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推进共同富裕，制度创新仍是非常关键的要素

　　11月9日-15日，2021（第十九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周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复兴之路的新征程。年会周首日，2021年中经报智库大势论坛举行。以《共同富裕：基本认识和如何促进》为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发表了主题演讲。

　　“我觉得现在有必要强调对于反复为社会方方面面讨论的公平效率关系问题的正本清源，这个在学理层面的探讨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注意到几十年来始终人们在关注所谓怎么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问题，这里面的一对概念在认识上，过去主流的看法是存在着一种此涨彼消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必须作出权衡。我反复探讨，这里真正需要权衡的是什么？如果说大家都认同讲公平的话，有规则的公平，过程的公平，企业公平竞争，一条起跑线的公平，最简略的说其实所讲的汉语语境里的这种公平强调的是公正，公平和我们所说的效率概念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不存在此涨彼消的关系。”贾康说。

　　在贾康看来，越是有规则的公平，过程的公平和竞争一条起跑线上的公平，越有利于形成创业创新主体它们的积极性发挥和形成比较高的效率。没有这种此涨彼消的关系需要做什么权衡呢？没有必要在这个意义上做权衡。我们讲的实际是分配的结果，如果讲分配结果的公平实际上更多应该落在分配结果的均平程度这个概念上，它的均平程度和微观效益之间确实有一种此涨彼消的关系，如果分配结果过于平均就是过去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病，不利于解决生产力，不利于把蛋糕做大，但是如果分配的结果过于悬殊，必然形成社会中间的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的种种不满的感受积累，到了一定的临界点，这种弱势群体他们对于社会的不满积重难返的情况就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可能是经济问题社会化，甚至政治化，会影响整个发展的可持续问题。

　　“如果可持续出了问题那就是全局的问题，所以你必须在分配结果的适当均平程度方面和微观视角上的效益做一种合理的权衡，认识到它们有此消彼涨的关系，而掌握好分配结果不均平的度，这种理性的调节权衡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平效率关系问题的实质。我觉得应该进一步在汉语语境里面把这样的真相勾画清楚，这样才能避免我们多少年来讨论这样的问题，这也反映在一些带有权威性的文件里面。曾经特别强调初次分配主要注意效率，而再分配应该注意公平，以后又说初次分配既要注意效率又要注意公平，这里的公平效率的实际的内涵，我觉得最后应该落在怎么样权衡在总体来说保持公正性的创业创新环境中间分配结果的均平程度，应该适当的加以调节，应该在这方面注意处理它和微观效益的此消彼涨关系这里面的合理性。”贾康说。

　　贾康表示，至于说到宏观效益，分配结果的适当均平跟宏观效益，社会公平效益又没有矛盾了，也就是说越有分配结果适当均平化的合理性，越有利于社会综合效益而言的社会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在系统工程正确处理最后分配的结果的适当均平的视角之下，我们首先看初次分配。最鲜明的强调，初次分配就是要首先考虑怎么样把蛋糕做大，这是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大前提。初次分配是在生产经营有了成果之后，首先要要素由市场更多的起主导作用的分配，应该是在保护产权的前提之下由各种要素的持有者各得其所，劳动者的劳动应该取得薪酬的回报，资本的主体应该有资本要素的回报，科技成果的创造者、专利的持有者应该合乎规则的取得科技成果应用的回报，自然资源和自然资源使用权或者说在实际生活中间他相应的投入主体也应该取得经济上所说的地租，这个广义概念之下的回报。”贾康说。

　　贾康指出，资源的使用也是一种要素的投入，和劳动资本、科技成果的投入，等等这些各个要素各得其所的要起到物质利益引导的创新创业的可持续，各得其所的初次分配这个框架之下正确的介入在初次分配这个领域里面已经开始，但是主要涉及的是政府在切蛋糕的过程中间先在流转税为主的形式上取得一定自己的履行职能必须得到的资源支持，初次分配更多带有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和实际的这方面的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的理由，政府之所以要在初次分配取得收入，是按照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就是政府履行职能必须有物质条件支持，在流转额形成之下，它在流转额里面依据社会管理者的政治权利与税收优势首先取得一个份额，同时在保证它有履职的物质基础先作为一个铺垫的同时，也要关注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劳工权益保护等等，必须由政府尽责的创新创业环境这方面的带有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性质的供给。

　　“同时也应该说到在间接税，就是我们所说的流转税这个概念之下，它这里也有特殊的像消费税的税种可以产生一些差异化的调节机制。比如消费税特别强调对于奢侈品，对于一些有特殊的社会可能的负的外部性影响的物品要增加税负，这就有一定的针对性调节作用，而不是强调非差异化。但是总体来说初次分配里面政府的间接税的调节是弱调节。”贾康说。

　　在贾康看来，后面真正的再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简称再分配，政府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之上再分配一定要通过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来适当的把收入分配的差异化的程度往下调整。最主要的政府的政策作用目标，第一是要体现为所谓社会政策托底的抬低，把低收入阶层的水平往上抬，主要的工具是转移支付。实际生活中间大家知道的低保、抚恤、救济都是起这个作用。另外就是直接税在再分配里面起相当作用的作用，它适当的来做抽肥，限高，高收入的群体要让渡一部分的初次分配里面已经拿到的自己的收入来充实国库，抽肥以后主要的又要用于补瘦，这整个的收入分配的悬殊程度就有一个往下的调整。

　　“这个抬低和限高合在一起带来的效应就是扩中，使中等社会阶层在整体的社会中间的比例有一个托升，有一个在中国社会特别有意义的逐渐打造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特别富的人和弱势群体的人是两端的尖，是很小的部分，中间的部分应该越做越大，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特点就是有资产，有房子有车，有收入，财务自由方面至少年度自己和家人可以做休闲旅游度假等这样的条件，大概比较模糊的中产阶层的概念。它的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就是这样的社会成员在整个全社会的人口中间的比重，应该达到占大头儿，这个扩充也必然是随着抬低限高而实现的。”贾康说。

　　贾康表示，在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之后，就是这次的三次分配，应该讲是非政府主体因自愿原则，以道德伦理驱动的良心行为的促进社会和谐的公益慈善。随着人民群众收入的上升，我们已经看到公益慈善的活动越来越活跃，但是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三次分配还是相当初期的发展状态，还需要有政府的引导和鼓励，还需要有正确的要领匹配上三次分配的发展过程。

　　“要特别强调这个三次分配一定是要依据自愿原则，政府在这方面的引领和鼓励主要是通过前面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二次分配领域的遗产和赠与税的安排，实际上引出了三次分配里面基于自愿原则的一些社会非政府主体，包括自然人，他们自己合乎逻辑的选择，更多的考虑把自己可以调动的一些收入的形成财富要素，可用的资金和其它的一些物质条件去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贾康说。

　　贾康指出，在三次分配的领域里面，个人所得税的抵免优惠也是国际经验。以二次分配已经形成的直接税它在三次分配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可以实现政府引导鼓励三次分配发挥它应有作用的合乎逻辑的作用。但是总体而言，国际经验表明，三次分配在各个国度的差异化发展是非常鲜明的。

　　“我们现在如果看到这样一个系统工程，在中央指导之下要更积极，同时也要更加注重总结经验、提升理性，推进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过程，我愿意强调制度创新仍然是非常关键的要素。制度创新才能打开我们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潜力空间，这方面的财税改革和配套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间接调控框架之下，优化社会分撇政策需要这样的制度性创新形成的制度性依托，而且这里面的一个重头戏是直接税的改革。我们的房地产税又是直接税改革首当其冲的。”贾康说。

　　贾康表示，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中国社会舆论场里面的一些非理性因素是可能存在的，中央非常强调共同富裕当然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但是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导向的富裕。社会舆论场中间有这样一种偏向，以为可以更多的政府以行政手段上阵，运动式的促进共同富裕，达到一种稳定状态，这是非理性的，不能这样理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需要提升国民能力，但是也不能认为主要依靠国民能力提升就可以达成共同富裕的稳定状态，国民能力的提升永远值得努力，但是它的提升以及带来的收入，这方面的影响因素并不是简单的个人努力，还有更多的天赋条件、机遇因素。”贾康说。

　　在贾康看来，中国总体的共同富裕应该理解为理论上所说的无限趋近的过程，怎么样把下面大的底座收敛下来成为橄榄型，这方面要有紧迫感，同时要有长期努力的准备。向共同富裕的接近和现在治国理政核心概念的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的配套改革必须融为一体，再以制度创新带出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把制度的变革和我们不断进步的决策和政策的合理化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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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