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袋和尚的布袋如何从“扛起”到“放下”|崔白_新浪财经

　　石佛寺是山东老潍县城的一座古刹,北宋咸平二年(999年)由僧人元德修建。当年位于老潍县城东南隅,其正门正对城墙门的寺前街(今向阳路东侧潍坊市中级法院院内)。因寺内大雄宝殿内西壁间有苏轼题跋、崔白画的《布袋和尚真仪》石刻,名扬一时。现古刹荡然无存,仅残存一些影像资料。日前潍坊文史爱好者以此图制作了2025年年历,虽系拓片,足可从中一睹崔白铁弦般线条勾勒出的一个皱着眉头的奇僧形像,更兼有苏轼题跋,令人爱不释手。历史上,《布袋和尚真仪》见著于各类金石著述,围绕它引发许多考据话题。布袋和尚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布袋和尚真仪》这幅画又有哪些故事?今天就来梳理一下。

　　□张漱耳

民间有传说　文献有记载

布袋和尚,历史上真有其人,法名契此,又号长汀子,唐末五代禅僧,明州(浙江)奉化人。

　　民间最早的传说如下:唐末的一天清晨,奉化长汀村前江水大作,正在田间劳作的村民张重天忽然看见,江中漂浮着一朵从未见过的硕大莲花,通体金黄,散放着奇光与馨香,逆流向上游漂来。过了一会儿,金莲花不见了,消失处出现一捆柴草,上面躺着一个赤条条的小男孩,面临灭顶之灾却浑然不觉,好像躺在摇篮里一样呼呼大睡。张重天见那孩子圆头大耳,相貌端庄,非常喜爱,便将他抱回家,与妻子窦氏把他收养下来。与长汀村隔溪相对的岳林寺的闲旷禅师,为他取名“契此”。

　　契此成人后在江浙一带化缘,出入市镇乡村时,经常肩上背一个布袋,手拿锡杖及佛珠,人称“布袋和尚”。他身材矮胖、面容慈祥、笑容可掬、大腹便便,性格乐观诙谐、宽容大度、随遇而安,人们又称他为“欢喜佛”。

　　后梁末年,契此坐化于明州岳林寺前,圆寂前曾留下诗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他生前作有许多诗偈,阐述对佛法的理解和对为人处世的独特观点,这是其中之一。

　　文献中,布袋和尚最早出现于《宋高僧传》卷二十一《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释契此者,不详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膿腰,蹙颏皤腹。言语无恒,寝卧随处。常以杖荷布囊入廓肆,见物则乞,至于酰酱鱼殖,才接入口,分少许入囊。号为长汀子布袋师也。曾于雪中卧而身上无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句……”

　　也就是说契此长得身材肥胖,常用杖挑着布袋,四处乞食,四海为家,能预知未来,留下不少神迹,比如在雪中卧睡也不沾雪等。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偈语“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句。

　　后《景德传灯录》进一步确认,后梁贞明二年(916年)丙子三月师将示灭,于岳林寺东廊下端坐盘石,而说偈毕安然而化。

笔下形象　南宋渐变

　　契此圆寂后,传其墓顶“累发异光,早晚均见,十分灵验”,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宋哲宗赐号为“定应大师”。皇帝的赐号、朝廷的认同,让布袋和尚的名声登峰造极,尤其被大众视为“弥勒佛”的化身后,便被北宋御用画家崔白造像于画笔之下。

　　崔白(生卒年不详),字子西,濠梁(今安徽凤阳)人,画名在仁宗时即享有盛名。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帝都开封汴河水涨,相国寺壁画坍毁,崔白与李元济参与了壁画修复与绘制,工程约在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结束,完工后被召入宫廷画院,时已是六十多岁了,深受宋神宗赏识,特别指示,如果没有他的御旨,任何人都不能安排崔白作画。

　　《布袋和尚真仪》为崔白熙宁年间(1068—1077年)所绘,是全国创作最早的布袋和尚画像,诚为开先河之作。因为他善于写实,图中的契此应该最接近现实中的本人。

　　文艺全才苏轼在元祐三年(1088年)题跋,从而让《布袋和尚真仪》“字画双绝”而弥足珍贵。苏轼的跋文居画上方中央,5行37字:“熙宁间,画公崔白示余布袋真仪,其笔清而尤古,妙乃过吴矣!元祐三年七月一日眉山苏轼记。”苏轼此处的“吴”,有人解读为崔白同时代的吴元瑜,是当时的名家,曾与崔白并称“崔吴”。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应指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苏轼夸赞崔白画技之高,超越了唐代的吴道子。

　　现在在我们心目中,布袋和尚是以大肚、笑口常开、慈眉善目的形象深入人心的。然而看看崔白笔下的布袋和尚,除了大肚为我们熟悉,印象最深的是一副陌生的蹙眉(皱眉)之态。可见,这经历了一个流变过程。

　　原来,随着“弥勒佛”化身的广泛流传,布袋和尚逐渐被赋予了慈悲、包容、欢乐的精神,导致了这些思想因素在形象上有所体现。

　　南宋宫廷画院待诏梁楷,率先顺应新思想,创作了与崔白不同的布袋和尚图。

　　梁楷生卒年不详,祖籍东平须城(今山东东平),因喜好饮酒,酒后举止不羁,有“梁疯子”之称。他虽非僧,却喜参禅,是中国写意人物画的鼻祖。他创作的布袋和尚图即水墨写意,扛着一拄杖,挑着一布袋,仍旧袒胸露腹,但已经不是皱眉的“愁苦貌”,而变成了喜乐的“笑口状”。

　　梁楷为布袋和尚重新定了型。以后出现的作品,精神面貌概莫如此。待到以坐姿出现,就不再肩扛布袋,而是放在地上,喻示从“扛起”到“放下”的人生智慧。更有甚者,布袋“道具”不存,喻示身无挂碍。唯一不变的是那圆滚滚的大肚子,成为一种大度的象征。成为人民心目中快乐、和谐、幸福、自在的使者。从唐末五代后梁时期一直流传至今。

原作失传　摹刻有二

　　崔白与苏轼合璧之作早已失传。北宋时期将它摹刻入碑的地方两处,除了山东潍县的石佛寺,还有共城(今河南辉县)县城内天王寺内的一块石碑,碑阴有“政和戊戌释文渊书心立”字样,明确了石刻年代距离苏轼题跋已经30年。后又移立于马王庙中,今藏于百泉碑廊西侧。另外,清《寰宇访碑录》记载,在山东益都也存《布袋和尚真仪》石刻。清《攈古录》《金石彙目分编》亦同此说。但由于益都石刻未曾现身过,姑且忽略不计。

　　苏轼与共县的交集,见于《东坡志林·太行卜居》:“柳仲举自共城来,抟大官米作饭食我,且言百泉之奇胜,劝我卜邻。此心飘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东坡居士书。”

　　据此共城诞生了如下说:苏轼在京师负责礼部贡举期间,受共城县令柳仲矩(一作仲矩)盛邀,专程前往品尝梅溪大米,并游览苏门山百泉圣境。临行之前,苏轼把熙宁间崔白送给他的《布袋和尚真仪》找了出来,挥笔在画上题跋后,作为送与柳县令的随身礼品。这年9月,秋高气爽,苏轼在共城柳县令的陪同下,登上苏门山,怀古晋代孙登啸台,即兴作《啸台》诗一首,并游览了百泉湖。后来那幅崔白与苏轼合璧之作失传,三十年后摹刻上石,立于天王寺。

　　潍县石佛寺的碑刻无具体年代,故很难说比共城碑刻是早还是晚。康熙《潍县志》这样记载:“佛宇前有布袋佛像石刻,眉山苏轼题曰,熙宁间,画公崔白示余布袋真仪,其笔清而尤古,妙乃过吴矣手书,石刻尚存,有邑人题咏见《艺文志》。”依据苏轼跋文内容,当与共城县城天王寺石碑同源。除非当年崔白画了两幅《布袋和尚真仪》,苏轼一字不差题写了相同的跋语。显然,这种可能性极小。最大的可能是一地以另一地碑刻拓片摹刻。

　　苏轼与潍县的交集,潍县地方史料如此说:“宋熙宁年间,苏轼任密州(今诸城)太守两年,在熙宁九年(1076年)腊月,奉调山西永济进京,大年三十行色匆匆赶到潍州时,邂逅大雪,不得不在石佛寺借宿一宵,大年初一雪霁,又行上路。苏轼曾为此赋诗《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复雪作》。在投宿潍州十二年后,苏轼已经五十三岁,当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一日翻检文夹,翻出画家崔白赠他的一幅布袋和尚造像。不禁忆起十二年前,于潍州石佛寺投宿情景。作为回谢,不如以此相赠吧。正巧有潍客北归,托之带回。”后在原作失传前,潍州石佛寺刻碑传世。

卸任宿寺　难以置信

　　河南、山东两地地方史料对于获画掌故各说各,均有根有据。相对而言,因苏轼浏览共城与题跋年代相同而有一定的真实性。潍县的说辞,颇具文人想象成分。

　　首先,苏轼年三十在石佛寺借宿一宵就存疑。熙宁九年(1076年)年底,苏轼知密州未满两年,朝廷变法派得势,被一纸昭令贬往山西永济。赴任途中,经过潍县。他的行程计划本要在安丘董储府上过完年再到潍县。董储是原潍州太守,父亲苏洵的朋友。不料,因半年前董储已经过世,苏轼在他家墙壁上留了一首悼念诗,便惆怅离开,冒雪沿北宋官道从安丘赶往潍州。

　　潍州隋朝置。隋统一天下后,将全国的郡改为州,潍州作为地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长河中。但仅是昙花一现。隋炀帝执政时期就被废掉,到了唐先恢复后又废,宋朝时才作为地名固定下来。时与密州一个级别,同属京东东路,辖今潍城、昌邑、昌乐、寿光四县。疆域很小,也无多少名胜,今天的四大遗存城隍庙、十笏园、松园子、万印楼统统没有,只有这个才五十来年历史的石佛寺,俗称南寺,位于潍县城里东南隅。历史一点也不悠久,对北宋人苏轼来说毫无吸引力。所以潍州一站也就没有逗留计划。后来,有文人看到石佛寺壁间《布袋和尚真仪》,就与苏轼平生仅有的一次“潍州投宿一宵”缀结,作了掌故,说东坡当年“行色匆匆赶到潍州时,已是年除夕,邂逅大雪,不得不石佛寺借宿一宵,因大雪阻路,在石佛寺投宿一夜,与僧人住持对酌守岁,相谈甚欢。大年初一雪霁,又行上路。”

　　这恐怕是想当然。苏轼当年带着妻小从安丘赶往潍州,走的官道,此时天空飘着雪花,一路上带着因父执故去产生的惆怅和遗憾,在这种情况下,还有闲情逸致来到石佛寺?实际上,他们赶到了州驿就住下了,哪儿也没去。宋时官道驿站都有很好的服务,此前赶到安丘,就是在县城北孙十里驿留的宿。

　　苏轼还信奉某些天道。密州两年数次到常山祈雨就是例子。作为文学艺术的全才,不可能不知“宁可夜宿荒坟,不可夜居古庙”古语。老祖宗告诫,庙宇是供奉神灵的地方,即便没有条件都不能住庙,以免打扰了佛门清净。有住宿庙宇者,但多是穷人,主要为了那点水果糕点供品。苏轼作为地市级一把手官员,还沦落不到与人合伙住庙的地步。苏轼很尊敬佛门,又是大年除夕,委实找不到他到石佛寺投宿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