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灏︱徐文堪先生的信|徐文_新浪财经

徐文堪先生（1943年10月3日-2023年1月4日）

徐文堪先生是2023年1月4日离开我们的。

那正是不堪回首的非常时期，走得那样仓促，谁也没法前去献一束花、鞠三个躬，为他送行。

转眼两年了，一直想写点文字纪念他，但又写不出。徐先生的学问，我连皮毛都碰不到。说来不怕见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连他治学的范围都不甚清楚，只知道他身怀绝学，像陈寅恪、季羡林那样，懂某些已经死去的语言（吐火罗语）；直到读了他在《编余问学录》的后记中介绍他“感兴趣的领域是古代中亚和内亚文明、古代中外关系、欧亚大陆史前史、语言学、人类学和域外东方学史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341页），才稍有了解，但仍完全外行，无从置喙；而认识徐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除了学问几乎没有其他生活的人。

认识徐先生很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王元化先生召集的多个场合，都曾与徐先生相遇，当时印象他是一个古板拘谨、不善言辞的人，所以那时也只是招呼一声，几乎没有交谈。后来扬之水来上海，又一起聚过，仍没有交流。直到2009年，我参与编辑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居然入了徐先生的法眼，他写信来肯定鼓励，并赐稿支持，这才有了直接的联系。又过两年，我为北京的海豚出版社策划一套小书，约请徐先生为其尊翁徐森玉先生编本集子，这就是《汉石经斋文存》（2010年10月版），竟是徐森老的第一本集子。

《汉石经斋文存》，海豚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徐先生是老派人，喜欢写信，从2009年到2018年，徐先生给我的信有三十多通，他有赐稿，也是传了电子版，再打印一份并附信说明邮寄过来。徐先生的信钢笔蝇头小字，往往写满一页，甚至两页。我在重读这些信札时，想到何不摘录一些信里的内容，让更多读者了解徐先生的所思所想，比我不着边际的空话要有意思的多。

一

徐先生的信，最多是读了报纸后的随想，也会谈些相关往事或信息。2010年3月30日来信说：

前天贵报刊载高山杉先生关于吕澂先生之文，读后觉得很有意思。家父亦曾究心法相唯识之学，曾从韩法静居士学，并成立“三时学会”，该会活动延续至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但愚以为韩居士的学术成就还不及吕澂先生，盖因吕先生通过刻苦自学兼通梵藏玄言，而其对佛教哲学的理解又超越了一些国外主要具备语文学知识的佛教家。至于当代中国大陆的佛学研究，虽然不能说一点工作没做，但总体水平是很低的。

2014年1月20日，徐先生读了《上海书评》上对傅璇琮、程毅中的采访后来信说：

看了昨天《书评》所载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访谈，觉得甚佳。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次会议，与会者都已去世。我当时年幼，但会议的开法等与解放后一般的做法不同，故至今留下印象。会前齐燕铭先生以个人名义致信家父等数人，并派人赴广州拜访陈寅恪先生；陈先生亦当场提出了实质性的建议。其时正值反右运动之后，但会上不讲“突出政治”、“坚持正确方向”等套话，实属不易。会后中华书局为规划小组之办事机构，金灿然先生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但因年久，一些相关材料恐怕都已无存。恰巧家中尚存齐燕铭先生信，所以匆匆写了一篇短文，已于昨日奉上电子版请政。

《文汇报》的《文汇学人》改版，我一度参与编辑，徐先生也同样给予关注和支持。2015年2月12日来信：

日前在《文汇学人》读到谈“古典学在中国”的文章，觉得很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林志纯（日知）先生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出版《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年出一本，至2014年已出至第29期），虽不限于古代希腊、罗马，但实在功不可没。当年杨宪益先生之女杨炽教授（曾在芝加哥大学留学）亦参与其事，现在早已退休。现在国内研究这些方面学问的，多数都出于东北师大。

同年5月16日来信：

读昨天的《文汇学人》（5月15日），所载文章均佳，极佩。

刘力源女士采写的《往事并不如烟》，对《密勒氏评论报》有公允评价，内容亦甚翔实，唯第五版提及一“齐泽大学”（Chih Tze University，音译），应为“持志大学”。该校是解放前的一所私立大学，由爱国人士创办，教学质量亦不差。中日战争中两度遭日军严重破坏，战后未能恢复。解放后原址改建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友中不乏杰出人士，如“文革”后中国派往海牙国际法院的大法官倪征燠先生等等。已故学者胡道静先生亦出于该校。

……以上两点无关宏旨，似不必更正。便中乞对刘女士说一下，并向其致意为感。

徐先生永远谦谦君子，待人厚道诚恳，即使指出错误，还说得这么客气。

有时候在其他报纸上读到有意思的文章，徐先生也会来信交流看法。2013年3月17日的信说：

最近3月13日的《中华读书报》刊登了一篇署名王成志的文章，说到费正清与袁同礼、岳良木等在二战期间曾联手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搜集资料。费、袁都是名人，袁先生且与家父共事多年，交谊深厚。……而岳良木先生则是家父在北图的老同事，解放后在上海图书馆工作，1994年去世，终生默默无闻，亦无著述传世。幸赖此文运用档案资料，将深埋于历史岁月、无人知晓的故事发掘出来，读后令人不胜感慨。

记得刚解放时，约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岳良木先生常来我家。那时我年纪幼小，他与家父所谈内容早已遗忘。只是记得当时就有一种说法，说岳在三十年代在美国留学时结识了罗斯福总统。在当时政治气氛下，自然未便深究，但我总觉得有点难以理解。今读此文，从引用的资料中让人觉得当时美国白宫和国务院方面所以会找到岳，似并非完全出于费正清的介绍，可能还有更深的渊源，或其中尚有未发之覆。我不知作者在何处工作，也不知他看到的资料藏于何处（是否哈佛燕京学社）。如果贵刊能联系到这位作者，请他作些补充介绍，或刊出资料影本，或者也是一件有点意思的事。

二

徐先生也常常在信中介绍国内外学术动向，2010年3月30日来信：

日前德、俄等国学者发表文章称，距中国不远的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距今约三万至四万八千年，经古DNA检测，既非现代人，亦非尼安德特人，而是一个新人种。这项研究意义重大，但国内媒体报道甚少。新华社发了消息，但没提到论文的作者之一是位在德国留学的来自大陆的青年学人，大约没看论文原文，令人遗憾。

2014年9月9日，徐先生写了一篇《略谈丹尼索瓦人及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他知道我对这些问题完全不懂，所以在信里又详加解释：

谈此问题，涉及现代人的“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连续进化论”，故在此略作说明。

自已故科学家艾伦·威尔逊（A. C. Wilson）及其同事在1987年提出非洲起源说以来，现今世界绝大多数学者都表示同意（同时也提出若干需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但当时未能解决出自非洲的人群与世界各地原有居民如尼安德特人是否有基因交流的问题。按十多年前的实验水平，不少人认为不存在这种交流，而主张“取代说”。但这十余年基因组学技术突飞猛进，现在的实验特别是古DNA研究证实这种交流在数量上虽只有百分之几，但对于人类演化及多样性非常重要。所以，原来的“非洲起源说”须有修正和发展。（一种科学理论，至少须数十年才能成熟。）

世界上也有少数学者仍主张“连续进化说”的，但国外的主张者与国内的吴新智先生有些差别，即他们并不否认现代人之前的直立人仍是非洲起源的，非洲（至少按现今达到的研究水平）是人类故乡；而吴先生等连这一点也否认，这就很难讲通了。国外早已有学者说中国学者的看法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但这并不要紧，“民族主义”何人无之；但倘若再往前走，认为神州大地人类演化的链条从未中断，自成一系，那就要走向“种族主义”了（中国人优越于其他人）。还有他说的“附带杂交”，则成了一个筐，凡遇到可能的外来因素，不作具体分析，就用这四字来解释，岂不是太简单了吗？

其实中国老一辈学者如已故吴汝康先生态度是不同的。犹记得约二十年前，曾在北京香山听过他一次谈话，他说如果北京猿人最后证明不是中国人直系祖先，那也没有关系。语气是非常开放的。

徐先生不厌其烦地向我启蒙这些知识，我在这里原原本本转述，也让更多我这样的外行能够了解这些背景。到2018年8月22日，徐先生晨起上网浏览，在《自然》（Nature）电子版上得见关于阿尔泰山丹尼索瓦洞穴发现丹尼索瓦人与尼安德特人“混血”后代（距今约九万年）的研究报告，想起四年前的那篇文章，接着几天又留心国内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有的简略消息，更多没有报道。徐先生下载了《自然》的论文，写了一篇千字文，交《文汇学人》刊登。

三

偶尔也会说些学术之外的话题，2011年10月20日来信：

偶然看到一位何灵琰女士的博客，说起钱锺书先生多年前曾任其外文教师，并公布了钱先生致家父的一封信。此何女士是我大哥徐伯郊前妻，育有一女，约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离异后赴美定居。她现已高年，不知尚健在否。其父何竞武是中将，与徐志摩友善，故何女士称徐志摩、陆小曼为义父母。这类事我向未留意，也是这次才看到的。

记得前些时贵刊刊载的一篇文章亦曾提及此事，故将何女士博文一篇和钱先生致家父一信复印附奉，即乞詧收。

这纯粹是照顾我的兴趣。之后我曾寄过一份关于卢芹斋的资料给徐先生，徐先生回复了四页长信，“略陈鄙见”。先说了“产生C. T. Loo这种人的时代背景”：

欧美在亚非诸国搜集文物、从事考古发掘，由来已久，十九世纪时已极盛。……西方人除雇用劳动力外，一般不必借重当地人，盖彼等已能释读各种古代语文，鉴别种种艺术品，当地学者反要向他们请教。……真正懂内地传世古物的西方汉学家，在二战前为数极少，甚至没有。……欧美诸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欲予收藏，亦无从着手。……在此种情况下，西方人确实需要一个懂行的古董商为其服务。而卢氏的种种活动，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所谓“时势造英雄”，即此谓也。

对于卢芹斋的功过，徐先生认为，一方面他勾结国内古董商，形成一个走私网络，对国家保护古物造成巨大伤害；另一方面，他为欧美诸大博物馆贡献无数藏品，使西方了解中国文化，应予肯定。徐先生说：

我个人认为卢氏一生劣迹斑斑，不必为其洗刷，但他也做过一些好事，亦不妨实事求是记述，无须讳言。如陈梦家先生在美国寻访青铜器，得其助力，即为一例。

徐先生认为，对卢氏的活动，要做一些“学术性”的研究，而非仅猎奇，“如《上海书评》所载陈麦青先生文就很好”。徐先生还提到：“美国非常著名的俄裔历史学家罗斯托夫斯基（Michael I. Rostovtzeff，1870-1952，生于乌克兰，耶鲁大学教授），其代表作为《罗马帝国社会和经济史》，他也关注过中国所出受西方（斯基泰）影响的铜器，其材料即得自卢芹斋，并写成专著。”

对卢氏活动最了解的，应该是那些与他有业务往来的古董商。不过这些人都已去世，无从寻访，但其后人当有仍在大陆者。有个叫叶叔重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捕，曾是卢在上海的代理人。他被判刑后送往青海劳改。记得大约是1957年，康生来沪时曾对我父亲说，对叶叔重这样的人似可从宽，让他发挥一些作用（大意）。家父曾将此语转述，是否引起重视不得而知。据郑重先生说，叶刑满后回沪，正值“文革”，觉得危险，只好再返青海，后即死于青海。不过叶自己的藏物似未全部充公，据说他入狱后其妻即以变卖此类文物为生。如果能找到这种人的后代，择其中较有见识者，就其所知写成一篇比较真实可信的文章，应该是有意思的。但现时的回忆录之类，往往喜欢为逝者脸上贴金，或者曲为之辩护，这就不大好了。“纯客观”、“价值中立”之类，虽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总要朝此方向努力。

四

在我近四十年的编辑生涯中，遇到徐文堪先生这样的读者和作者，是我最大的荣幸。但是我们见面次数并不多，徐先生府上我好像只去过一次，2012年10月3日，徐先生虚岁七十生日，约我去他家。那天下午我在徐先生家，把徐森老的自用印钤了一本册页，此前徐先生曾为我钤过一次，印泥太干不清楚，那次徐先生在附信中说：“这些印章，大都是他生前友朋赠送的，有的是收藏印，但他自上世纪抗战期间离开北京南下后，再不收藏古物图书，所以几乎都没使用过。”那天晚上，我和他们一家三人（太太和公子），同去附近的一家牛排馆为徐先生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