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全球治理非常重要_新浪财经

　　5月22日消息，2021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召开，会议主题为“新格局新发展新金融”。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发表演讲。

　　陆克文指出，全球治理非常重要，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现在大量的活动都已经是跨境的，而不是国内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行之有效的跨境治理和国内治理结合在一起，这是符合逻辑的。

　　以下为嘉宾发言全文：

　　朱民：非常容幸能够邀请到陆克文先生，因为他在国际政坛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对世界形势有着深刻的见解，不仅仅有对于亚太区的见解。他不仅是一位政治领导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真的非常容幸请到陆克文先生。我们主要讲到的话题是全球经济治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也清晰地显示了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缺失，当然对于疫情准备不足也是一方面，疫情也是突然爆发的，更加重要的是疫情爆发之后全球并未协调一致地对疫情作出应对，今天在世界上在疫苗以及疫苗有关的融资等方面仍然出现了诸多的混乱和不协调，您如何看待在今天这个形势下的全球治理问题？因为在今天的形势下全球治理变得格外重要，您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会非常有益，首先请您来做个评述。

　　陆克文：全球治理非常重要，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看到有大量的活动都已经是跨境的，而不是国内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用行之有效的跨境治理和国内治理结合在一起，这是符合逻辑的。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在投资，还是在监管框架，还是在数字化商业，还是疫情防控还是人员流动，还是在所有的包括像气候变化等这些挑战当中，我们的现实是具有跨越国境的形势，而不是过去问题都在各个国家的国内，所以全球治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美国的共和党，世界上的每一个政府、每一个政党都要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这是我的一个中国的朋友教我的这句话，客观现实。

　　第二，如果我们看一下全球治理的机制，在纸面上可以看到这些机制是不差的，在理论上看上去不差，比如说世卫组织，他们的授权任命，他们的宗旨写得很清楚，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命也写得非常清楚。联合国框架公约写得也很清楚，但是现在缺失的是执行的机制，缺失的是政治上的能力，把这些机制动员起来，让这些机制发挥到实处，能够让这些机制具有可操作性。

　　这就到了我的第三个观点。我们现在已有的让全球治理机制来发挥作用最好的现存机制就是G20，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当时是澳大利亚总理，当时我们发挥了创新精神，并且创建了G20这样的机制，然后把我们的政治资本通过G20的机制投入进去，来确保FSB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其它的一些全球治理机构能够发挥出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也就是说，如果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政治领导人愿意让这样的机制发挥出作用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今天我们仍然有世卫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组织，包括世贸组织，都还存在，但是今天不一样的是，这些机制当中我们政治领导力的氧气缺失了，我们要把G20继续打造成全球治理的工作进程。现在在全球治理的血液当中我们要把这些堵塞的点打通，所以我们还是要像过去一样要投入政治资本，当然有一些地缘政治上的阻挠因素，但是在防疫和气候变化方面，以及防范全球再次爆发债务危机方面，因为今天各国都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进行抗疫，进行梳困，在这样的情况下G20框架当中我们仍然要把全球治理启动到最大化的发挥作用的状态来应对这些可能出现的风险。

　　朱民：陆克文先生您讲的非常深刻，非常感谢您有着非常宽阔的视野，从高屋建瓴的角度来探讨了我们需要向全球治理注入政治资本，这些体制、机制、机构都在，但是我们需要向它在政治上输入氧气。但是我记得在此前的G20会议当中，您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曾经有建议就是G20要成立一些常设性的机构让G20能够进一步的机构化，能够处理日常的问题，但是这些建议最后没有落实，而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G20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您讲的非常对。后来2016年在杭州G20峰会上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倡议，但是打那以后G20就没有什么新的倡议了。考虑到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您觉得我们在G20是不是有可能把G20变成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治理能力的机构，比如说向政治上输氧。

　　陆克文：要想做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在我看来我们需要领导力，需要华盛顿、北京和布鲁塞尔都投入到其中，但是这是可以做到的，我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现在我们面临着共同的，就这三大团体或者是三个主要的G20当中的力量，围绕着未来对于经济的治理，对于未来贸易的治理，对于未来气侯的治理，对于未来疫情的治理我们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所以我们有这样共同的需求让这三个主要的国家或者集团来进行合作，拿出政治上的领导力。

　　第二，您讲的非常对，我们不可能在G20当中也打造出像联合国秘书长这样的职位，因为G20各个国家的情况制度都是林林总总各不相同的，我们也不可能考虑把G20的总部设在一个国家的首都轮值五年换一个国家，再设一个秘书处，这不太容易做到。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G20情况的话，对于G20的东道国来说，东道国要拿出一个议程，但是这样的议程又要符合20个成员国每一个成员国的利益和考虑。所以从结构上来说，也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在WTO重要性下降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去防止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如何能够在今年的格拉斯哥大会上帮助全球实现把升温幅度控制在1.5度之内，如何能够在今天的财政政策刺激之下不会再产生一次主权债务危机，这些都是G20共同的关注点。另外我们如何打造一个全球电商以及全球数字化经济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架构。或者把世界上现有的几个主要的数字化经济的监管机制之间加以协调，我觉得中国、美国、欧盟，有时候再加上德国总理，加上日本的首相等等，是能够共同来推动这一进程的。因为G20是这样，是老的G7再加上新兴经济体的领导者，例如中国以及世界上另外几个大洲，还有非洲、拉美，而且在G20里还有三个穆斯林国家，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所以有了G20我们能够把大家的政治资本结合在一起，把这样的堵塞点打通，这样能够把G20打造成一个有着充分功能的多边机制，这是我们目前的挑战，既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又是能够做到的，只要我们能够努力。

　　朱民：现在我们也是看到有两个不同的组别，有一个阵营坚持多边主义，要进一步增强G20的能力。另外一个阵营更加强调通过双边的渠道做成事情，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当中双边主义针对多边主义有上升的趋势的，您是一个多边主义者，现在在G20的框架当中，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我们要实现这样机制的一致性，在过去的G20的进程当中，每个国家当东道国的时候，既会有一个全球的议程也会有一个本地区的议程，下一届的G20的峰会我们如何把双边和多边的视角之间更好的协调？

　　陆克文：我同意，多边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多边主义，全世界190多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言权，全票同意，20多个国家一起同意比190多个国家同意容易得多，所以完美的多边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全球治理机制本身是多边的，包括像联合国或者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二种模式是一种纯双边主义的模式。双边主义比如说中美之间，比如说两个大国达成的协议不一定符合其它国家的需求。第三种选择就是中庸，就是在这两个阵营之间有一个中庸就是G20，因为20国集团的代表性是比较强的，占到全球GDP的90%，占全球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有中国、印度、法国、德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在这里面了。所以我们可以把G20打造成一个全球的经济中心，去发挥调和的作用，去产生一些解决方案。然后通过已有的国际体系向世贸组织、IMF或者世界银行、世卫组织来发挥作用，我觉得这是一条唯一我们可以信服的道路，单纯的多边主义现在仍然是行不通的，因为一个大国就可以否决这一切。单纯的双边主义往往只能符合双边的利益，所以我强调第三种选择。

　　朱民：您分析得非常好，非常感谢！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们看到要把力量从G20的力量通过现有的国际组织去实现，仍然有很多的难度。我们如何来确保G20作出的决策，今天G20只有公报了，如何能够把G20的公报转变为全球治理机制的行动，如何能够去形成具体的行动计划，为国际组织所采纳，我们如何来做到这一点？

　　陆克文：我觉得有两种办法做到这一点，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我刚才没有回答的问题的一部分。那就是我们如何防范G20每年在设定议程的时候都会重复以前有过的议程，把车轮重现再转一遍，并不是说重新设立一个秘书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改变轮值机制。可以在苏伊士或者是新加坡建立个G20的常设秘书处，因为瑞士和新加坡都不是G20的成员国，所以他们对于G20来说是中立的，我们可以在那设一个秘书处，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也都非常的发达，因为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的治理，这是我的建议。

　　在第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不能够把G20的总部放在某一个G20的成员国，这是做不到的，这肯定会引起矛盾的，我们找一个G20以外的国家把G20的总部或者是秘书处放在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值得考虑的。

　　第二，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我们的公报变成决策的机制，让其它的国际组织来采纳，首先我们看一下G20的议程，我们每次通过公报的时候以及我们的牵头人在G20要通过决议的时候，也要对G20的各个成员国做一个分工，让他们在相关的多边组织当中来提决议，如果是联合国安理会的话，G20的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要给他一个分工，你们得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这个决议，和G20的公报有关的决议，也就是说G20在公报当中要进行分工，无论是西欧、拉美，还是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还是加勒比海岛国这些，我们要以G20作为一个牵头，这样一方面我们通过公报，另外要让不同的成员国在我们公报的精神在不同的国际组织和现有的分组当中去体现出来，这样才能把G20的决策进行机制化，让G20成为真正的中间人，把G20提出的解决方案能够通过现有的各种合法的国际组织的进程或者是常设的国际组织加以实施。

　　朱民：这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有创意的想法，我觉得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做到让G20的倡议能够真正成为国际组织的行动计划。但是做到这一点，这也要求G20的各个成员国他们一定要遵守规则，一旦他们通过了公报，通过了内部角色的分工，他们后续就得跟进，无论在哪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当中，他们得按照分工去跟进，得拿出政治上的领导力，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你的建议真的是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们向下降一层，您刚才也讲到了两大问题，气候变化和对数字经济的监管，您认为G20是否能够发挥作用，来确保今年的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呢？

　　陆克文：我觉得以三种方式做到这一点：第一种方式现在已经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欧盟以及加拿大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在本世纪中叶达到碳中和，我认为我们可以利用G20来形成一个主要经济体的决议，在今年的格拉斯哥大会上提出来，对于目前还没有提出自己的碳中和计划的国家也能形成压力，比如说印度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现在是保守党在执政，现在还没有提出自己的碳中和计划，这是我觉得可以实现的一种方法。

　　第二，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真正的挑战是我称之为“国家自主减排目标”，我们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要让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所有的成员国在2030年前要通过推进自己国家的自主减排目标，没有国家自主减排目标配合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实现本世纪中叶达到碳中和，而且我看到这些数字我觉得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国家自主减排目标2020年到2030年，因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当中也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由G20加以向前推进。

　　第三种方式是要找到一个相对应的目标，比如说在技术领域也定一个目标，比方说要求进行一些跨国的技术研发项目，像下一代可再生能源技术，让这些目标达成也有技术上的支持。因为我们看到可再生能源的储能能力在增加，像氢气和氨气的运输技术也在改进，但是还有其它的一些技术研发的任务，我希望由G20发挥作用，来推动下一代可再生能源跨国研发计划，这是我认为G20可以做的三件事。

　　朱民：真是非常深思熟虑的建议，当然这些基本上是基于G20作为一个论坛，G20自愿发挥其作用，要有这样的意愿。而且还是在用一种传统的政治上的同行压力这样的一种方式。

　　陆克文：对，可以这样说。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参加哥本哈根大会的时候我当时是总理，当时我们想的是我们要通过一个国际法当中的文件具有约束力，但是国际法的执行机制总是会成问题。第二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澳大利亚的提议主要是依赖各个国家的自主减排贡献，我们后来在哥本哈根产生了一个初步的协议，后来2015年就有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一开始我们主要是专注于国家自主减排，在哥本哈根我们有一个叫做后撤机制，也就是说一旦不能够达成国际协议的话，我们还是回到国家自主减排上，但是后来我们有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这有一种同行压力，不同国家之间的同行压力。但是目前国际围绕着气候变化的政治氛围还是很好的，如果有一些国家作弊的话，这种作弊的有效时间也不会太久，会有裁判吹哨子的，会叫停的，即使有作弊，这种作弊有效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久。是不是可以走到这种经济制裁这一步这是另当别论，现在欧盟提议对于没有达标的国家要给它额外的征税，当然中国政府不支持这样的提议，世界各国的看法也不一样，通过自主减排达不到目标的话，接下来我们就要有一个制约机制，或者是执行机制，以某种形式实现给他加税。这对于全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如果大家用自愿的方法不能够发挥作用的话我们得有其它的机制。而且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可能有时候会撒谎会作弊，但是地球不会说谎、不会作弊。

　　朱民：非常深刻，而且您也是找到了这种正式的执行机制和非正式的同行压力，各国之间的压力之间的联系，也看到从国际社会的观瞻这样的角度，即使没有一个官方的正式执行机制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各种信息也是透明的，也有各种各样的分析，这样让不达标的国家能够经历一些政治上的压力，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更加重视减排和气候变化问题，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提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您也是贡献了很多智慧，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谢谢！

　　陆克文：也非常感谢这次对话的机会，向清华五道口的各位朋友，向各位中国朋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朱民：非常感谢您非常精彩的真知灼见的分享，希望很快线下见面，谢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