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胡适跟随其兄胡绍之离开绩溪前往上海。上海六年，是胡适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胡适历经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和中国新公学，结识了不少同学、朋友。遗憾的是，他们当中，有数人不幸早亡。其中，有程乐亭、郑仲诚、胡绍庭、许怡荪等。搜集他们的生平事迹，以及了解他们与胡适的往来，有助于丰富对早年胡适思想生活的认识，也有助于观照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普通青年的命运。
胡适程乐亭
程乐亭（1890-1911），名干丰，安徽绩溪人，与胡适同乡。胡适在《程乐亭小传》中称：“其先代以服贾致富，甲于一邑，累叶弗坠。父松堂先生，敦厚长者，好施而不责报，见侵而不以为忤。”从中可知，程乐亭出生在富裕人家，且有良好家教。1902年，程乐亭的父亲程松堂为振兴绩溪乡村教育，与人合创了思诚学校。思诚学校是当地废除科举之后的新式学校，学制九年，分初等小学（五年）和高等小学（四年），还曾延请有着“一方硕士，六县宗师”美誉的徽州著名学者胡晋接主持校务。当时，程乐亭就读于思诚学校，“与其弟三四人晨趋学舍，皆恂恂儒雅，同学咸乐亲之。日夕罢学，则与同学胡永惠、胡平及其诸姑之子章洪钟、章恒望数人促膝谈论，以道义学行相砥砺”。由于深受家庭影响，程乐亭为人温厚，“悱恻有父风”。
程乐亭还在思诚学校时，遭遇丧母，“后半载，始与其友数人入金陵某校，旋去而之上海，读书于复旦公学”。母亲的去世，给程乐亭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意气即惨然弗舒，至是益憔悴，遂病”。同时，程乐亭手不释卷，据鞍读书，固守“为学宜猛进”，也给身体造成了较大损伤。
胡适与程乐亭相识大概是在1908年。胡适回忆：“余识乐亭在戊己之际，已丧母矣，形容惨悴，寡言笑；嗣后虽数数相见，其所与我言才七八十语耳，盖其中怀惨痛有难言者。不知者以为乐亭矜重难合，而焉知此因前数年沉毅任侠抵掌谈论不可一世之少年耶！”胡适对程乐亭的学问、人品都很称道，认为他“深于英文，尤工音乐，同学有所质问，辄极其心思为之往复讲解。盖其爱人之诚，根于天性如此”。
1910年夏，程乐亭身体每况愈下，家人劝其归里。胡适在《辛亥五月海外哭乐亭程君》写道：“识君江之畔，于今且三岁，相见亦殊罕，相逢但相向，笑语不再三（与君交数年，闻君语未及百语也）。”程乐亭原本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因遭母丧，更是郁郁寡欢、忧伤成疾。
1910年6月7日，胡适日记提到：“乐亭来沪就医，予与偕往曹子卿处一诊。”6月12日，胡适日记又载：“乐亭、慕侨来。乐亭病未愈，乃日见其重，故来复诊，为延曹子卿来一诊。”6月19日，程乐亭与人到胡适住处一聚，“是日吾邑得八人，感会难再，自此以后，将不可复见此种胜事矣”。此时，胡适已决意北上应考。6月24日，胡适在上海旅馆与程乐亭还有一见。程乐亭之叔程石堂“慨然以百金相假”，以便胡适“资斧之需”。翌年，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乐亭为松堂翁之子，余去岁北上，即蒙以百金相假，始克成行。”如果这是同一份资助，想必程石堂当时是受程乐亭之父程松堂所托。
1910年6月，胡适离沪北上，程乐亭也由沪返里。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再未相见。人在美国的胡适对程乐亭的病情依然关切。1910年12月15日，在致许怡荪的信中，胡适写道：“乐亭病体，不知已就痊否？乐亭之病，虽由体弱，然其人洞达世事，或不免思虑膺心，病中殊非所宜，顷已以一书规之，如足下亦同鄙意，亦望足下之规之也。”不久，许怡荪回信告诉胡适：“近闻乐亭君旧疾未痊，又得吐血症，若不及早医治，良用惕惕耳。”胡适接信，忧心忡忡。1911年2月7日，胡适致许怡荪：“来信言乐亭病状，闻之尤为怆怀。此种病亦殊可忧，西医御之，亦惟有改易天气，屏绝人事二法。弟意还须劝之出外求医，若因循乡里，他日后悔不可及矣。”近一个月后，胡适从许怡荪处知程乐亭之病“无起色”。1911年4月，许怡荪信告胡适：“乐亭之病，闻现已勿药，不识信否？又闻本月十六日娶亲，果尔，是贼伐之也！”
1911年5月17日，胡适回信：“乐亭病已少愈，闻之极慰。”不料，不久便传来程乐亭的死讯。胡适伤感不已，致信许怡荪：“前一书，言乐亭病已愈，有十六日要娶亲之言，方期天相善人，令我友无恙，岂意十日之间，乃即读足下哭乐亭诗耶！”其实，程乐亭已于1911年3月26日谢世，年仅21岁。
程乐亭死后，胡适作《哭乐亭诗》怀念，诗云：“兰蕙竟早萎，孤桐付薪爨。天道复何论，令我訾裂盱！”不久，又作《程乐亭小传》以酬死友。在胡适心中，程乐亭为人沉毅，足以有为，“而天不永其年”。
1917年6月，程父程松堂去世。胡适稽首哭泣，赠奠仪四百，并敬送挽联。联曰：“泛爱于人，无私于已，说什么破产倾家，浑身是债；蔼然如春，温其如玉，看今日感恩颂德，有口皆碑。”胡适对程氏父子的恩情始终铭记在心，其日记、书信，包括日后的自述，均一再提及。
郑仲诚
郑仲诚（1889-1914），广东潮阳人。1914年10月8日，胡适接到梅溪学堂同学郑铁如的信，云：“仲诚竟死矣！我虽不杀仲诚，仲诚竟由我而死！鸣呼，痛矣！”这里的仲诚，即郑仲诚，是胡适就读梅溪学堂时的同学，也是胡适到上海后最早结交的朋友之一。
胡适与郑仲诚同学的时间不长。1905年，胡适从梅溪学堂转入澄衷学堂，郑仲诚则从梅溪学堂转去复旦公学。1906年3月25日，胡适日记：“郑芳世君（故梅溪同学）自复旦来此，余与之别一年半矣。握手相叙，复出。郑君仲诚手书致余，得知仲诚已来复旦矣。”两人分别之后，通过书信保持联系。如，1906年4月30日，胡适收到郑仲诚的信：“得郑君仲诚（璋）自复旦来函一，述近况甚失意，语极感慨。余以‘失意之事，正所以练习他日处世之才能’慰之。仲诚为余至交，年十七，粤之潮人，余梅溪同学也。”可知，郑仲诚生于1889年，死时才25岁。
胡适在澄衷学堂时，曾有过外出游玩经历。1906年5月28日，学校运动会后放假三日，胡适想坐火车去吴淞。于是，他信约郑仲诚届时在蕰藻浜相会。两日后，胡适与余成仁、卢侠等同学前往吴淞。郑仲诚带着胡适游玩海滨，“至复旦新校址观览移时”。返校途中，胡适作诗一首：
呜呜汽笛鸣，辘辘汽车行；
凭窗试外瞩，一瞬象一新。
故友重逢，又大饱眼福，胡适的此次出行格外愉悦。几天后，郑仲诚致信胡适，向他索要照片。胡适虽有照片，但都是合照，并无单照。于是，胡适“拟俟秋凉后当寄与之也”。
胡适澄衷时期的日记本系书店所购，内分“记学”“记事”“接人”“通信”等栏目。查阅1906年2月至7月的“通信”部分，胡适与郑仲诚的书信往来为最多。这一时期，胡适视郑仲诚为“至交”，是为一证。
胡适去了中国公学及新公学后，与郑仲诚仍然保持着书信联系，且偶有见面。如，1910年3月13日，胡适日记：“晨，仲诚、钟英、意君来。”3月20日，胡适日记：“晨，仲诚、钟英来。”1910年7月，胡适北上应考前，还特意与郑仲诚合影留念。两人交谊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留学美国时，胡适与郑仲诚照样有书信往来。1911年3月23日，胡适日记：“作书致仲诚、君武，颇多感喟之言，实以国亡在旦夕，不自觉其言之哀也。”郑仲诚也会从国内写信给胡适。如，1911年9月22日，胡适收到郑仲诚的信，并在日记中作了记录。其间，郑仲诚还曾将自己的新婚照寄予胡适。
郑仲诚离开复旦公学后的去向，基本上无迹可寻。据一份研究公民急进党的资料表明，1912年5月8日，该党在上海举行临时谈话会，成立首届临时办事机构。其中，以起立表决方式推举沈定一、许德芬、陈完为掌理，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查忠礼、郑寿仁、刘强夫等人为参事，另有理财、会计、庶务、交际等若干。机构中，有名为郑仲诚者被选为交际（大概类似党员身份）。但是否为同一人，还有待考证。
前文提到，郑铁如自责“仲诚竟由我而死”。原来，郑铁如与郑仲诚是同乡。1912年，经郑铁如介绍，郑仲诚娶一王姓女子，“伉俪至笃”。不久，郑仲诚患病，“人或有归咎其早婚者”。
1914年10月，得知郑仲诚离世，胡适在札记中记载：“仲诚，郑璋也，潮阳人。吾甲辰入梅溪，与仲诚、铁如同室。吾去家以后，所得友以仲诚为最早，于今十年，遂成永决！”胡适称郑仲诚是“友生中不可多得之才”，可惜“二十年树人，未为社会效力而骤死”。
胡绍庭
胡绍庭（？-1916），原名祖烈，后改名平，安徽绩溪人。1916年4月，人在美国的胡适先后接到许怡荪、汪孟邹来书，惊悉胡绍庭病死北京。胡适感叹：“嗟夫，二十年造一人才，而乃以委土壤如此，真可浩叹！”
胡绍庭少年时期在绩溪的思诚学校就读，毕业后去了上海的复旦公学。因为都是绩溪同乡，又沾亲带故，胡适与胡绍庭在上海的交往比较频繁。这一时期，胡绍庭还介绍了胡适与梅光迪相识。梅光迪在《序与胡适交谊的由来》中回忆：
自余寄迹吴淞江上，同游中颇与绩溪胡绍庭意相得。绍庭数为余言其宗友适之负异才，能文章。余心志之而未由一识其面也。去秋（1909年，引者注），适之过淞视绍庭，时与余与绍庭同舍而居，因得由绍庭以介于适之。
1910年夏，胡适、梅光迪均北上应游美之试，并在轮上相遇，可谓有缘。日后，两人相互勉励、相互启发，也曾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但不管怎样，梅光迪都是胡适早年极为重要的一人。如果没有与梅光迪的“白话文学”之争，胡适的人生走向很可能发生根本改变。而“追根溯源”，又与胡绍庭不无关联。
胡适对胡绍庭这位宗友的印象很好。1908年12月30日，他在与另一位友人程春度的通信中提到胡绍庭，认为他“敏而好学，一日千里，此诚吾家千里驹也”。胡绍庭也很重感情。胡适北上应考前，还特意前来探望、送别。美国留学时，胡适也给胡绍庭写信。如，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封建帝制覆灭。在致胡绍庭的信中，胡适写道：“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信中，胡适还表示“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
胡绍庭的一生，似乎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其后来的经历，在许怡荪致胡适的信中有简要介绍：
绍君自辛亥革命之冬随沪军北伐，驻师烟台。元年和议，入京担任《黄钟日报》记者。后复入农政学校，盖有志于蒙藏殖边事业。毕业后，由农林部特派山西筹办观测分所事；公余之暇，复在山西大学肄习法政，考辄前茅。阅一年后，调京任用；仍由山西大学转入北京大学，办公之余，兼肄讲诵，盖其志犹有未足，欲得法政毕业，每日两处往返辄十余里，不可谓不勤也。
许怡荪称，他于1915年在上海曾与汪孟邹见过一面，而汪孟邹说胡绍庭当时才具“展越肄，应无方，脱尽绩溪气象”。令人惋惜的是，胡绍庭日益厌世，“遂不免怡情花柳，卒因此得疾而殒其生”。许怡荪认为，胡绍庭“才堪用世”，是他们一辈中的“优秀分子”。顺便一提的是，胡绍庭还有遗诗数十篇。
胡适知悉胡绍庭死后，“绕室而走，不能安生”。许怡荪曾拜托胡适以程乐亭之例为胡绍庭亦作一传，胡适遵嘱未辞，但在传中，似有责备之意。之所以“不吐不快”，胡适在1916年4月7日致许怡荪的信中有所说明：“自去国以来，友朋死者，乐亭仲诚希古皆足痛惜，今又绍庭，何其酷也！……大意以为恶社会固有罪，然个人保卫不同，早婚也，抑郁也，厌世也，皆足以戕生，亦不能尽归咎于社会也。”
许怡荪
许怡荪（1888-1919），名棣常，号绍南，安徽绩溪人。1919年8月15日，胡适在《新中国》第一卷第4号发表《许怡荪传》，开头写道：“我的朋友许怡荪死了！他死的时候是中华民国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点半钟。”至此，胡适早年的朋友又少了一个，而且还是最为亲密的一个。
与程乐亭、胡绍庭等人一样，许怡荪少时也在绩溪的思诚学校读书。后来，一帮同乡去了上海，大多数进了复旦公学，而许怡荪进的是中国公学。据胡适回忆，那时他住在校外，许怡荪与他同居。中国公学解散后，许怡荪与胡适都去了中国新公学。有一段时间，两人同住《竞业旬报》馆中。胡适北上应考前，一度荒唐度日。其间，许怡荪多有规劝，并设法为胡适还债或筹集盘缠。
1910年9月，许怡荪到杭州西湖白云庵关门读书，“每日稍读《左传》、《说文》、欧文、《史记》及Lamb’s Tales From Shakespeare与Grammar等书”。
1911年6月，许怡荪考取浙江法官养成所，“欲稍攻国法，私法，及国际法，期于内政外交可以洞晓，且将来无论如何立身，抑或为新闻记者，皆须稍明法理”。然而，入校不久，许怡荪就放弃了读律之举，原因是“校中组织未善，徒袭取东夷皮相，其于私法各科虽各国无甚悬绝，而行政等学，因政体之不同，已失研究之价值”。许怡荪说，“此等学校，人品甚杂，籧篨戚施之态，心素恶之，故甚不欲侧身其间以重违予之本心也”。
之后，许怡荪萌生留学之念，并于1913年4月进入东京的明治大学，主修法科。不料，到日不久，国内战事不断，留日学生纷纷回国。许怡荪虽欲留日，“恐有绝粮之忧”，又“不得不行”。正当许怡荪决计回国时，又因道路不平，只得留在东京。
此间，许怡荪与在日皖籍同乡高肖良、陶环中等人“相处甚得”。留日学生中，有人发起孔教分会。许怡荪是“一个热心救国的人”，眼见国中大乱，“心里总想寻一个根本救国方法”，以为孔教可以救国，又误认那些教会的人士是爱国志士，于是加入了他们的团体。胡适曾称这个时期的许怡荪完全是“一个主张复古的人”。
从1913年4月到1916年6月，许怡荪在明治大学前后三年。1916年7月，许怡荪与高一涵一同回国。回国后，对许怡荪影响较大的一段经历是参与绩溪县省议会议员的竞选。对此，胡适回忆：
那时安徽的政治，腐败不堪，后来又有什么“公益维持会”出现，专做把持选举的事。我们一班朋友不愿意让他们过太容易的日子，总想至少有一种反对的表示，所以劝怡荪出来竞选本县的省议会的选举。
胡适对许怡荪知之甚深，对其人品、才能等，都十分认可。起初，许怡荪没有答应，经胡适几番开导，最终同意参与竞选，表示“与其畏难退缩，徒于事后叹惜痛恨，何如此时勿计利害，出来奋斗，觉得为我良心所安也”。其时，绩溪县知事李懋延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掌控着绩溪行政、司法、警察大权。竞选时，李懋延四出活动，极力为“自己人”绩溪视学耿介造势，结果“一般绅民惧其淫威，被迫投耿介的票”。对于胡适及绩溪乡贤支持的许怡荪，李懋延则利用职权罗织罪名，四处声称“拿办”。许怡荪势单力薄，又缺少政治经验，一时不知所措。1918年9月8日，他致信胡适：“‘十八子’（指李懋延，引者注）肆虐过甚，人尽嗟怨，吾辈不能不筹法对付。但目下时局备极混乱，宜如何着手，渴望得力，乞代留意为祷。”此时的胡适虽已名满天下，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也只有从长计议。
1918年11月，经胡适推荐，河海工程学校校长许肇南同意许怡荪来校教授国文。胡适函告许怡荪：“许君（许肇南，引者注）在美洲时曾读过兄与我的政论长函，很佩服兄的为人。与他同事，当可相投。”不久，许怡荪接受这一教职。翌年年初，胡适奔丧返京途中路过南京，特与许怡荪一见。谁知，此次见面，竟成永诀。
关于许怡荪的死，胡适在《许怡荪传》中有所提及：
到了三月十七日，他就有病。起初他自己还说是感冒，竟不曾请医生诊看；直到二十一夜，他觉得病不轻，方才用电话告知几个同乡。明天他们来时，怡荪的呼吸已很短，不很能说话。河海工程学校的人把他送到日本医院，医院中人说这是流行的时症转成肺炎；他的脉息都没有了，医院不肯收留。抬回之后，校长许肇南先生请有名的中医来，也是这样说，不肯开方。许先生再三求他，他才开了四方药，药还没煎好，怡荪的气已绝了！
胡适与许怡荪交往十余年，书信往来不断。胡适在美时，与许怡荪通信多达48通（目前可见），许怡荪致胡适的信前后也至少有39通。两人讨论的话题，涵盖家事、国事、文学、宗教、道德、法律等方方面面。彼此之间互帮互助、同心同向，更是令人感佩。
许怡荪去世后，胡适曾作文章《许怡荪传》、诗歌《许怡荪》以志纪念。胡适称许怡荪是一个“最忠厚，最诚恳的好人”，“一个最富于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诚恳，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认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寻出第二个”。1923年5月，高一涵娶到新妇，胡适听说后，劝他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并言：“我常常想着怡荪。自从怡荪死后，我从不曾得着一个朋友的诤言。……如果我有话在肚里，不肯老实向你说，我如何对住你，如何对得住怡荪？”比较而言，在胡适早年的朋友当中，许怡荪确实是最为可贵的一个。
两人交往的十余年，也正是胡适人生观、文学观形成及演变的重要时期。作为知交，许怡荪对胡适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胡适称许怡荪“益我最厚，爱我最深，期望我最笃”，表示“我的成功你都有份”，当为由衷之言。胡适又说，“他现在虽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影响，永永留在他的许多朋友的人格里，思想里，精神里……将来间接又间接，传到无穷，怡荪是不会死的”，同样发自肺腑，情真意切。
结语
除了程乐亭、郑仲诚、胡绍庭、许怡荪，胡适早年的亡友里还有多人。如，广东梅州的饶敬夫。1911年6月11日，胡适收到旧友蜀川的信，得知饶敬夫死于广州。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君前殉其妇，吾辈救之，得不死，今乃死于革命，可谓所得矣。”又如，蒙古族的鲍希参。1914年1月24日，胡适读到圣约翰所出的报纸《约翰声》，“随手翻阅，见有哀鲍希参文，疑是澄衷同学荣点，读之果然”。再如，浙江台州的张希古。1914年5月28日，胡适得张锦城一书，惊悉张希古亡故，不由写道：“吾十四岁入澄衷学堂识希古。希古沉默寡合，独爱余，坚约为昆弟。别后数年，音问屡绝，方拟嘱锦城访之，乃骤得此耗，肺肝为摧！希古沉重，为友辈中罕见之人物，天独不寿之，伤哉！”1917年6月，胡适所撰《朋友篇》中，有“可怜程郑张，少年骨已朽”一句，“程”指程乐亭，“郑”指郑仲诚，“张”则指张希古。
应该说，程乐亭、郑仲诚等人，都属于不幸早亡。对此，胡适哀思之余，也有反思：
吾安得不为社会哭乎？吾欲自问，又欲问国人曰：今之少年往往中道摧折，谁之罪欤？谁实致此欤？体干之不强耶？遗传种性之亏耶？个人健康之不修耶？市政卫生之不洁耶？个人之戕贼耶？社会之遗毒耶？政治外患之激刺耶？理想之不达，不能与恶俗战，不能与失败战耶？
胡适为朋辈亡友的“摧折”总结了多方面的原因，既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的。从个人层面论，亡友的不幸大多还是自身造成。胡适自己就是一个例子：胡适的人生观、道德观等，“向之悲观，今成乐观；向之纵酒狎邪，自以为名士风流，今视为恶德；向之责人无己，今成自励自奋——即此一转移之间，已足长命延寿而有余矣”。换言之，胡适早年即能“迁善、进德、立志”，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人生走向。胡适曾经假设，如果他不迷途知返，不留学异邦，“此时必久有妻子之累，家累日增，国事又不堪问，如此即不自杀，亦必醉死，病死，或先绍庭仲诚而殂谢，未可知也”。而从社会层面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胡适日后提出“五鬼”闹中华的说法），对个人的侵害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种种原因，胡适对“今之少年往往中道摧折是谁之罪”的问题并没有深究，但认为“此不无研究之价值”。他在日记、札记、时论等处为亡友作了零零碎碎的记录，可能是有心的，也可能是无意的，但多多少少留下了可供“研究”的资料。
罗志田说：“有没有对自己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的自觉是极为重要的。”其实，胡适也是凡夫俗子，是凡体肉胎，走的也是和中国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的人生路、求学路，但胡适比一般青年稍微幸运、聪慧，也比一般青年更自律、更勤勉，更渴望把自己“铸造成器”。因此，胡适个人的乐观进取是明显的，也是持久的，为其最终能够“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奠定了基础。
程乐亭、郑仲诚等人与胡适相比，显然一为“小人物”，一为“大人物”。如果没有胡适这个“大人物”，程乐亭、郑仲诚等“小人物”，恐怕早已消逝在浩瀚的历史长河。如果不是因为胡适，且不说他们的生平事迹，就是姓啥名什，也是无人知晓、无从知晓。这也是历史上无数“小人物”共同的命运。
然而，任何时代都不是一个人的时代，任何时代也不只是大人物的时代。如果每一时代都是一幅巨画，画面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是显赫无比的“主角”，却也不能没有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作默默无闻的“配角”。具体到胡适，程乐亭、郑仲诚、胡绍庭、许怡荪等人，他们之于历史，是无名之辈，但之于胡适，却不是可有可无的过客。相反，他们在胡适成长、成才和成名过程中，似乎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影响，都是胡适人生链条上的一环。可以说，没有这一个个“小环”，可能就没有一条完整的“金链”，又可能是一条完全不同模样、不同成色的“链子”。
胡适曾言，“人生无好友，如身无足手”。又言，“吾生所交游，益我皆最厚”。那些亡友，如果泉下有知，知道胡适作歌以谢，知道他们曾经资助、曾经携游、曾经同居、曾经劝勉的“适之”日后成了响当当的“大人物”，想必也是一个个欣慰于不枉与胡适朋友一场罢。
主要参考文献
[1]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胡适：《四十自述》，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
[3]耿云志：《胡适年谱》，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
[4]梁勤峰、杨永平、粱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
[5]付祥喜编注：《胡适未刊日记辑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
[6]罗志田：《近世中国·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7]宋广波：研究胡适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材料——介绍新发现的《胡许通信集》.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10期
[8]曾业英：辛亥革命时期的沈定一和公民急进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9
[9]吴元康：胡适与绩溪县知事李懋延的斗争.江淮文史，2007年3期
[10]耿云志：《胡适及其友人1904-194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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