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冲突，叙利亚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叙利亚_新浪财经

叙利亚，这个古老名词一直被用来指代一片拥有灿烂文明的土地。几千年来，叙利亚先后成周边强权相互竞逐和交流的舞台，无数的军人、教士、商人、游牧者、冒险家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战争与和平的史诗。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造就了叙利亚破碎而脆弱的社会底色。迈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这个国家再次产生裂痕，暴力与冲突成为叙利亚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为什么现在的叙利亚会如此动荡？这个在战争和革命中催生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叙利亚：权力交汇下的破碎之地》，作者马修·雷伊将目光聚焦于叙利亚在1780年—2013年之间的历史，探究了造成叙利亚破碎而脆弱现状的历史根源。

《叙利亚：权力交汇下的破碎之地》,作者：[法]马修·雷伊，译者：李建勇，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

二元对立的局势

2010年12月，突尼斯爆发革命，这一事件最初在叙利亚的反响非常微弱。覆盖城市的大雪减缓了人们的社会活动，每个人都不得不在家中的油炉旁待更长时间。不过，叙利亚人在电视前目睹了突尼斯总统本·阿里（Ben‘Alî）的离开。几周后，埃及也燃起了革命的火焰。社会言论的限制被放开，无论是从深层次上，还是以审慎的方式来看，在开罗和突尼斯的街道上，一种新的阿拉伯意识出现了。叙利亚政府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国内受到影响。巴沙尔总统有关突尼斯和埃及的讲话立场，直到2012年夏天都没有发生改变：穆巴拉克和本·阿里都是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盟友，他们被突尼斯和埃及两国人民的意愿所打倒，而叙利亚政府知道自己应该倾听人民的意愿。另外，演讲中还提到，任何针对政府的破坏行为都是针对叙利亚的政治阴谋。然而，各种孤立的反政府行为却不断增多：一名库尔德军官在叙利亚东北部自焚，大马士革市民发起自发性反政府示威运动等。有人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呼吁人们在议会大楼前举行集会。在寒冷多雨的星期六，叙利亚政府情报机构和特工被部署在选定地点的各个角落，一些“看热闹的”人在现场附近来回徘徊……

3月中旬，叙利亚南部和东部地区发生的两起事件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注意。巴尼亚斯（Banias）的抗议者们要求获得更多的社会公平，政府当局随即以该运动是社区性质为由，将这一抗议行动归咎于逊尼派的蓄意煽动。然而，当局却无法阻止德拉市居民发起的抗议运动。在2011年3月18日星期五的几天前，在一些家庭与地区和国家政府当局进行谈判之后，一群年轻人终于被送回到他们的父母身边。事件的缘由是，他们在学校的墙上写了“哎！医生！轮到你了！”这样的言论。3周后，短暂消失的他们回来了，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怒火。周五的祈祷活动结束后，德拉市的居民们走上街头，高呼社会公正，并要求审判那些犯下罪行的人。

德拉市周围的社区一个个地被动员起来，周围村庄的居民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城市被参加游行的群众所包围。抗议政府的运动扩散开来。大马士革郊区的杜马（Dûmâ），然后是霍姆斯，再到拉塔基亚的沿海地区，都爆发了抗议活动。除了拉卡北部的幼发拉底河流域地区以外，叙利亚大部分地区都爆发了群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大多数抗议者都没有政治经验，不过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寻求自由权利的途径，他们想要像埃及人那样，通过在城市中占据一个关键位置，来迫使政府当局屈服。4月18日夜幕降临时，抗议者们在霍姆斯市的时钟广场（Placedel’Horloge）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政府当局迅速做出回应。到了次日清晨，广场上已恢复如常。

纪录片《叙利亚的哭声》剧照。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前所未有的局面出现了。被压抑了如此长时间的社会言论终于解放了。无论在哪里，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互相讨论、争论、攻讦、谴责并不断高喊出新的政治口号……整个叙利亚迅速地陷入政治斗争之中。政府当局对此主要做出了三方面的反应。当局批准并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宣布结束国家紧急状态，以新的反恐法取代紧急状态法，恢复在1962年人口普查期间被剥夺了公民身份的库尔德人的公民资格，提高各种社会工资标准等。当局承诺在不改变选举投票规则的情况下举行新的政治选举。

面对政府当局的行动，抗议运动通过发挥社会力量来组织自身。这些力量主要分布在两个层面。在地方层面，抗议者们在社区和村庄寻求庇护，并成立委员会来组织抗议运动。这些民间性质的协调委员会往往遵循一个共同的模式，它们通常由5至20名成员组成，设有一个办公室（maktab），负责信息的发布、数据的收集、日常动员、伤员管理和全国抗议行动计划的制订，委员会内部人员间建立了紧密而强大的联系。在国家层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组织，如自由学生组织（al-tulâbal-ahrâr）、地方协调联盟等。这些组织在反政府运动中既十分重要，又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政府当局连续的行动破坏了它们的组织结构，现有的社会公共空间也使得他们难以建立起统一的政治话语，而其组织内部政治活动的私密性，却推动了个人政治野心的膨胀。尽管如此，正是这些组织将反政府人员组织到了一起，并为城市的抗议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

由于未能成功遏制第一波抗议游行，政府决定从4月开始征召全国男性人口加入军营，从而找到了控制局势的新手段。这种军事动员，在4月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面临两难选择，一些新兵逃到国外，另一些新兵则带着武器逃到农村和叛乱地区的游击队中。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军官也叛离了叙政府军队。8月1日，在一个军事典礼的现场，里亚德·阿萨德上校在电视上出示了他的军人证，号召他的同僚们和他一起对抗现政府，该事件标志着“叙利亚自由军”的诞生。事实上，“叙利亚自由军”是一个将叙利亚全国各地的各种反政府武装团体组织在一起的旗帜性的标签。

2011年斋月期间，推翻政府的希望破灭了。同年秋季，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也出现了。在清真寺出口处的“星期五动员”中，出现了短暂的示威和象征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2011年11月底发生的两起事件，表明新的格局已然形成。先是在代尔祖尔，然后是在一周后的大马士革，一个组织使用撞车攻击的方式强行闯入叙利亚空军总部，目的是释放在游行中被逮捕的人。实际上，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的武装力量是在试图攻击叙利亚政府所在地。叙利亚也很快成立了新的国防部队。许多地区和空间脱离了叙利亚政府的控制，在那些脱离政府控制的地区，人们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一切变得皆有可能。

2012年初，叙利亚大多数城市都出现了反政府抗议运动。面对这种生存威胁，叙利亚政府命令军队进入城市各居民社区。2012年2月2日，可能是由于巧合，也可能是已向其支持者发出了明确指示，叙利亚政府决定全面压制霍姆斯的叛乱街区。在哈马事件30年后，现在又轮到霍姆斯来经历战争的痛苦了。在试图和解、有限改革和进行镇压之间犹豫了一年之后，叙利亚政府使用了所有可用的手段，整个国家陷入战争之中。这场反政府运动蔓延得非常快，它迫使每个人都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政府的武装行动从霍姆斯一直蔓延到叙利亚北部和地中海沿岸地区。从2012年3月开始，叙利亚南部地区受到政府行动的直接影响。这改变了叙利亚国内局势。突然间，整个地区都不再适合人们居住和生活。在农村地区，村庄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叙利亚难民开始了他们的逃难之路。大多数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考虑迁往更遥远的地方之前，会先选择向其邻居寻求庇护，然后到其他城镇和村庄中避难。还有少数人选择出国，前往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更为少数的一些人则前往西方国家。

从春天开始，政府拼凑起来的军队甚至都找不出制式一致的服装，政府控制着国境内的交通主干线、支持政府的街区、政府权力机关所在地和军营，并以此为界线将国家分割开来加以控制。相比之下，相当一部分叙利亚人口生活在所谓的叙利亚“解放区”（mint-aqaal-muharrara）。除大城市和交通枢纽地区外，其他所有地区都无法进行军事戒备和管制。政府似乎陷入节节后退的境地。在叙利亚东部的边境地区，政府人员纷纷离开，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边境通道变得畅通无阻。而在上述“解放区”内部，新成立的委员会改组为拥有更大特权的协调委员会，在紧急需要的情况下热情地组织起了地区内部的市政服务。以上这些情况共同预示着叙利亚即将面对的未来。

春天快结束的时候，政府开始使用新的武器对付反政府势力，主要是投入使用了武装直升机。在这种情形下，全国都生活在对安全形势的担忧之中。如果政府情报机构不能实现其对“解放区”的控制，政府空军就会通过军事行动向其发起进攻。7月中旬，叙利亚的两个大都市发生了争夺城市控制权的暴力冲突。每个被反抗力量占领的街区都举行了人民发起的庆祝活动。但是到了夏末，武器装备仍然非常简陋的反政府武装却无法取得什么进展。另一方面，叙利亚政府军开始将其从战机到弹道导弹的全部武装力量都投入国内政治冲突之中。

纪录片《叙利亚的哭声》剧照。

随着2012年冬天的到来，当代叙利亚的历史似乎就要结束了。有两个主要现象反映了这种情况。考虑到现存的政治势力，叙利亚现在处于两股政治势力相互冲突对峙的时期，其中一股支持阿萨德政府，另一股则是阿萨德政府的反对派，反对派的共同点是要求巴沙尔·阿萨德下台，但他们并未形成一套统一的国家政治方案。反对派势力内部看起来也是四分五裂的状态。最重要的是，战争的逻辑对他们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为了武装自身，就一定需要资金和物资装备。反对派和叙利亚政府都开始向其外国伙伴寻求支持。从2013年开始，在叙利亚作战的不再是支持政府的叙利亚军队，而是由其外国盟友提供的新兵。外国的干涉和干预削弱了政府的权力及其控制国内局势的能力。其次，除了一些大城市以外，叙利亚大部分的土地和人口定居点都在战争中消失了，农村、中小城镇和市郊地区也都逐渐十室九空。叙利亚人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国内外流亡之旅。2013年，超过60%的居民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当整个国家被归结于最简单普通的“诉诸武力”的表达之时，当代叙利亚的缓慢建设就已经陷于崩溃之中。

从2013年开始，叙利亚内部和外部力量交错盘踞的局势愈演愈烈，各方势力都越来越依赖其外国盟友。一方面，政府设法建立了一个持久的联盟，以使其自身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以遏制叙利亚危机为主要斗争目标的“叙利亚之友”，其内部存在的利益分歧，也助长了反对派各势力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武器和资金的缺乏，使人们对局势愈加敏感。对抗冲突中出现的极端暴行使得整个国家越来越激进。乱局之下，国家对边境地区管制的缺乏，也给了那些主要来自伊拉克的政治团体进入叙利亚的机会。

当库尔德武装开始以自己的身份进行战斗，当伊斯兰武装力量开始与“伊斯兰国”勾连时，叙利亚国内二元对立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这两个组织都呼吁在叙利亚发起“另一场革命”，不仅仅是为了推翻现政府，而且还要建立起“库尔德斯坦国”或者“伊斯兰国”这样新的国家秩序。他们也是叙利亚国家分裂势力的一部分。孤立的社区、被封锁的村庄和被包围的小城镇，共同构成了当今叙利亚的国家面貌。叙利亚形成了这样一个由几千块碎片组成的复杂局势，在每一块碎片中，四股势力都或多或少地试图在其中施展其影响力，大大小小的军事冲突成倍地增加，只为了多占领一个检查站、一个兵营、一条道路，等等。

叙利亚进入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时期。报告中提到的他们，不再是叙利亚普通居民、政府支持者和入伍志愿者，而是接受国际援助的人、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和难民。就像非洲大湖地区的冲突一样，在灾难频发的情况下，正常的社会秩序被否定和推翻，同时伴随着对民众不断增加的紧急援助。处于武装冲突事件频发漩涡中的叙利亚，使外国舆论倍感疲惫，因为他们的期望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实现。此时的叙利亚土地上，仅凭军事检查站上的旗帜，就可以很快识别出每个检查站处于哪方势力的控制之下。2016—2017年，叙利亚冲突各方的俄罗斯、伊朗、美国和土耳其盟友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只有通过他们各方进行武装占领，才能“缓和冲突”。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冲突之后，叙利亚人仿佛进入了一个黑洞，在这个黑洞中，面对着这场加诸他们身上前所未有的大动乱，他们的存在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巴沙尔·阿萨德的总统任期在很多方面为叙利亚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位叙利亚国家的改革者、现代化推进者，拯救了自己的政府。然而，在开启本世纪的这漫长的十年里，当代叙利亚也被重新塑造了。城市成为在城墙内长大的农村年轻一代的熔炉。在世纪之交长到20多岁的新生代年轻人们，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由创新性和创造力构成的新视野。在政府的推动下，叙利亚在2011年出现了实现新的社会变革的巨大希望。此时人们喊出的政治口号，反映了他们对国家未来设想的变化。叙利亚人希望叙利亚成为一个捍卫国家最高利益、捍卫阿拉伯民族利益和勇于抵抗的国家。但是，由反政府抗议活动引发的武装冲突吞噬了这个国家，破坏了它的社会结构、权力构成、土地，甚至也许还破坏了人们的身份认同。21世纪初的叙利亚，正处于一个变幻莫测的十字路口之上。

纪录片《叙利亚的哭声》剧照。

十字路口上的叙利亚

叙利亚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2012年和2018年无疑是叙利亚历史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但绝不是叙利亚历史的完结。然而，在这两个年份之间，我们之前提及的叙利亚国家的变革即将

初步完成。

当代叙利亚国家的建构，首先是人类对经历了不断变动的生存空间重新征服的过程。从现在的黎巴嫩到叙利亚南部，从阿拉伯半岛到幼发拉底河，人类经过了无数前所未有的迁移活动，重新开发和占有了这片土地，并赋予这片土地丰富而复杂的特征。这些迁移活动在整个19世纪充斥于叙利亚的土地，同时伴随着个人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定居化的进程。叙利亚国内各地区也伴随着这些过程成形了。在这些地区之中，城市向其周围辐射，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政治实践途径，甚至形成了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一历史背景构造出叙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次出现时的人文和社会景象。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头几年，围绕着共同身份、“叙利亚人”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内部政治关系、协商模式和国家治理方式这些问题，叙利亚各方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博弈。1908年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加速了叙利亚内部政治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人们相互融合、被迫流离失所、探索共同身份，以及抵抗新占领者，都促使这个民族走向政治化，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够实现其宪政梦想。

然而，随着法国委任统治政府的出现，叙利亚成为一个由外国势力主导的国家。叙利亚开始面对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作为昔日的同盟国盟友，现在却发现自己坐在战败国一方的席位上，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试图控制叙利亚的法国人，遭到叙利亚人民无数次的反抗，这表明，对这片土地长久的殖民统治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叙利亚来说，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叙利亚形成了初步的国家行政管理框架。但最为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和法国带来的共同影响，为叙利亚精英阶层提供了统治这个国家的新工具。叙利亚精英阶层自诩为国家和民族领袖，承担起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责任，但他们并没有为叙利亚制定出必要的政治纲领。

纪录片《叙利亚的哭声》剧照。

实现国家独立后的叙利亚，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其中主要涉及把逐渐开始互动，但仍各自分散的社会群体聚集在一起。新的国家领导人希望将叙利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让国家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构成了叙利亚历史戏剧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形成了两种关于叙利亚国家未来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在叙利亚实现自由和法治，构建开放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过也将伴随着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无声暴力，以及对不遵守现代城市文明准则的社会群体的歧视。与之相对应的第二种看法，则是那些准备拿起武器，重新分配和恢复每个社会个体地位的人们所秉持的那种社会平等与正义的理想。

各社会团体之间的暴力交流形式，在独立后的叙利亚发布的命令中可以找到原因，那就是所有叙利亚人都必须马上、不做任何拖延地，在一个期待已久的主权国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此外，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土地危机和地区动荡局势进一步加重了独立后的国家的负担。这些构建国家共同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导致一系列政变、清洗和淘汰反复上演。随之而来的，是叙利亚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话语体系，政府当局与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也形成了新的政治对话模式。

哈菲兹·阿萨德的上台，给叙利亚人制造了他们一直所追求的国家稳定的幻象，为所有人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国家繁荣，并使一些人受到排挤。直到此时，叙利亚才重新开始在地区国际局势上发挥作用。事实上，在近40年的时间里，叙利亚开启了一场长期的政治斗争。一方面，这个随着局势变化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阿萨德政府很快显示出，只有政府统治的维系才是重要的。为了维持国家生存，政府准备动用国家的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力量。另一方面，许多反政府力量再次要求实现19世纪末形成的建立宪政国家的梦想，赋予每个人拥有应有的权利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希望。这些反政府力量每一次闯入叙利亚的社会公共领域，似乎都会与阿萨德政府爆发冲突。

纪录片《叙利亚的哭声》剧照。

从2011年开始，阿萨德政府和反政府的碰撞变得具有爆炸性。这一次，执政的政府进行了严厉的行动，破坏了之前为叙利亚缓慢打下的人力和社会经济基础。到了2012年冬天，大部分叙利亚人都在外出躲避战乱的路上。此外，国家的内战局势，使得各方势力都在为自己寻找战争武器，有的甚至不惜以出让国家主权为代价，民兵组织激增，国家失去了对边界的控制，一些支持不同国家的政治组织出现了，其中一些是库尔德人组织，另一些是“伊斯兰国”组织。

此时的叙利亚正处于十字路口之上。它的未来，主要围绕着一个对其生存至关重要且尤为复杂的问题而展开，虽然对这个处于一片废墟之中的国家来说，解决当前的内战局势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了。但一旦内战被平息、伤口被治愈、断裂的社会结构被修复，不幸的叙利亚人民很可能会再次回到之前面临的两难的窘境之中：如何调和社会公正和自由、个人尊严和社会平等这两组社会理想的关系。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叙利亚的悲剧在当代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它揭示了当代世界的现代国家是如何诞生的，这些现代国家随着具有多重身份的不同人群的相遇而诞生，在这种政治形式中努力创造出一种良好的政府模式。然而，这些国家却也可以凭借其国家领导人拥有的前所未有的控制力，成为破坏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甚至是社会关系的国家。

作者/[法]马修·雷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