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当前经济形势下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配置思路应有所改变|新冠肺炎_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7月25日消息，2020国际货币论坛今日线上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发展格局下的全球金融中心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发表演说。

　　高培勇表示，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既不同于疫情之前，也不同于高速增长阶段，对于经济形势的把握必须要在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向前深入一步。具体而言，高培勇给出了两种基本看法：一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要有两个参考系，二是对宏观政策的配置分析要坚持对症下药。

　　首先，在做形势评估时，不能仅仅以2019年经济实际运行状况作为参考系，而要在此基础上加入另一个参考系，即疫情前的预期。通过两个参考系共同作用，达到更加全面、充分地评估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风险和挑战，少留甚至不留后遗症的目的。

　　其次，在做政策配置时，通过把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和经济的常态变化区分开来，对症下药、精准施策。对于原来就有的困难、风险和挑战，可采取日常的宏观政策配置，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目的；对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困难、风险和挑战，应采取特殊的举措，以救助和纡困为目的。

　　因此，在宏观经济分析、宏观政策运行的过程中，应当注意避免几下几点：第一，要避免对当前的困难、风险和挑战，不加区分地“一锅煮、一勺烩”；第二，要避免简单搬用传统思维来从事疫情下的宏观分析和宏观政策操作；第三，要避免为应对短期问题而留下有碍长远发展的后遗症。

　　以下为现场实录：

　　大家好，很高兴在疫情期间以这样一种方式和大家进行交流。宏观经济的分析是我们的主业，这样一种分析对我们而言有两大主题，一是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精确的判断，二是对宏观政策的配置做出准确的把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工作怎么干？这两大主题其实一直和我们相伴随。我在此所想表达的一个基本的见解就是对于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对于当下中国宏观政策的配置，不能仅满足一般性的研究，而是要深入到更加精准有效的经济当中去。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的错综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既然是前所未有的，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也好、对于宏观政策的把握也好，都很可能超出我们以往熟悉的那样一种视野范畴。

　　比如说对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有这样一种分析和判断：总书记在周二同企业家的座谈会上已经作出精确的表述，他是这样讲的，今年上半年我们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稳定向好的态势，就GDP的变化而言，一季度GDP下降6.8%，二季度下降3.2%，1到6月份综合在一起也就是上半年整个下降的幅度是1.6%，总书记讲这是比我们预想的状况要好的。就财政收入而言1到6月份下降的是10.8%、税收1到6月份下降的是11.7%，但是就6月份这个单月而言，财政收入出现了正增长，增幅为3.6%。就宏观政策的布局而言，我们现在仍然采用疫情之初的表述，那就是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但是如果注意到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既不同于疫情之前，也不同于高速增长阶段，我们对于形势的把握显然就必须在一般性分析基础上向前深入一步。这是因为当前的中国经济运行和宏观政策配置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面对这个形势和政策配置的这样一种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宏观经济分析也得跟着变。

　　在疫情之前我们总在强调这种变化，我们说现在处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经济分析大不同于高速增长阶段。现在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种说法，我们现在从事的是疫情之下的宏观经济分析，疫情之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显然也大不同于疫情之前，这两个大不同于就说明我们在当前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要注意到它的精确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我想表达这样两种基本看法，其一就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要有两个参考系，其二就是对宏观政策的配置分析我们要坚持对症下药。

　　先说第一个问题形势的分析。我们总是说现在的经济形势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当我们在做形势评估的时候，总是说GDP增了多少、下降了多少、财政收入增了多少、下降了多少。但是请大家注意，当我们在做上述表述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所采用的参照系都是2019年，也就是说相对于2019年而言，我们的变化是不一样的。这样一种分析的结果是一种综合性的变化，而没有把常态性的变化和疫情所带来的变化区别开来。

　　因而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再追加一个参照系，那就是疫情前的考虑。我这里特指的是2019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0年经济的走势所做出的预期。相对于这样一个预期而言，2020年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今年的1到6月份我们在讲GDP的增速下降6.8%的时候，这6.8%就是和2019年的数字相比的。和2019年的数字相比一季度下降6.8%，那么如果说它和疫情前的预期相比它下降的幅度就不是6.8%，我们在疫情之前对于2020年经济走势的分析至少是以正增长6%作为一个预期的。

　　在6.8%的基础上加上原来的6%的预期，正负绝对值相加，那我们必须说今年第一季度GDP的下降幅度不止6.8%，而是12.6%。那今年上半年而言我们说整个的1到6月份下降的幅度是1.6%，但如果考虑到原来的预期还有一个6%的正增长，因此我们必须说GDP的下降加起来上半年应该还是负增长7.6%。这是起码的一个判断，它可以让我们看到问题和困难的严峻性。所以这是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两个参照系放在一起起码可以让我们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是更加全面充分的评估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风险和挑战。从而把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和高速增长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变化加以区分；也可以把疫情冲击和正常状态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的变化加以区分，所以这是我们所能达到的一个目的。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不留、少留后遗症。我们都深知一条特别反对扩张性的举措，特别是超大剂量的抗张性举措，都会留有或多或少的后遗症。所以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时候，一旦涉及到对冲性的操作我们就必须得有一个成本效益的分析，这也是经济分析的灵活之所在。

　　为了实现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付出的代价究竟是怎样的？所以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用两个参照系我想还是非常必要的，那就是对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的分析，我们显然不能仅仅停留于以2019年的实际运行状况这样一个参照系这样一个层面，而至少要在此基础上加入一个层面，那就是和疫情前的预期加以比较，将疫情的冲击和正常状态条件下的这个冲击把它区分开来，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看法。

　　第二个基本的看法就是宏观政策的配置，要对症下药、要精准施策。刚才我们讲到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要在2019年对参照系基础之上加一个参照系就是疫情前的预期。之所以要加入这样一个参照系，除了全面、准确、充分的评估经济形势之外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把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和常态情况下的对经济影响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当前所遇到的困难风险和挑战，实际上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困难风险和挑战。

　　对于原来就有的困难风险和挑战，我们总是说是周期性的因素和结构性的因素相交织，这是我们在疫情之前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对于原有的困难和风险以及挑战我们说这是常态性的操作正态之举，也可以说是日常的宏观政策的这种配置，我们只要寻着高质量发展阶段已经确立的理念思想和战略操作就可以，只不过有可能需要的是加大剂量。

　　但是对于另外一类的困难风险和挑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这实际上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的困难、特殊的风险、特殊的挑战。特殊二字实际上恰到好处的刻画了疫情冲击带给经济运行的影响。我们说这些都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困难，我们就得用特殊的举措加以应对。

　　疫情以来我们在宏观政策的布局上推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举措，比如说在财政上发行抗疫特别国债，较大幅度地提高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地方专项债的发行额度等。对于这些特殊的举措，我们应当说它属于战时之举非常规性的举措。

　　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宏观政策的举措，是有必要区分开来的，否则一锅煮一勺烩就很难做到对症下药。仔细说来对于日常性的操作或者叫做常规性的操作以及特殊性的操作战时之举，它们两者之间在实际运行当中肯定是有交叉点，但是却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战时之举非常规性的操作，就像我刚才举的财政政策上的一些特殊的操作，它包括增加财政赤字、增发抗疫特别国债、较大规模地增加地方专项债的发行等。那么这些特殊的举措之所以实施，其目的在于抗疫。抗疫又具体划分为救助和疏困，因为它是有特殊的这种目标，在很多方面都带有破戒的性质，破戒就是破除戒律。既然是破戒，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不得已而为之，是特殊背景条件下的这种特殊的操作，对于这类操作我认为应当以挤牙膏的这样一种思维来加以面对、要特别注意精打细算、要特别注意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大的冲击对冲多大的冲击，这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特殊的这种举措。

　　对于正态之举，常规性的操作，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疫情冲击我们照样要进行这种操作，也可以说这在去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了我们的宏观政策的配置。那么这些配置的目标是在于推动经济平稳健康持续的发展。它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抗疫、不是救助和疏困，而是进行宏观调控，其目的在于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们要按照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这样一种原则，来做好我们既定的宏观调控的工作。

　　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对症下药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这种着力点。现在我们所在宏观经济分析当中、在宏观政策的这种运行过程当中，我观察所遇到的一些应当注意避免的这个事情必须突出的是如下几项：

　　其一是对当前所遇到的困难风险和挑战，往往不加区分的一锅煮一勺烩。当谈论经济增速下降了多少、当谈论到经济运行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当谈到我们所需要实行怎样的宏观政策操作的时候，没有或没有足够的加以明确的区分。往往是把疫情的冲击和经济正常运行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混在一起，因而很有必要强调是要区分、至少区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

　　其二就是简单搬用传统的思维从事疫情下的这种宏观分析和宏观政策的这种操作。一个现成的例子比如说是扩内需这是必要，但请注意的是扩内需不仅是疫情冲击之下的这种疫情冲击的宏观操作，而且即便没有疫情在正常的宏观经济的运行背景条件下，也有扩内需的这样一种宏观政策的这种操作。如何在扩内需的问题上把两种不同情形下的扩内需的操作加以区分，从而进行更加精确、更对症下药的这样一种操作、显然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扩内需，我们往往在权衡把扩内需的重点放在投资或消费上时，选择以扩投资内需作为重点。

　　但是在疫情条件下显然扩内需的重点，应当是扩消费。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扩内需往往可能说是以扩大投资的需求来带动其他方面的需求，但是在疫情冲击面前，我们发现保订单可能是扩内需的更重要的政策着力点，只有保了订单才可能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所以这两个方面的性质区分，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第三个我认为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对于当前宏观举措操作所可能带来的成本、换言之就是后遗症关注的还不大够。或者是没有足够地关注它可能带来的后遗症或负作用。对于这样一些后遗症和可能产生的负作用我们也有必要进行充分的评估，并且做好适时退出扩张力度较大的这种宏观政策的操作，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我想都是也必要考虑到的。

　　我想表达的基本的看法就是这些，有错误或错漏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