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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作者：谢元鲁（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纸币，出现在北宋时代的四川成都，对交子的研究历来是西南财经大学与四川钱币金融学界的重点领域。西南财经大学的“货币证券博物馆”拥有丰富的文物和馆藏，使其货币证券及金融的研究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
日前，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千年交子与中国货币金融》一书。该书以交子的产生为开端，以纸币的发行为线索，讲述了千年以来中国的货币史与金融变迁史，以货币理论、金融理论贯穿全书，在丰富史料基础上讲解货币学和金融学规律。该书提出若干对交子研究的新见解，如宋仁宗祖母皇太后刘娥在交子改由官府发行，成为法定货币中的作用；对益州交子务地址设立在益州衙署的考证；对交子释名的新解读等。同时，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对中国古代以借贷为中心的金融活动情况、近代外国金融势力对中国财政与社会的影响、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兴衰、新式金融机构的兴起及国家金融资本的建立等话题展开了深入论述。
以交子发行为开端，中国的货币形态从单一的金属货币发行与流通时期，进入纸币与金属货币混合流通时期。官交子发行八十三年后，因不断超发而币值大跌，终被废弃而改为“钱引”。在交子之后，历代王朝都发行过纸币，如南宋发行的“钱引”和“会子”，金代的“交钞”，元代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明代的“大明宝钞”，清代的“大清宝钞”等，但均因弥补财政亏空而不断大量超发，最终丧失信用。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官员也提出过一些货币理论，尤其在纸币产生后，对如何维持纸币的稳定进行过若干探讨和实践。如南宋的“称提之术”，即如何调控纸币的发行数量和回笼纸币，以保持纸币币值；元代的“以纸代钱”，即发行不兑现纸币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方案；清代对纸币与金属货币“虚实相权”理论的讨论等。但这些讨论均未触及纸币发行的核心因素——国家信用。直到清代，政府和学界仍然没有完全了解和掌握纸币发行的规律，也难以控制纸币的发行与流通，因此主导货币仍是白银和铜钱为主的金属货币。
宋代到清代的货币以金属货币为主，表明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并不需要大量的货币作为交易支撑，但因主要金属币材铜的产量不高，导致历代王朝的铸币量长期偏少，不能满足商品经济水平不高条件下的货币需求。如唐代中后期，每年的铜币铸造额仅十万贯左右。北宋远超唐代，每年铜币铸造额达三百万贯左右，但因大量铜钱外流或被销铸，仍然出现钱荒的现象。从唐宋到明代，不得不分别采用了钱帛兼行、铸造铁钱、实行省陌、发行纸币等方式，对钱荒进行缓解。即使是元明两代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不兑换纸币，都无法取代以铜钱为主体的金属货币的地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活跃，从明代后期开始，随着美洲白银的流入，金属货币已基本可以满足社会商品流通的需求。从这一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交子出现后，纸币在金融体系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纸币发行理论与纸币发行制度历经千年没有出现重大突破。
该书对国家信用与纸币发行的关系和历史发展进行了详细论述，反复强调国家信用是纸币发行流通的前提和基本条件。从宋代到清代屡次发行纸币，但都未认识到纸币的根本价值是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超发纸币实质是不断透支国家信用。甚至民国时期法币的发行，仍然因滥印纸币引起严重通货膨胀，使国家信用崩溃。历经千年，国家信用都未在纸币发行领域真正建立和巩固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币的发行完全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纸币的稳定以国家控制货币流通量和社会商品总价值相适应作为坚实保证，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票证一度成为纸币的补充，也未影响人民币的稳定。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金融制度有了新的发展，纸币在增发条件下如何保持稳定性，如何对货币形态的变迁作出理论解释，如何理解金融体制、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当代货币与金融学者面临的重大责任。该书解读和评论了当代货币与金融思想的变迁，并围绕货币政策的扩张性与紧缩性、电子货币的分散式发行与传统银行功能之间的关系、数字货币与主权货币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4日 11版）
[ 责编：张悦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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