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新安晚报
近来,桐城六尺巷负载的礼让、贵和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舆论效应向海内外传播,显示出礼让、贵和精神强大的生命力。当然,以和为贵,从来都是双向的:张家有显赫的家势,也有超然的境界;如果吴家没有相应的格局与姿态,显然也是很难得到“和”的结局的。张英“让他三尺又何妨”,是一种精神境界,没有穷究是非。吴家呢?也把权属、是非搁置一边,你让,我也让,终于让出了一条“六尺巷”,让出了人心的一片新天地。相对而言,张家的故事,人们了解的已经不少。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同样有意义的吴家故事。
《史记》“第一世家”
众所周知,“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共三千多年历史,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的地位极高。《史记》一共130篇,起首是专记历代帝王政绩的12篇“本纪”,其次为记载诸侯、勋贵兴亡的30篇“世家”,另有70篇“列传”、10篇“表”、篇“书”。世家“第一篇”,你知道说的是谁吗?不是后来的赵钱孙李,而是“吴太伯”。
《论语·泰伯篇》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即太伯,指吴太伯。孔子说,吴太伯称得上具有最高道德水平的人了,多次把君位让给季历,老百姓不知道怎么赞扬他才好。“三以天下让”,这是吴太伯被列为“第一世家”的原因。
周太王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季子季历。古公亶父为姬姓。按照周人传统,君位继承为嫡长子制。而太伯和仲雍都知道弟弟季历的儿子——昌很贤能,古公亶父也十分器重这个孙子。为了能让君位传给贤能之人,太伯和仲雍便离开岐山,据说到了现在的宝鸡,这样,父亲去世后,君位能顺利传给季历,再由季历传给昌,这就不成问题了。
可是,古公亶父去世,按照周人礼制,太伯、仲雍当奔父丧,回到岐山。办毕丧礼,季历请兄长太伯继位,太伯坚辞,与仲雍出奔荆蛮,剪去头发,身上刺字,所谓“断发纹身”,以示“不可用”,目的是让位于季历。最终,季历继位。后来,季历的儿子昌也顺利地接替了君位,他就是姬昌,即周文王。太伯、仲雍所去的“荆蛮”,在今无锡、常州之间,太伯命名此地为“句吴”。当地人仰慕太伯的节义,都追随于他,尊奉他为“吴太伯”。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及司马迁所说的“三让”,是指多次礼让,“三”,并非实指。
吴太伯也成为天下吴氏始祖,吴氏世代铭记他的礼让品德,将礼让作为处世、立族的根本。而桐城六尺巷里的吴氏,来自于延陵吴氏,是吴太伯后裔。
桐城西街的“延陵巷”
吴氏称“王”,始于吴太伯第十九世孙吴王寿梦。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余眛、季札。吴王寿梦想传位给第四个儿子季札,季札一如先祖太伯,坚辞不受,于是长子诸樊成为君位继承人。服丧期满,诸樊让位给季札,季札还是拒绝。吴国人坚持要季札做国君,季札干脆放弃眼前的一切,去荒郊野外耕地为生,吴国人这才作罢。
兄长掌国期间,季札被封于延陵(今常州),因此,史称季札为“延陵季子”。后来,吴国攻占州来(今淮南市凤台县北),又将州来封给季札,因此季札又号“延州来季子”。吴国至夫差时亡国,族人不断外徙,从此播迁天下,但溯其祖源,不论哪一支,多以“延陵”或“至德”为堂号。延陵,来自地望;至德,来自孔子的称赞。宋末,来自安徽休宁长丰的吴恩光,迁居枞阳县钱桥镇麻溪河畔,成为麻溪吴氏一世祖。至明代,麻溪吴氏有人迁入桐城西后街延陵市一带,称“西门”,显然,“延陵市”是西门来了吴氏之后才有的名称。昔日桐城的“延陵市”,就是现在的桐城延陵巷,吴家人开始与相府——张英、张廷玉家相邻。
可见,吴氏落籍于桐城前,祖上已经屡有让国之先例。礼让,早已成为吴氏骨子里的素养。
明朝时,桐城延陵巷出了不少吴氏名人。据麻溪吴氏第26世孙吴祖煜先生称,明清两代,麻溪吴氏共出进士14位,尤其是麻溪吴氏十世祖、明朝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吴一介,后官至河南右布政使。吴一介(1524-1576)归乡后,在家乡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有两件被载入桐城地方志:一是他倡建了六里“砖砌城墙”。此前,桐城有县无“城”,县城防卫及治安很成问题。自从有了城墙,县城面貌大变样了。为此,桐城人为他立祠纪念;二是他在桐城西门建起了家族标志性建筑叠翠楼。
既是近邻,也是近亲
在桐城,流传着吴氏“一门三进士,三房两外孙”的说法。此话怎讲呢?一门三进士,是指吴一介、吴一介的儿子吴应宾、孙子吴道凝,三人均考中进士。三房两外孙,三房,指麻溪吴氏东一股辅三房;两外孙,一是吴应宾外孙方以智,二是吴应耀外孙张英。
这里,再详叙一下“吴应耀外孙张英”。吴一介有个弟弟吴一中,吴应耀是吴一中的儿子;吴应耀的女儿,嫁给了张秉彝,张秉彝是张英的父亲,即吴应耀的女儿是张英的母亲;吴应耀是张英的外公。张秉彝的妹妹、张英的姑姑,又嫁给了吴道谦,吴道谦是吴一介的孙子。可见,张家邻居吴氏,既是张英的外婆家,又是张英的姑父家。
《麻溪吴氏宗谱·居家节要·序》中说,若邻里发生纠纷,“事竣,仍令相好如初。若两造庭献,如辱先人,虽胜亦屈矣”。在吴氏族人看来,若不能礼让相处,以致对簿公堂,虽胜犹辱。
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张英致仕回到桐城。此时,“六尺巷”的故事已经发生,因为张家“千里修书”到京城求援时,张英尚在朝中为官。张英回到家乡时,张吴两家早已言归于好,这有吴祖煜先生提供的《麻溪吴氏族谱·张英序》为证。
该“序”写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是张英归籍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麻溪吴氏纂修族谱,让曾身为宰相、退休在家的“外孙”写序,当然再合适不过了。张英在该“序”中称:“吾邑称德行者,必以麻溪吴氏为最。”想必张英对母亲娘家自古以来“以国相让”的历史是清楚的。张英在“序”中还说:“吾幼奉母训最严,亦熟悉于外家事。”进一步说明他对吴氏家事的了解。
由此可以想象:邻里均为官宦世家、世代缙绅,如果为了一条逼仄的小巷闹起纠纷,岂不贻笑天下?正因如此,宰相张英根本就不需要弄清是非,劝说家人“让他三尺又何妨”。吴家呢?同样如此,族谱家训中就是这么说的。从亲戚角度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从邻里角度言,数年一过,物是人非太平常了,有必要计较这“三尺地”吗?放眼历史长河,“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更没有必要让自己的心眼钻进这条逼仄的小胡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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