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的旧政协会议之路|黄炎培_新浪财经

转自：人民政协报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与应邀访问延安的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等一行6人。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1946年1月10日，由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俗称“旧政协会议”），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从牵线、促成到全程参与旧政协会议的经历，可以代表一代爱国民主人士的心路历程。

1、一波三折力促国共和谈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抗战成为全国、全民族的最大政治。1937年8月20日，国民参政会成立，黄炎培被国民政府聘任为国防会议参议员。黄炎培初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时，自己认定两大任务：（一）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助成各党派间合作。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2月22日，黄炎培前往重庆南温泉，写下《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一文，提出主张“民治、民有、民享”，反对独裁的政治观，并全力投入抗战。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参政会内部出现摩擦和分裂。中共、国民党和中间党派在参政会上公开交锋，最后通过了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间党派意志的《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随后，黄炎培在全国掀起了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从此，黄炎培坚持抗战、反对内战，为调和国共关系、助成各党派间合作做了大量工作。1945年初，抗战胜利在即，全国民主建国热情高涨，国民党方面拒绝和谈，国共谈判一度陷于停顿。

读到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之后，黄炎培很有触动，想为国共谈判作一些推动。他先和褚辅成商量，两人愿望相同，遂决定由褚辅成出面，邀约几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同商量，提出恢复国共商谈的办法。1945年5月25日，共有11位参政员参加了聚会。会上，王云五和傅斯年认为要先看蒋介石意向如何，于是，大家请王世杰和邵力子向蒋介石转达意见。

5月30日，参政员们接到通知，蒋介石邀请他们吃饭。6月1日，大家应邀到蒋介石官邸，黄炎培和褚辅成慷慨陈词，敦请国共继续会谈。蒋介石表示同意电邀中共进行商谈。饭后，参政员们一致推定黄炎培和傅斯年等，以7位参政员的名义拟草致延安电稿。次日，电稿完成。6月6日，电稿由张治中发出。

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复黄炎培等7位参政员，邀请他们去延安商谈国是，电文在21日由邵力子转交给7位参政员。6月25日至26日，7位参政员经过商议，决定访问延安，并达成了对国共团结问题的三条意见。意见由左舜生起草，准备转交邵力子代呈蒋介石，等蒋介石同意后再带去延安。

6月27日，7位参政员再聚，并约请到王世杰和邵力子参加。王世杰看了信后说，这三点意见如果交给蒋介石，必将碰壁，劝大家延安之行就此作罢。黄炎培竭力主张立即面见蒋介石直呈三点意见，他说：“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撞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当天下午4点半，由王世杰和邵力子作陪，7人一起面见蒋介石，褚辅成作代表陈述三点意见。蒋介石听后说了一通官话：“国家的事情，只要于国有益，都是可以商谈的。”于是，7名参政员决定去延安，定于7月1日成行。

6月29日，参政员们接到国民党通知，飞机已经准备好，准许7月1日早上8点启程赴延安。

2、《延安归来》：“吃了砒霜药老虎”

7月1日，参政员王云五因突发高烧，不能飞延安。上午9点35分，黄炎培等6名参政员上了一架军用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下午1点30分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周恩来等中共高级将领在机场迎接。当晚，黄炎培一行参加了延安的欢迎会和宴会。

7月2日下午，6位参政员和中共代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举行正式会谈。第三天下午和第四天下午，双方又继续会谈。主要讨论了关于国民大会和政治会议的有关原则问题，双方都同意两项主张：（一）停止国民大会的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会议纪要》还写明了共产党对政治会议的具体建议，即主张政治会议应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以及各方共同推荐的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会议的任务应为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研究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和将来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毛泽东、周恩来还和6位参政员进行了单独会谈。

在访问延安的98个小时中，黄炎培和毛泽东长谈达19个小时。其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黄炎培周期率难题”。他问：“如何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此番“周期率”谈话，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本方针的理论思想基础。

从7月1日至5日，参观延安的短短5天，成为黄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延安访问，黄炎培最初只是抱着促进国共在和谐气氛中恢复商谈、召开国大实施宪政的心愿而去，最后却在解放区认识了大部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高级将领，黄炎培写下延安5日日记，将所见、所闻、所感详细地记载下来。

黄炎培回到重庆后的第二天，即召集在渝职教社同仁及附近邻居友好，报告了延安之行的经过。其后几天，许多人来向黄炎培询问延安的情形，为了帮助这些人了解延安的真实情况，黄炎培用半个多月的时间，以延安5日日记为基础，写就了一本详述在延安所见所闻的小书，这就是著名的《延安归来》。

《延安归来》书稿写好之后，交给国讯书店的经理尚丁。尚丁考虑到国民党“战时图书杂志审察办法”的规定，如果送审，则此书不被扣押也要被搁置上一年半载，拿回后也势必要删得体无完肤，就与中共地下党员商量，并在请教叶圣陶、张志让之后，建议黄炎培说，如果他同意，就以此书打头阵，不送审察而自行出版，掀起一场针对国民党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黄炎培听后，下决心说：“这叫作‘吃了砒霜药老虎’，拼他个鱼死网破！”并表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和后果。

1945年7月30日，《延安归来》的书稿发交润华印书馆，8天之内完成印刷、装订，于8月7日正式出版。黄大能在《忆念吾父黄炎培》一文中写道：“蒋政权在大后方曾制造大量诽谤解放区的谣言。吾父一回重庆，在极短时间内写成《延安归来》一书，用日记方式详细记载了他所目睹的中国共产党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给各种荒唐谣言以当头一棒。这本薄薄74页的小册子，在当时大后方和港、沪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3、促成国共和谈

7月7日，黄炎培延安归来的第二天，黄炎培一行集体面见蒋介石，陈述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会谈的情况，并将《会谈纪要》交给蒋介石，希望国共早日恢复和谈。

同一天，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国民党本来打算在这次参政会议上通过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决议。黄炎培在会上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在不和谐的空气里，如果匆匆忙忙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其后患将不堪设想。欲完统一，而适召纠纷，以善意而获恶果，以百年大计而演成百年大害，在此存亡生死千钧一发之间，实私心所深忧大惧，而不敢苟同时论，偷取一日之安者也。”在黄炎培等的建议下，会议在付诸表决时，以绝大多数通过了暂不确定国民大会召开时间的决议。

国民参政会闭幕后，7月21日，蒋介石企图夺取关中分区，进而发动全国内战，制造了“淳化事件”。黄炎培联合多名参政员要求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立即与有关方面联系，制止内战，促成国共和谈。7月31日，邵力子答复黄炎培说，武装冲突“从26日起，已加制止，大约不致扩大”。原定11月12日召集的国民大会，也“不致坚决进行，政府对中共愿继续商谈”。

8月14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在3月1日的演说中已将国共谈判拒绝在先，又将6位参政员从延安带回的方案拒绝于后，而且又骂我们为人民公敌，故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全属欺骗，故拒绝赴渝和谈。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渝。8月22日，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毛泽东回电说，只有等到蒋介石答复了朱德关于八路军参加受降的问题之后才考虑与他会面的问题。

两次电邀未果，8月21日，国民党邵力子、张群和王世杰宴请访问延安的6位国民党参政员，征询他们对国共和谈的意见。如果毛泽东不来，国民党就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责任在中共了。黄炎培知道这是蒋介石诿过于人的手法，立即说：“蒋主席仅发邀毛来渝，虽见恳切，尚不够。必须在日本签和约后立办数事：言论解放了，身体自由了，特务取消了，政治犯释放了，各党承认合法了。一面立即宣布召集政治会议，抗战之初数度邀集会议会谈，今结束了，胜利了，难道不应有一度召集。况国防最高委员会非改组不可，抗战建国纲领非重订不可，何不自动为之。再隔一星期、一旬，无所表示，大好机会又逸去矣。”于是，在黄炎培的力促之下，蒋介石于8月23日第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

8月25日，在接到蒋介石第三次电邀和魏德迈的再电邀请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谈判。

8月28日，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黄炎培和冷遹一同去九龙坡机场迎接。

抵达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以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4人为一方，共产党以周恩来、王若飞两人为一方，正式拉开了谈判大幕。自8月29日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历史性会谈，史称“重庆谈判”。黄炎培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国共谈判的各种活动当中。

重庆谈判期间，黄炎培建议国共两党应一面继续谈判，一面着手准备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即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意见被国共两党采纳。

10月12日，黄炎培出席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并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国共两党协议的成就，表示十分欣慰”，对未来中国问题“力求全盘彻底的总解决”。

4、制止内战全程参与政治协商

“重庆谈判”以后，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主张政府应在10天内正式召集政治协商会。然而蒋介石却在10月13日发出密电，令蒋军指挥官遵照他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在蒋介石密令下，国民党军队以“恢复交通”为借口，分路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11月6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以《国民党百万大军进攻解放区》为题，报道了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的事实。11月9日，周恩来、王若飞向民主党派领导人通报情况说，共产党已觅得蒋介石印发给国民党部队的《剿匪手本》，以至国共会谈无结果。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必须发动一个全国规模的反内战运动，制止内战的大爆发，如果不及时制止内战，政治协商会就开不起来。”黄炎培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由民盟出面发动重庆进步人士，联合召开反对内战群众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大会”，并推动各地组织“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再组织“全国内战联合会”，来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

11月19日，经过紧张的准备，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大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成立，各民主党派和经济、工商、文化界知名人士500多人参加大会。黄炎培主持大会。12月4日，民盟总部推定代表访问国共双方，敦促磋商，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召开。12月24日，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分别致电毛泽东和蒋介石，呼吁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军事冲突，制止内战、实现和平，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经过几度商谈，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接受调停，正式签订停战协定。至此，经过黄炎培在内的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国共代表多次商讨，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总算达成停战协定，国共双方要实现停火了。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所有障碍已经扫除，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召开了。

早在1945年11月，中共与民盟经协商达成四点口头协议：任何一方不得与国民党妥协，在任何会议上双方互相支持，双方有意见分歧尽量内部解决，民盟可以在解放区活动。这个协议为政协会期间中共与民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政协会议召开前，国共双方对出席会议的名单进行了反复斗争。根据《双十协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成员民盟有9个代表。国民党想到在会议上就不可能占到优势，为了能够操纵会议，国民党便想办法拉拢青年党，将青年党从民盟中分裂了出去。民盟的9个名额，青年党要占5席，妄图拆散民盟、分化民盟代表团。为了挫败国民党的阴谋，加强与民盟的团结合作，中共坚决支持民盟9个名额不能动，主动让出两个名额，最后确保了民盟仍占9个代表席位。

中共的做法使民盟深受感动，民盟决心同共产党实行全面合作，结成亲密同盟。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举行。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中外嘱望之政治协商会议，上午10时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会员38人，我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之一出席。蒋中正主席致开幕词……次会员周恩来致词，很郑重地说明中共停战令已下……”

旧政协会议召开后，黄炎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被分在施政纲领这一组。和平建国，首先必须有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共同纲领作合作的基础。国共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建国方案，这个和平建国纲领组，是这次会议中最重要而又争论最多的一个组。

1月15日，黄炎培在施政纲领组发言时，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届大会上对联合政府的攻击，把政协说成“政治分赃”的谬论予以痛击，他指出参政是人民赋予的民主权利，谁认为民众热心参与政治是“分赃”，谁就是根本不懂起码的民主常识，尤其是政府里的人，以此骂人，笑话闹得更大，因为这等于自己承认了政权是赃物。

在22天会议里，黄炎培白天参加大会或分组会，晚上就和民盟同志聚商，或者和民建同志晤谈，为政协会议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1945年1月31日，旧政协会议闭幕。黄炎培在《八十年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前后”一节写道：“抗战期间，我们在重庆的一群人与中国共产党负责同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1945年元旦，有我参加的64人发表了《转捩当前局势献言》，登在《国讯》及《新华日报》。嗣后，与中共方面的接触更加频繁，逐步提高了我对中国前途的认识。延安5日，益增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8月28日，毛泽东主席抵渝，我很担心。在国共和谈中，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我代表民盟作为第三方面人士之一更有较多的参加机会。斗争是尖锐的，第三方面人士的情况是复杂的。国民党政府对我忌恨很深；因此，在1946年1月26日出现了特务搜查住宅的事件。此外，经过情况很多，这里不多写了。”

（作者系重庆市中华职教社一级主任科员、重庆市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