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文化评析】
2024年是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故宫博物院与国际儒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自10月开展以来,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展览专设一个单元,以考古实证展现孔子和儒学诞生前中国的礼乐文明及教化实践,折射了中华民族对于人的道德成长与社会和谐发展之路的深刻思考。
礼乐文化肇端于殷周之际。牧野之战一举推翻了昏庸无道的商纣王的统治,周公以道德理想作为核心“制礼作乐”,通过建立成体系的礼乐制度,为新政权筑起德治的栅栏,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由此开始了从“无德”向“有德”的转变。
道德与法,是国家治理的两大支柱。道德如空气,尽管看不见、摸不着,嗅之无气味,但确实存在,若长时间缺失,会导致机体死亡。殷纣迷信鬼神与暴力,不敬厥德,以至一朝覆亡,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周人反其道而行之,将“人”的道德成长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正是此意。法是底线,不容践踏,但不能以法治取代德教。成康之际,“刑措四十余年不用”,便是周人以德教预防犯罪的成功范例。
道德若不能真切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便只是一种美好的虚景,无补于世。周公将道德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典礼制度与行为规范,世称“礼乐教化”。礼是修身的器械,由学习与践行人际交往的规范入手,彼此尊重,和谐相处;乐是通过欣赏与唱诵德音雅乐,陶冶心性,涵养君子之德。礼乐教化是中华民族独创的文化样态,即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大多数人能接受道德理性的教育,因而用温和的、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善化民性,提升全社会成员的文化素养。
对于幅员辽阔、风俗歧异的中国而言,礼乐教化还有齐一民风、加强民族认同的重大意义。风俗,土地所生习也,即某一方土地在历史上形成的风气和习俗的总称,关乎社会的治乱,切不可等闲视之。宋人楼钥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清人黄中坚说:“天下之事,有视之若无关重轻,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汉书·地理志》曾详论各郡风俗的厚薄,发人深省。两汉政府有派遣风俗使巡视各地风俗的制度,并为走向“道一风同”而付出艰巨努力,如南阳号称“难制御”之郡,韩延寿、黄霸为任太守,“教以敬让,移其本而易其末”,教化大行,八年之内无重复犯罪之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古代中国先贤的礼乐教化理念,体现了宏大的胸怀与非凡的智慧。中国文化中的“礼”与域外文明之礼,有根本的差别。域外之礼,多是指人际交往的礼节。中国不然,《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是道德理性在国家制度与行为规范上的外化,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理无处不在,故礼也无处不在。钱穆先生说:“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礼教我们内外兼修,做合格的社会人,进而成为优秀的社会人——君子。君子是大众的表率,礼乐文化的楷模,引领世风向上。顾炎武说:“修之身,行之家,示之乡党而已,道岂远乎哉!”
中国文化就是如此,通过礼乐教化,将个人的修身与社会层面的进步融为一体,不断提升,彼此认同。《礼运》中提出,人类经过漫长的发展,必然形成最优的价值观或方式,出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理想局面,最终走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可以肯定,在将来的社会里,礼乐还将继续成为中华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
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守正创新,积极传承发展礼乐文化,助力塑造文明风范,涵养文化心态,培育文化自信。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印发,到“七一勋章”“共和国勋章”等荣誉颁授仪式的创设等,一系列实践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抓手,日益彰显古老礼乐文化的时代价值。新时代礼乐文化,定能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赓续中华文脉、建设文化强国注入恒久动能。
(作者:彭林,系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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