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文学意义

转自：团结报

　　□袁跃兴

　　文坛上的一些老将，近一段时间纷纷推出新作，他们在深入社会、体验生活、获取文学素材、寻求新的文学表现方式方面，都呈现出新的文学面貌，有文化评论说，他们是在“行走中拓宽写作版图”……

　　作家邱华栋的最新长篇历史小说《空城纪》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并入选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中国好书”推荐书目。邱华栋的《空城纪》以诗意的语言和绚烂的文学想象，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回到渺远的西部地区，重寻龟兹、尼雅、楼兰、敦煌等西域故地的历史传奇，并以这六座西域古城为载体，展现了丰沛饱满的中华民族精神。

　　这部长篇小说，是通过行走来搜集积累历史、文学素材和激发文学创作力的。“多年来，我收集了许多关于西域历史地理、文化宗教、民族生活方面的书籍，得闲了就翻一翻，再找机会走一走。久而久之，在心里积淀下来，千百年时空里的人和事就连缀成可往返的世界，对我发出遥远的召唤”，由此，邱华栋便有了丰富的历史文献积淀、生活积累和文学冲动。邱华栋说，“《空城纪》是我构思了30年、写了6年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是为我的出生地献上的一个宏大故事。”

　　邱华栋说，在对西域的多年行走和研究中，“有种生命力呼唤着我，冲破了对于大部头民族志、考古学研究等学术路径的畏惧。我怀着兴趣，去搜寻所有可以缝合历史的蛛丝马迹。”比如，小说中《龟兹阕歌》侧重西域音乐，贯穿小说的是汉琵琶的声音和形状；《高昌三书》聚焦历史人物和帛书、砖书、毯书等书写表达的关系；《尼雅锦帛》主题是汉代丝绸在西域的发现及背后内涵；《楼兰五叠》聚焦楼兰层叠变迁，贯穿其间的是一支牛角的鸣响；《于阗六部》侧重的是于阗出土文物背后的想象可能，涉及古钱币、简牍、文书、绘画、雕塑、玉石等附着的文物历史故事……

　　由《空城纪》联想到阿来。有评论说，阿来不仅是著名作家，更是行走文学的践行者。这些年来，阿来以行走滋养文学书写，步履不停，笔耕不辍。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去有风的旷野》，就是由他的10个行走故事汇成。阿来把心交给旷野，将行走和写作视作宿命，带领读者纸上旅行。打开书，一股自然野气扑面而来。他穿行于群山之中，头顶蓝天，看冰川消融、古树繁花。阿来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对每一株花草如数家珍；手机和电脑硬盘里储存了数万张植物图片……他笔下风景不再是人物活动“背景板”，鲜红的杜鹃、紫色的马先蒿、蓝黄相间的鸢尾，生机处处；云杉、白桦、杉树、松柏，蓊郁如海。在他看来，好的旅行写作，不仅能够呈现遥远而新鲜的风景，让读者通过文字的介质感受旷野之息，也能经由笔下独特的山脉水文，将生命看作一次山重水复的旅程。

　　对于行走的文学写作，阿来是这样感悟的，“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文化史，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才能书写这片大地、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这就像评论家李敬泽所说，“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对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佩，有一种凝视和珍惜。”而对我们读者来说，在阿来的书中通过深入他走过的地方，消解了我们自身与周身世界的差异，在行走中打开了观察世界的窗口，认识并了解了自然世界。

　　看了这些作家的作品，我想起了人类“行走”的文学传统。在人类的文学长廊中，关于“行走”“在路上”的文学作品可谓不胜枚举。我国的《西游记》《镜花缘》《老残游记》，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英国文学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英国诗人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等杰作，没有一个不是以“行”为骨子的，所说的全是途中、行走、“在路上”的一切。邱华栋的《空城纪》、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同样体现着这样的文学传统色彩，他们以令人称道的个人的文学实绩践行着人类“行走”文学的追求和精神。

　　文学的“行走”、“行走”的文学，不单可以使我们清澈地了解人生同自然，它自身又是带有诗意的，是最浪漫不过的。雨雪霏霏，杨柳依依，这些境界只有行人才有福享受的，许多奇情逸事也都是靠着个人的行走、漫游而产生的。

　　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文学的“行走”，从一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的一些本质规律，文学的一些特征，因为，文学在很多方面与人类的“行走”“在路上”这些人生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人类的“行走”“在路上”是文学特别是优秀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或者人类的“行走”“在路上”，作为一种人生的、社会的、自然的实践，直接触发和催生了文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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