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奇迹方显是兵家_新浪财经

　　▌朱小平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在历史上是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很多人都读过他的少年之作《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曾感动过很多人。明末抗清英雄张煌言（号苍水），誓以岳飞、于谦为楷模，据说在被清军从宁波押解至杭州的路上，慷慨赋诗：“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甲辰八月辞故里》），最终拒不降清喋血赴死。

　　明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族酋长也先率兵入侵，边关告急。明英宗听从宦官王振的怂恿，御驾亲征。文武大臣一百余人陪同，调集五十万大军，仓促从北京出发应战。不料战事不利，王振又挥军退回土木堡，想回老家衣锦还乡去炫耀，延误了时间，遭瓦剌突袭，五十万大军尽数溃灭。明英宗亦被俘去，这便是史书所称的“土木之变”。

　　随后，也先挟持明英宗举兵直逼北京。当时，北京城里只有一些老弱残兵，满朝文武百官跪在午门外痛哭流涕。留守京城主持军事的于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力斥南下迁都之议，秣马厉兵，亲临督战，德胜门首战击杀“铁颈元帅”、也先胞弟平章孛卯那孩。彰义门（今广安门）一战又获大胜，解除了京师之危。

　　此前并未率兵打过仗的于谦，取得了京城保卫战的巨大胜利，挽狂澜于既倒。于谦无愧儒将之称。作为文官的于谦，是如何面对强敌，化解这场危机呢?这场保卫战中，他展现出了怎样的军事才能？

　　如今的德胜门箭楼。正统十四年于谦亲率官兵在此迎敌。

　　于谦像清佚名

　　《四镇三关志》记载的明朝边军常用火器

　　如今位于西裱褙胡同的于谦祠

　　位于杭州西湖边的于谦墓

　　明时火炮大量使用

　　于谦战胜瓦剌也先大军进攻北京，指挥德胜门、广渠门大捷，保住京城是一个奇迹。

　　之前的土木堡之役，英宗皇帝调动京军（也称京营）主力精锐五十万，亲征与瓦剌作战，尽皆覆灭。《明史·于谦传》说：“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恐慌，上下无固志”（卷170）。当时留守北京的士卒约十万老弱，无战斗力，故称“疲卒”。土木堡之败，京军精锐阵亡多半，几乎没有整建制的退回北京，只有零散溃兵跑回来。于谦当时作为兵部侍郎留守京城，是非常万幸的。太监王振手握作战指挥权，如黄口小儿般胡乱调度，随同皇帝亲征的百余文武大臣，大半阵亡。倘若于谦随同出征，兵部侍郎既无统兵权，也轮不到他指挥，于谦大概率是喋血沙场，也就不会有后面有声有色彪炳战史的风云大剧。

　　从理论上说，英宗带去的京军应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明初定都南京，集全国卫所精兵于此，辖五军、神机等三大营。明初京军员额约八十万（《明史·兵志》），永乐年间征安南、伐蒙古等，皆调动京军出战。

　　于谦主持军事，看到京军三大营的缺点：各营独立，命令有别，一遇调动，将士不便统一指挥。在危急存亡关头，他立即改革：从各营选择精兵，分十营训练，明确指挥权。如果不是于谦及时整顿，恐怕按原来的建制，京军几乎名存实亡。

　　以十万弱卒加上后来又招募的二十余万新兵，于谦重创也先的精锐骑兵大军。于谦一直任文官，之前从未统兵打过仗。《明史》本传对他的少年时代只有一句话：“生七岁，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

　　于谦不像文人出身、号称“为天地立心”的张载。张载自幼即好兵法，立志从军。但王安石变法时请他出山，他却拒之。张载一生著书立说，没有从戎的实践。

　　于谦也不像王阳明。王阳明少有“任侠之气”，后来“学兵，往塞外观山川，学骑射”，并有作战经历，历经南赣平匪、剿灭宁王、广西戡乱等战事。

　　那么，于谦常读兵书吗？似也无记载。于谦清廉，被诬抄家，无余财，只有书。是何类书？史书无载。但是通过京城保卫战来看，于谦会用兵。

　　于谦总督军事指挥，非常明晓作战方略。严格来说京军不适合野战，因为面对的是疾如狂飙般的瓦剌骑兵，明军五十万大军在土木堡之战中被瓦剌骑兵纵横穿插，一败涂地。

　　京军占优势的是火器部队神机营，这支火器部队比西班牙火枪营还早成立一百年。于谦选择巷战迎敌，是因地制宜，若在开阔平野摆开炮阵，极易被骑兵两翼迂回兜抄。

　　明军习惯作战阵型往往将火炮置于前列，“火器不点，贼骑已前”，对敌方步兵集团进攻尚有威力，对骑兵的冲锋，火炮装填慢的缺点霎时显现。况且瓦剌骑兵一贯善于迂回、包抄、割裂、歼灭对方步、骑兵的战术，于谦将敌方骑兵引入街巷，骑兵则失去冲锋的机动能力，而只能被动被火器轰击。

　　神机营装备的火器很丰富，明代嘉靖、万历时人刘效祖，进士出身，做到四品的兵备道副使，官场上尊称“兵宪”，主持编纂了《四镇三关志》。其“兵器图”中可见轻火器有快枪、三眼铳、佛朗机铳、木神枪、鸟嘴铳、四眼铳、火箭盘枪等，火炮有虎蹲炮、二将军、三将军、大将军、无敌大将军等，还有铁炸炮，类似手雷，也许就是俗称的“掌心雷”。这些火器在巷战中对无重装甲防护的瓦剌骑兵大显身手，齐发扫射，烈焰轰天，善于轻装疾驰突袭的瓦剌骑兵人仰马翻，大败亏输。

　　宋时，火炮已经很先进，仿造的佛郎机铳已采用“铁心铜体”，还研制出“生熟铁炮管”。但可惜并未受到朝廷的重视，也未全面列装部队。在与战马都披铠甲的金军重装骑兵对阵时，宋军的刀剑不能伤及敌人，于是发明“人马逼近，刀不如棒”的战术，快速冲击敌阵，以棍棒横扫马腿。

　　明初，火炮已规模化制造，在北京成立工部军器局和内府兵仗局，均由内监管理。于谦所处的英宗年间，军器局及下属王恭厂、盔甲厂等制作匠人近一万五千人，其中专门负责火炮火器制造的匠人五千七百多人。明军火炮在“靖难之役”、平交趾、万历援朝抗倭等战役中皆大显神威。因而，作为明朝的“第一战具”（沈德符《野获编》），有充足的火炮供于谦调用。

　　“神枪”与大炮齐上阵

　　古时将帅取得作战胜利，很少留下战术心得，作战过程也失之简略。史载，也先以一万精骑进攻德胜门，于谦利用街巷空房埋伏，遣小股骑兵诱敌进入街巷，待瓦剌骑兵深入，明军伏兵四起，齐发火器。这次巷战，击毙也先之弟，敌骑大溃。击毙也先之弟的火器是“神枪”，《四镇三关志》“兵器图”有记，《续文献通考》也有标明。从绘图看，是轻型火器。街巷无法排列大型火炮，埋伏的明军神机营应是皆手持轻型火炮、火枪去毙杀敌方骑兵。

　　于谦在彰义门、安定门等建立防线，都布置了大炮，发挥了巨大威力。西直门守城明军发炮轰击，彰义门明军以神铳兵为前队主动出击，火器均发挥了制敌效果。当也先从彰义门夜间逃跑时，于谦命明军举火把全线追击，并用大炮轰击，歼敌万余名。可见于谦使用火炮并非只是被动防守。

　　在冷兵器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时代，启动火炮能起到关键作用。在于谦之后的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围攻明朝宁远城（今辽宁兴城）。明军仅1万余人，在后金兵力占绝对优势下，守将袁崇焕誓守孤城，率将士多次大败后金军。袁崇焕还用火炮轰击，远离前线的努尔哈赤被明军炮火击伤，被迫撤军。袁崇焕率守军追杀30余里，后金军损失上万人。宁远大捷成为明朝与后金作战以来首次大胜。

　　皇太极即位，于天启七年（天聪元年，1627）再攻宁远，袁崇焕坚城固守，以明朝从葡萄牙购进配备的“红夷大炮”轰击，后金损失惨重。明军购进的“红夷大炮”共三十门，原配备京营，后将十一门调运宁远。一位朝鲜译官受袁崇焕之邀在宁远观战，他记下了明军发炮的壮观：“须臾，地炮大发，土石飞扬，火光之中，见胡人与胡马无数，腾空乱坠，贼大挫而退”。明末张岱也记：“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袁崇焕列传》）。

　　袁崇焕的随从罗立，是放火炮高手，在城上试炮轰击后金军营，一炮即“杀贼数十人”，可见其威力。

　　于谦京城保卫战中的炮战，与宁远保卫战中的炮战性质相同，但却没有人对此做真实生动的描述，使后人不免遗憾。

　　如果不是皇太极施反间计，崇祯皇帝将袁崇焕杀死，明朝与后金的战局很可能有所改变。此前，明朝对后金的战争从无胜绩。以萨尔浒之战为例：万历四十六年（1618）始，明朝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征调川、甘、闽、浙等地军兵八万人集结参战，另征调朝鲜军一万三千人、乌拉部族兵三千人。翌年二月末，兵分四路开始对后金开战，努尔哈赤调集后金所有精锐约七万人迎战。结局是明军大败，朝鲜兵降，明军几乎全军覆灭。遗憾的是，在这场战役中，明军本身具备火炮优势，但对后金交战中却完全未主动使用火炮火器。

　　袁崇焕极有军事天才，是文人统兵的典范，他与于谦可媲美于战史。两人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善于分析敌我双方态势，利用己长彼短，运筹帷幄制胜千里。从袁崇焕的重视使用火炮战术，可窥见于谦的遗风。袁崇焕时代的“红夷大炮”比于谦时代的火炮更先进、火力更强。

　　崇祯三年（1630）一月，奉旨来华训练明军的葡萄牙炮师参加守卫涿州之战，于城上架设八门“红夷大炮”，将来犯的后金兵击退。但明朝进口“红夷大炮”和聘请葡萄牙炮师训练，受到保守大臣们的强烈阻挠，炮师一度被遣返至澳门。

　　直到今天，长城一线仍能发现明军遗留的轻型火器，可见明军无论作战或戍边，都已经配备火器。在对瓦剌骑兵的作战，火器中是有优势的，于谦看到了这一优势，加上利用地形，获得了京城保卫战大捷，从战略意图到战术目标都实现了既定的作战计划。

　　京城保卫战前周密部署

　　查阅当时的记载，在京城受到也先骑兵威胁的危急时刻，于谦绝非只凭血气之勇，而是以统帅之胆略和才气，在战前有周密的部署和具体的措施，归纳起来有如下若干条：

　　一，派十五名官员分赴京畿、山西、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兵员，作战军队增至二十二万人，使之能与瓦剌抗衡和保卫京师。

　　二，加强京城防御，并调整、分派将领至宣府、雁门关、居庸关、紫荆关等军事要塞加强防御，以拱卫京师。

　　三，加紧练兵，起用败将石亨主持。在与瓦剌的阳和之战中，由于太监监军干扰，数万明军覆没，当时还是参将的石亨只身逃逸。此人虽品行欠缺，但确为勇将，在后来的京师保卫战中立下战功。证明于谦有“将将”之明。

　　四，当时留守兵士十人只有一人配备盔甲，于谦迅速请工部赶造兵器等装备，仅战车就完成一千辆，以保证作战调配。

　　五，储备军粮。通州官仓储备粮米数百万石，有人主张烧毁以免资敌。于谦请朝廷征调五百辆大车，还明令全城百姓出车出力，协助军队运粮至北京城内，一时军心民心迅速稳定。

　　六，下达最严明的军纪：凡配备盔甲官兵不出城杀敌者一律斩首；将领先退者斩；军士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后来戚继光的“连坐法”即由此而来，而且一直沿袭到民国时代。于谦严格规定练兵时无论官兵，违纪者一律惩处；大同总兵刘安、京营将领赵容违反军纪，于谦皆奏请予以撤职监禁。

　　七，按照明制，于谦作为兵部尚书，不能直接统兵，景帝特命他“提督各营军马”，可先斩后奏。不过，于谦以激励为主，亲披盔甲，镇守德胜门，全军上下士气大振，皆抱必死之心。

　　八，用兵得当。石亨等将领建议防守，坚壁清野不出战，以避瓦剌兵锋凶猛。于谦力主迎战，明军示弱会更助敌气焰，令各将出城以二十二万兵力列阵城外。而于谦的用兵之道，大获全胜。

　　九，缜密的军事部署加胸有成竹的必胜之心，全军出城后于谦下令关闭全部九个城门，寓意置之死地而后生，不胜敌军誓不回城！

　　十，体恤军民。于谦请朝廷下发银两、布匹给予生活困苦的士兵，颁兵部告示，士兵捕杀敌兵一律按功行赏。于谦巡视彰仪门外（今广安门）土城工程时，还亲自担石挑土。

　　十一，懂得利用民心，招募士兵时，很多是百姓子弟。瓦剌兵所到之处百姓纷纷持兵器参战。在彰仪门外，无兵器的百姓见敌军杀来，争先恐后登上屋顶，齐声呐喊，用砖瓦掷向敌兵。这是于谦所具有的巨大声望和号召力，其他人是很难做到的。

　　十二，也先与于谦对峙时，双方大打心理战。也先进攻北京挟持英宗，意图搅乱明军意志，兵不血刃。不少朝臣从英宗安全出发主张议和，于谦坚决反对，力主“社稷为重，君为轻”，告诫各地将领勿中奸计。于谦看出也先土木堡之战大胜后自骄，是先输一着。

　　于谦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获得景帝的高度信任，完全将兵权授予他。明朝是兵权分开的，五军都督府掌握部队，兵部只管调动。而且要派太监监军，监军参与最后决定权。于谦身边也有景帝派来的两位太监兴安、李永昌“理军务”。于谦一腔热血以社稷为重，连一贯捣乱的太监们，也敬重于谦，有人谗言景帝太宠信于谦，监军太监兴安等人说：“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令朝廷何处得此人？”（《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

　　如果皇帝猜忌，监军掣肘，于谦是很难按既定部署指挥战事的。

　　在北京保卫战之前，瓦剌大军向南先攻大同，又攻陷白羊口、破紫荆关。也先还分兵攻居庸关失利。于谦对这些胜败毫不在意，立足京城保卫战的决胜。

　　在保卫战中，于谦并不一味被动防御，明军同时也主动出击，大同总兵郭登率八百骑兵，大败数千瓦剌军，斩首二百多人，救回被掳的大批百姓和牲畜。在德胜门之战时，于谦也曾派小部明军夜袭敌营，救出被掳百姓一千多人。

　　京城保卫战之后，于谦同样非常冷静，立即制定积极防御方针，调兵入京，广筑垒台，修固长城，赶造兵器，购置战马。景泰元年（1450）闰正月至三月，瓦剌多次进攻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夏(今银川市）、大同、天成（今山西天镇）、朔州（今山西朔县）、庆阳（今甘肃庆阳）等地，由于明军贯彻了防御守备不可疏忽大意的战略方针，瓦剌各路兵马皆被击退。

　　因为明军与瓦剌进行的是高强度的大战役，兵力之多，地域之广，动用几十万步兵集群和骑兵大兵团，使用大规模火炮，前后各种破袭战、攻防战、夜袭战、心理战等。如此大战役，于谦作为文人出身的战役统帅，其从容不迫、沉着冷静、指挥若定，堪称卓越的军事家。

　　遗憾的是，于谦没有写过兵书。王阳明是文官出身，还曾注释过《武经七书》；明代抗倭名将胡宗宪也是文官出身，未指挥过大战役，同样也续注了《武经七书》。于谦六十岁被冤杀，如果不冤死得以致仕，会不会将运筹帷幄的心得写下来？

　　中国有写兵书的传统，自西周晚期的《军志》《军政》（只存佚文)开始，到春秋战国时，形成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书蔚为壮观。两宋之后，明代又是兵书问世的高潮，据统计，明代有兵书一千余部，但《四库全书》仅收五种，《武备志》等皆被查禁。于谦若写兵书，以他的指挥大战实践，当然会有更高的视野，灿烂夺目的中华兵书之林，少了一位顶级军事家的著作，是永远引为遗憾的。

　　一生效仿文天祥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江山社稷有着极大功劳的重臣，却迎来了最为悲惨的结局。也先退兵时，被迫将明英宗放还。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由于奸臣进谗，于谦被冤杀。

　　据说，临刑之日（正月二十三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很多百姓携祭品去于谦遇难的刑场哭祭。连奸党手下的嫡系也被于谦就义所感动前去哭祭，如曹吉祥手下的朵儿，被曹吉祥知悉后痛加鞭笞。但朵儿无惧，次日仍去哭祭。由此可见人心所向。

　　景帝曾赐于谦西华门一座豪府，他固辞不受。于谦被处死，按例抄家时发现，“家无余赀，萧然仅书籍耳”，正应了他少年时代的诗句“要留清白在人间”！

　　到明成化元年，于谦之冤才被昭雪，特诏追认复官，赐谥“肃愍”，并将其故宅建为节忠祠。后有人上书请改谥，万历十八年遂改谥“忠肃”，并于祠中立于谦塑像。据清人励宗万《京城古迹考》、吴长元《宸垣识略》等书记载，清初时于谦塑像被毁，祠亦废弃。现位于西裱褙胡同的于忠肃公祠，是光绪年间重建的。

　　于谦是杭州钱塘人，少即有抱负，读史最仰慕气节凛然的古代贤士。他祖父于文，于洪武初年任过兵部、工部主事，收藏了一幅文天祥画像。于谦追慕之极，读书时将文天祥的像挂在座位旁，还在画上题写像赞：“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于谦以文天祥为师，一生持重名节。二人都是儒生，在家国危倾的时候都选择挺身而出。

　　北京有文、于二人的祭祠，文丞相祠是文天祥被俘入大都时的囚禁处，位于府学胡同。于忠肃公祠与文丞相祠相隔不远，精忠不泯，浩气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