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侯云春

　　数实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生产力质态，其发展需以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实体经济为支撑，通过技术革命、生产要素优化和产业升级实现质变。数实融合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数实融合应用包括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中的广泛实践，催生了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手段。

　　数实融合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了强劲的新动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拥有近亿人口和完整的现代化全产业链，产业基础雄厚，创新能力突出，为数实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坚实的产业基础。海量数据资源的转化利用，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通过数实融合，数据要素正在从资源化走向资产化、要素化、产品化和市场化，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数实融合还衍生出更多分工形式和产业形态，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革命性变化，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实融合，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首先，制定激励政策，支持数实融合领域发展，鼓励更多资本流向相关企业，为研发创新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其次，企业需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精准的数实融合方案，确保技术应用的可行性和经济效益。再次，应打通数据要素流通环节，加快数据立法，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生态系统，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此同时，积极引育复合型人才，通过产学研合作推动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最后，要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开放，协调政府和市场力量，为数实融合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多方协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必将进一步发挥数实融合的潜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副主任）

□王忠民

　　成渝地区经济发展面临地缘与政策的双重机遇，正逐步形成以新模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格局。当前，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模态主要体现在地方债务化解与财政模式的转型。通过12万亿元国债化债的战略图谱，将地方债务分为显性债务、隐性债务和长期住房建设三部分逐步化解。这种由中央财政承担债务的逻辑，将地方的土地财政转向股权财政和权益发展模式，推动地方经济迈向更可持续的方向。同时，地方债务化解伴随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减少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优化了区域经济的流动性和健康性。这种从土地财政到产业股权财政的转变，不仅缓解了财政压力，还通过股权投资和社会资本投入，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新动力。

　　区域经济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和新基建的发展，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引擎。在“双塔”“双极”结构下，物流、人流、信息流和产业链联动效应显著增强，基础设施的规模和效能得以倍增，尤其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如5G和数据中心）推动了经济模式的创新。历史上的物理性基础设施（如都江堰）启示我们，新基建的数字化特性同样能转化为区域经济的核心生产力和税收来源。这种新模式在数字化和物理基础设施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协同，为成渝地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地方经济的增长还依赖于新兴产业的崛起和绿色低碳发展的“第二曲线”。数字化大模型与地方小模型的结合，使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实现了高效升级。例如，将无人机应用于农业、将大语言模型转化为地方化的小模型，可以显著提升成渝地区的产业效率。此外，绿色低碳理念与金融创新结合，通过ESG（环境、社会、治理）框架，将不可证券化资产（如水库）转变为证券化资产（如REITs），为地方经济注入流动性。在公共服务领域，地方母基金通过引导基金、社会资本参与和基金招商，逐步完善资本生态系统，推动了从早期投资到成熟企业发展的完整投资链条。在成渝地区，“双城逻辑”带动了投资规模和效益的显著提升，不仅吸引了项目投资，还通过资本运作优化了企业、政府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这种系统性思维使资本更加高效，税基扩大、市场需求增长，从而形成新的产业爆发。

　　成渝地区正在通过财政逻辑的转型、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兴产业的推动以及资本生态的构建，实现从传统经济模式向新质生产力的全面跨越。这一经济新模态和生产力图谱，展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也为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和启示。

　　（作者系西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

□刘志彪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战略意义在于应对单一制国家内部市场统一和主权国家间地区联合的复杂性。虽然中国在政治、法律、税制等方面具有统一优势，但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并不比联邦制国家更容易。转型过程中，行政分权与市场统一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这在投入品市场尤为明显。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分权改革赋予地方政府过强的经济职能，干预市场活动。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化经济性分权改革，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具有营利性的市场活动的权力交给市场主体，同时限制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重点是实现基础设施、制度建设、市场流动和区域合作的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需要“战略一盘棋、规划一张图、交通一张网、环保一条线、市场一体化”，并通过产业集聚化、研发合作化和民生一卡通等具体措施实现区域协同。这要求地方政府在一体化项目中主动让渡部分行政权力，由协议机构统一行使。此外，市场一体化需要通过公平竞争规则和负面清单的实施，鼓励资源流动和充分竞争，同时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半公共事务合作。

　　推进区域一体化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跨省市“一网通办”等措施打破区域壁垒；其次，推进竞争性产业一体化，以负面清单和市场规则推动产业协同；再次，在政府支持下加速科技创新合作，同时防范搭便车现象；最后，通过缩小地区生产率差距，实现民生领域的长期均衡。

　　有效推进市场一体化的实践路径。第一，从具体项目合作入手，通过“一体化示范区+制度创新+项目化推进”逐步覆盖长三角全域。第二，将企业作为一体化的核心，通过联合投资、国际产能合作和企业并购化解产能过剩，实现市场运作的一体化。第三，构建适合区域一体化的产业组织形式，整合国内价值链，发展全球产业链集群，降低区域交易成本，在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的带动下，让其他三省积极参与，提升长三角的全球竞争力。

　　长三角一体化也需要以务实为基础，聚焦基础设施联通、市场一体化、科技创新合作和民生发展，逐步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融合，为解决区域内市场分割和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提供重要的实践经验。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

□肖金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体现了中央对区域合作的高度重视，具有深厚的政策基础和明确的发展方向。2011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部署，这些举动彰显了国家对成渝地区区域合作的期待。通过强化成都和重庆两大核心城市的辐射能力，成渝地区逐步从吸引力中心向辐射力中心转变，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区域合作的核心是次区域的协同与融合。现代化都市圈的目标是同城化，需要以城乡一体化为重点，构建融合共享的新型城乡关系，并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纽带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为此，需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创新体制机制，加强跨地市、跨县区域的联通与融合。重点举措包括打通“断头路”、推动水利电网等基础设施对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以及建设特色产业合作园区以承接产业转移。交界地区在市场建设、流域治理等方面的合作尤为重要，而川渝合作示范区则为这一实践提供了典型范例。

　　国际次区域合作的经验为成渝次区域合作提供了借鉴。在国际合作框架下，类似澜沧江—湄公河和图们江次区域合作的机制、深度与广度为国内合作提供了启示。在国内层面，长三角和京津冀的次区域合作，如青浦—吴江—嘉善和通州—三河—香河的合作模式，表明相邻市县之间的协同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路径。在成渝地区，万州—达州—开州（万达开）、荣昌—隆昌—泸县等多个次区域合作区已被明确。这些次区域合作以地缘为基础，由近及远，通过逐步扩大合作范围，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区域协同。

　　促进次区域合作，需要健全六大合作机制：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利益分享机制、要素市场有序流动机制、社会治理协同推进机制、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机制，以及规划引领机制。每个合作区都应有统一规划并共同实施，通过顶层设计保障合作的有序推进。这种机制建设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高效协同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全国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

　　（作者系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

□陈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迎来了重要历史机遇。中央政策持续强化支持，从《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一系列顶层设计明确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核心地位和战略价值。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强调，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积极培育城市群，发展壮大一批省域副中心城市，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联通、公共服务共享。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这些政策为成渝地区深度融入国家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发展动能。

　　当前，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在协同创新和一体化发展方面，成渝地区实现了多项突破，包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联合布局，汽车和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的错位发展，以及“一城多园”模式下西部科学城的高标准建设等。此外，生态治理取得新进展，“六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和跨界联合执法初显成效，政务服务跨省“全网通办”或“异地可办”正在推进。万达开、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等毗邻合作区域功能平台建设，也进一步提升了成渝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质量和深度，奠定了区域协作的坚实基础。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需要深化改革创新，以“一极一源、两中心两地”的目标定位为引领，进一步破解一体化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和体制障碍。加大协同创新的制度建设，打造具有成渝特色的新质生产力，探索适合全国推广的样板经验；强化产业链（群）深度融合，优化供应链布局，构建高效分工、错位发展、相互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在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上迈出更大步子，建立跨行政区财政协同机制；抢抓机遇，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软硬环境和支持政策；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提升其在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中的贡献。这些举措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陆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正经历从单核心向多核心城市群网络格局演变的历史阶段，其建设是我国西南内陆地区成渝两个超大城市构建双核心经济圈发展格局的现实战略，具有重大意义。在党中央的统筹谋划和战略部署下，川渝两地紧密配合、改革突破、协同发展，取得一系列瞩目成就。

　　然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经济层面，市场要素流动受阻，行政区的壁垒制约区域一体化进程，行政与市场经济矛盾亟须解决。重庆与四川的政府层级差异、地区竞合关系需长期调和。例如，财税收入共享机制缺乏、产业基础同质化竞争以及行政协调不一致阻碍了区域协作的进一步深化。此外，外部压力如自上而下推动可能带来产业重复投资和区域病，内部压力如人才流动性大、稳定性差等，增加了区域发展的人才供给不确定性等问题。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问题亟须明确，高新科技园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未能有效结合，也限制了其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未来的成渝地区合作策略应聚焦两个阶段。一是推动川渝两地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上进行探索，构建打通壁垒的合作框架，为跨省及省域内部协作提供样板。二是实施四大具体举措：建立合作体系，消除行政藩篱，设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作专门管理部门；统一政策标准，降低跨行政区协同的难度；完善市场化服务体系，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建立有效的税收分享和合作机制。同时，统一区域政府的绩效评价体系，协调行政动机和发展目标。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挑战中蕴含巨大发展潜力。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政策和市场协同、优化产业布局、激发人才活力，以及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与地方经济的结合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望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毛蕴诗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4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许多企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主要是代工）起步，学习模仿、创新创业、提升技术与附加值，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重构全球价值链。一方面，以深圳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在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培育大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并形成类似硅谷的产业生态系统。另一方面，许多早期的制造企业通过数字技术赋能，采用多种路径持续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转型、产业升级的路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从被动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口，不断重组和提升竞争力。其次，顺应行业边界模糊促进产业融合，创造新需求与新产品，实现跨产业升级，光大激光、洲明科技、信维通信等成功跨界研发的案例尤为典型。在产业整体升级方面，通过重新定位传统产业功能和文化属性，实现整体价值提升，例如自行车行业从代步工具转型为时尚和休闲产品，科达制造通过设备升级与国际收购，跃升为建筑陶瓷领域全球第二。

　　构建产业生态圈和产业集群是粤港澳大湾区持续升级的重要策略。例如，中山的灯饰、顺德的小家电等产业集群在国际市场中具有重要地位；比亚迪从电池技术起步，通过技术积累和研发投入突破关键部件壁垒，业务扩展到整车制造，带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走向全球，实现从企业到产业的全面升级。同时，从替代进口产品到替代海外跨国公司产品，中国家电和游戏产业从模仿、依赖代理到自主研发并走向全球领先，实现了产业的整体升级。

　　收购发达国家企业战略性资产则是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实现跨越式升级的重要路径。例如，东莞台升家具通过“反向收购”英国、美国多个老牌家具公司获取其品牌与市场渠道，从代工企业升级为细分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不仅体现在个体企业的成长，更在于整体产业生态系统的优化。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跨界融合、产品升级、功能拓展、产业链延伸、并购重组、绿色发展等路径，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探索兼具创新性和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持续升级之路，也为其他区域和企业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者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