，有地方政府平台还有这些可能的银行资本注资，和我们资本市场发展缺乏深度和广度是有关系的，这个广度可以理解为多样化的资本市场的建设，股票和各种债券等等。深度呢？是说我们资本市场的建设应该在，特别是在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的基础上，要更深度地推直接融资，就是股票市场的进一步深厚和完善，这个对降低整体经济的杠杆率，对企业运行的改善都会有更大的作用。

　　这就是我今天先跟大家汇报的今年上半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下边是三位演讲嘉宾发表自己的观点，按照我们的顺序，第一位演讲嘉宾，线上连接的Richard Apostolik ，是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的总裁和CEO，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在过去两年一直参加我们的全球金融论坛并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的发布上做过演讲的嘉宾，先请Richard Apostol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