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加强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联动，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_新浪财经

　　8月31日至9月5日，年度主题为“服务合作促发展绿色创新迎未来”的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9月3日，由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创新中心联合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成都创新金融研究院六家联合主办单位共同举办的中国-海湾创新投资大会成功举办。此次论坛得到了协办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创新中心联合会中国区总裁傅诚刚主持大会。以下为嘉宾们在“全球展望：货币政策、宏观经济与周期管理”圆桌讨论环节的精彩发言摘录。

　　外部全球的金融现在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不确定性急剧增长，对中国构成了什么短期和长期的挑战？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管涛认为，展望未来，有六大风险可能会推动世界经济进一步下行，甚至有可能会跌入衰退的区间：第一，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紧缩。第二，俄乌冲突还在进一步升级，有可能会对欧洲经济带来比较大的挑战，特别是如果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剧的话。第三，疫情在持续冲击，不论是采取何种防控方式，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都在继续显现，而且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负面作用，增加了通胀的韧性。第四，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很多低收入国家、重债务国家，在疫情叠加俄乌冲突的情况下，已经出现了债务风险。第五，如果出现坏的情况，无论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政策空间都非常有限，特别对发达国家来讲，他们面临着要在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走钢丝，这是当年沃尔克都没有遭遇过的挑战。最后，大国之间缺乏互信和合作。一旦危机发生以后，必然是全球性的，缺乏国际协调也可能会影响对风险的处置和危机的应对。

　　管涛指出，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的空间，应对坏的情况还有一定的政策余地。如果海外经济放缓，紧缩预期减弱，有助于减轻中国的资本外流压力，也是有助于减轻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压力。但是，挑战也很大。

　　管涛还指出，对于中国来讲，怎么样用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经济复苏在全球的领先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要妥善处置存在的一些风险，特别要避免在风险处置过程中事态进一步恶化，甚至引爆危机。对我们来讲，也是怎么样处理好先立后破的关系，这也是比较大的挑战。

　　对于近期的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LPR的下调，管涛认为，现在全球主要央行的主要任务是防通胀，中国的政策比较特殊，央行的货币政策优先目标是稳增长。我们是比较温和的通胀，特别是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因素后，核心通胀只在1%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稳增长的任务更加突出。

　　管涛指出，要解决增长问题不能靠货币政策包打天下。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加强货币政策和防疫政策的协调联动，更加高效的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证经济的循环畅通，这样才能释放有效的融资需求。第二，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联动。货币政策解决流动性支持的问题，财政政策帮助市场主体解决偿付能力的问题，共同帮助市场主体修复资产负债表。第三，加强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联动，利用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还有受疫情冲击比较大的行业的发展。第四，加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联动，体现监管政策的中性，有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

　　对于近期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管涛认为，最近的一波调整，恰恰是因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增强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这也反映了当前汇率波动并不是经济的主要矛盾。8月中下旬这波人民币汇率的快速调整和4月底到5月中旬的调整的原因大同小异。一个原因是，美元太强了，同期，人民币汇率指数还是保持了基本稳定，这仍然反映了美元强人民币弱的逻辑，而不是人民币主动的调整。

　　8月15日人民银行超预期的降息，中美货币政策分化进一步扩大。美联储在7月份刚刚加息75个BP，9月份的议息会议大家还在讨论是加50还是加70个BP，结果人民银行降息10个BP，8月22号1年期和5年期LPR利率又分别下调，这造成了中美货币政策分化进一步扩大，也扩大了中美的负利差。现在一年期的倒挂进一步扩大。按照利率平价理论，负利差意味着低息货币未来是升值的。人民币兑美元按照远期价格未来是升值的，有可能会增强远期购汇的吸引力，也会影响供求关系。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我们看到8月份先后公布了7月份的金融和经济数据。最新数据显示，经济复苏并不像大家预期那样像2020年的一个V型反弹，经济恢复可能会放缓。特别进入8月份以来，国内疫情又出现了反复，而且南方高温天气又造成了局部的拉闸限电，供给侧冲击进一步显现。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这波人民币快速的调整。

　　管涛认为，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是一个好事，有助于发挥汇率浮动吸收内外冲击的减震器作用，而且汇率波动增加后，有助于及时释放压力，避免预期的积累，就是涨多了会跌，跌多了会涨。未来人民币汇率仍然是双向波动走势。目前看得比较清楚的是，比如国内疫情反弹、金融风险释放、经济恢复放慢、美联储紧缩等等，这些是对人民币的利空。但我们也不要忽视一些潜在的利多因素，比如到下半年美国经济有可能见顶回落，而且海外紧缩的预期有可能阶段性的减弱。中国稳增长进一步发力，一些已有的政策，5月份出来的6个方面33项措施会进一步释放，8月底又出台了新的19条措施，这些组合拳可能会逐步对经济增长、经济企稳发挥效用。还有一些行业监管政策的调整，特别是疫情防控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对人民币都可能产生潜在的利好。当然我们还不能忽视的，在有管理浮动的情况下，央行对于汇率的超调可能会适时进行纠偏，有可能会重启一些宏观审慎措施来抑制汇率的超调反应，防止市场出现顺周期的一些无序波动。所以，未来人民币仍然是一个双向波动的走势，但在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过程中，保持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

　　对于未来的全球经济形势，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指出，第一，对未来的半年到一年全球通胀形势有可能比之前大家想象的更加复杂，风险更加高。一是因为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在今年冬季才能真正反映出来，尤其是现在欧洲的电价已经很高，如果在今年冬季天然气的供应出现问题，欧洲通胀上升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二是，今年夏季北半球，无论是欧洲、中国，还是在美洲，都出现了干旱和高温的局面，也有可能影响全球粮食的供应。三是美国面临着中期选举，虽然现在美国货币政策相对比较独立，但是在其他一些政策方面，有可能到最后相对比较宽松，比如最近要豁免学生贷款，可能会增加几千亿美元的政府支出，毫无疑问会加大美国通胀的压力。

　　第二，我们现在也不要低估世界上一些央行，尤其是美联储通过加息、缩表控制通胀的决心，之前大家认为，到了明年下半年可能全球央行不仅停止加息，甚至要减息，现在看来，因为通胀形势可能会超出预期，因为高通胀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大家现在也在修正货币政策在明年出现逆转的看法。

　　第三，在增长方面，全球的增长有可能会面临下行的风险要超越之前的估计，一个原因，现在看到的通胀因素，并不是因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胀因素，无论是因为俄乌战争，还是今年夏季遭遇的干旱，都是在供给侧所造成的能源和粮食供应的短缺所造成的通胀压力。

　　对于降息的政策效果，陆挺认为，降息最有用的地方是到明年1月初，大概40多万亿存量的贷款，到时候会有一次性的降息，我们在这个方面，机制设置使得存量贷款利率是跟着基准利率同步浮动的，今年从1月初直到年底的降息，到明年1月份才会起作用，到那时候会适度减少广大已经借了钱的居民的偿还贷款压力，有可能会提升他们的一些消费的需求。

　　那么，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挑战和政策建议是什么？对此，陆挺指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短期挑战大概有四个：第一，疫情的挑战。尤其今年已经进入防疫的第三年，对很多居民和企业来讲，原来的储蓄和防充饥的消耗的越来越厉害，必然会影响他们的需求。

　　第二，房地产现在很多指标最好的下降百分之十几（房地产投资），最糟糕的房地产销售、新开工、房地产企业的买地量，基本下降百分之四五十，甚至到百分之五六十，这样的下降幅度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在过去20多年是没有见过的。

　　第三，对中国财政的冲击。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财政，尤其地方财政对土地依赖是非常重的，整个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有45%左右的收入来自于跟土地相关的各种税费和卖地收入，这方面的收入大幅下降，尤其是卖地收入，如果去掉给地方政府平台卖地的收入，今年可能会下降50%以上。所以，对地方财政来讲，必须要削减公务员的工资、老师的工资，削减各方面的支出，也带来了总需求的下降。

　　第四，有可能在未来的半年到一年有个问题会明显加大，就是出口增速的明显下行，去年整个中国出口增长30%，过去两个月在18%到20%左右，到今年年底，能够维持10%左右增长就已经相当不错。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在这方面看到外需增速下降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

　　怎么样设计一些政策能够更好的缓解下行压力呢？陆挺指出，第一，在防疫政策方面，尽量做到减少它对经济的影响，尽量给出一个清晰的退出动态清零的预期，这样有助于提升信心，有助于投资和耐用品的消费。

　　第二，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和货币政策结合好。现在光提货币政策是没有太大用处，一定要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因为现在我们总需求比较弱，解决这样的问题要增加政府的需求，除了加快建设已经安排好的、已经开工的工程，还是应该想方设法弥补今年的财政缺口，如果有可能，应该提高今年的赤字率，进一步增加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的发行，保障加大一般性的支出力度，保障地方政府基本的运行。

　　第三，在房地产方面，当务之急还是要做好保交房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不做好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负面循环，保交房虽然牵扯面比较广，政策设计不当，也会很容易导致一些道德风险，但目前这是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如果稍微放长一点看，应该在人口流入的大城市，一方面加大土地供应，另外一方面，进一步给这些城市的房地产政策松绑，这样才能真正让房地产行业软着陆。具体来说，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设计，陆挺提出了如下建议：一是，城市的住宅、商业和公共建设用地的供给数量，应该和就业、户籍人口、参加社保人数等指标紧密挂钩，考虑到城市的规模效应，考虑到中国人口的流动，应该在这方面向中心城市倾斜，加大这些城市的土地供应。除此之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包括接下来一轮再次动用类似于货币化棚改的政策来拉动刺激房地产，应该向户籍人口数量增加较快的城市倾斜，以此鼓励城市开放户籍，尤其是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农民工家庭开放户籍。二是，明确增加热点城市住宅用地供应的前提下，应该逐步分阶段合理的放松这些城市的商品房的限价和其他各种限制措施，让市场调节这些商品房的供需，在住房供给购置政策上，向落户的农民工和新毕业大学生倾斜。在保障房方面，中央政府将保障房建设资金应该向这些热点城市倾斜。陆挺认为，未来几个季度，如果能够真正往这个方向走，我们有很大的希望看到这个板块的复苏。

　　第四，出口方面，人民币对美元要保持一定的弹性，不要出现明显的升值，在目前背景下，大幅度针对一揽子货币的升值，肯定是不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的。

　　摩根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指出，在这个环境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高利率的环境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但市场好像还是认为美联储今年年底应该会停止升息，甚至明年会开始降息，这个预期是很难达到的，除非是因为美联储大幅升息，使得经济出现衰退，否则2023年美联储降息的条件非常不充分。

　　许长泰认为，从2020年之后，亚洲的经济表现主要是由出口（外需）带动，如果欧美经济在未来半年、一年降温，甚至衰退，我们也预期亚洲的出口表现会受到影响。但一个好消息就是亚洲的内需部分复苏要比欧美来得慢一些，因为有很多政府在过去一到两年采取比较谨慎的防疫政策，特别在东南亚，防疫政策逐步放松，在内需或在服务业有可能为出口部分的放缓带来一些弥补。在全球经济之下，未来挑战非常多，风险非常多，但当中有一些亮点，特别在亚洲地区，我们认为内需的复苏、反弹，可能会为这个地区带来一定的亮点。

　　在投资环境方面，许长泰指出，上半年全球的股票固定收益都出现了负回报这样不常见的情况。一个原因是，股债在年初的时候估值偏高，当美国全球央行开始积极加息的时候，资产的估值调整，可以说是上半年股票和债券的表现不太理想的原因。很多机构投资者可能会考虑一些环球的基建，背后的原因是，它们跟股票的相关性比较低，它们的收益、现金流比较稳定。另外一个重点是，它们在高通胀的环境，因为很多基建，比如高速公路、公共事务，他们的收费都是跟通胀挂钩的。

　　从中长期投资环境看，两个因素需要重视。许长泰指出，一是环保的概念。特别是俄乌局势紧张的时候，很多政府的能源政策需要做很快的改变，这方面对于一些再生能源的需求或者投资，无论是私人企业或者政府投资，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二是全球化的改变，并不一定代表全球化在倒退，但全球化未来发展的模式将会出现改变。疫情、全球地缘政治的博弈、俄乌局势，使得很多企业在投资新的生产能力时，考虑到供应链的风险问题。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看到很多在亚洲、在拉丁美洲、东欧、中欧这些新兴市场投资将会继续增长。

　　对于中国市场，许长泰认为，中国有几个新的趋势，蕴藏着投资机会，让人非常乐观。第一，第二次的中产崛起。在过去15、20年，在中国人均收入增加的时候，能够带动消费，无论是消费品，还是消费服务业，已经有了非常好的经验。但同时我们也留意到，中国有一部分人口在中到低收入阶段，如果政府的政策能够拉动他们的收入增加，使他们同时能够享受收入增长和消费增加的环境，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或企业的市场规模有非常大的帮助。第二，很多机构投资者留意到了环保、减碳或者生物能源方面，中国现在已经处于非常有竞争力的环境。中国在太阳能或者风力发电的基建项目，或者生产的规模，已经是全球领先。全球现在处于一个提倡减碳排放或者减少对于石油、煤炭、天然气的依赖的环境里，中国在这方面能够出口这些产品的能力或潜力非常强。在投资角度，过去10年大家比较关注一些平台经济，或者经济数字化的过程，但未来10年在再生能源、减碳排放部分，中国能给全球投资者的机会非常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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