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札记管窥道咸年间学风的转型|读书_新浪财经

转自：人民论坛

【摘要】本文梳理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日记中所见的读书与藏书相关内容。其读书札记特色鲜明，体现出道咸年间时代学风的转型：一是以史为鉴，通观兴衰治乱之源；二是讲求致用，增进经世辅佐之才；三是会通儒释，以寻修心化境之道。日记还记录了赵烈文四处访书购书的经历，并录有书目；又记中年后修筑天放楼，用以藏书及金石碑帖，使之成为晚清江南地区的知名藏书楼之一，体现了其遭逢乱世历尽劫灰后，仍心系留存中华文化典籍的高度自觉。

【关键词】赵烈文日记读书藏书

【中图分类号】G259.29 【文献标识码】A

赵烈文（1832—1894），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今常州武进）人。阳湖赵氏系当地望族，其父赵仁基系道光六年（1825）三甲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早年三次参加省试不第，最终经姊丈周腾虎推荐，以秀才身份入曾国藩幕，并成为曾国藩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幕僚之一。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推荐赵烈文出任磁州、易州的知州。赵烈文从21岁起写日记，有《落花春雨巢日记》和《能静居日记》传世，逾两百万字，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1852—1889），经整理合编为《赵烈文日记》（中华书局，2020年版，下标引文页码）。其中记录了大量勘定太平天国、军政夷务操办、曾国藩幕府的议论交游及地方士绅日常生活等细节，是晚清政治社会的重要史料。①赵烈文一生三入曾国藩幕，特别是同治六七年间（1867—1868），几乎每日都有“涤师来谭”，且常是“久谭”“涤师邀入内室谭”，可见关系之密切。赵烈文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曾动情地写到，自己“以孤生受知先太傅夫子二十馀年，虽官不过五品，家无中人之产，而恩礼之隆，爱护之切，言辞之洽，意气之孚，几于一时无两”（1877年11月29日，2369页）。而赵烈文之所以能见重于曾国藩，与其博览群书、见识超群不无关系。日常的读书与购书记录，则是《赵烈文日记》的重要内容，也体现了曾国藩幕府引领的道咸学风转型。本文拟就赵烈文日记中所见的读书与藏书特色，试作简要钩沉与析读。

读史早知今日事

赵烈文读书兴趣驳杂，早年立志读史，曾在28岁时记道“少时读书多不肯竟学，正史中终卷者，两《汉》《三国》《通鉴》而已。馀虽多泛览，而掩卷茫然，深自痛恨。今发愿句读《二十四史》一过，自非有故不得间止，后废业者无颜展此卷矣”（1859年4月16日，297页）。即从当日起始读《史记》，约四个月读毕，期间亦读刘知几《史通》，1859年8月底再读“两《汉》”，中间因太平天国之乱逼近，逃难流徙中断约半年，于1860年10月读毕《汉书》，1861年7月终卷《后汉书》。随后又续读《三国志》《晋书》《通鉴》《续通鉴》等史籍，几乎贯穿其整个幕僚生涯，如在日记可见“读《通鉴》第四过竟，接读毕氏《续鉴》”（1871年9月13日，1898页）。赵烈文的读史札记，并不拘于乾嘉史学考证习气，或更多的是受其誉为“沉雄博大，识超千古”的王夫之（1619—1692）《读通鉴论》影响，以入幕前后逐章阅读前四史的札记最为详细，史论颇多亮点。

一是视德礼秩序为王朝兴衰的重要根源。赵烈文评论《汉书·礼乐志》“世主不好礼乐，则因陋就简而礼乐亡；世主苟好礼乐，则侈欲导谀而礼乐之微永绝，其祸为尤烈焉”，并进一步指出“夫文，实之章也；礼，德之荣也，非可掩袭而有之者也”（1859年10月24日，334页），即认为统治者的文与实、礼与德要相为表里，否则就容易导致社会失序、引发祸乱。而让《赵烈文日记》名扬后世的最重要一条，是因其在与曾国藩对谈中，准确预言了清王朝将在五十年内灭亡：“余云：‘……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曰：‘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1867年7月21日，1479页）赵烈文的预判依据，同样是强调君“德”之消长，并归之于天道观念之下的“善恶”不能抵消，正所谓“人心厌而气运转”。

二是重君臣德才修养对治乱盛衰的影响。赵烈文多停留于传统史论，就事论事，品评人物，以增益闻见，有补时弊。其受司马光《通鉴》影响，认为统治者能否正确用人、刑赏、纳谏等，在很大程度将对王朝兴衰造成影响。如读《汉书》总结汉代选用士人注重各有专长：“古之人才力矫强，用世之士，或以行谊，或以学问，或以亢直，或以柔和，或以口说，或以文法，登进之术，各名一家。杜少陵诗所谓‘贤愚诚等差，自爱各驰骛’，足以尽其理矣。”意在批评清廷用人的虚浮风气，“凡目今人无一不能，实无一能”，鲜有具一技之长的“实用”之士得用（1860年9月6日，426页）。又如与曾国藩论恭王：“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然随事称量轻重、揣度形势之才则有之，至已为何人，所居何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凡人有所成就，皆志气作主。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巢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1867年8月8日，1491页），即认为恭王只有小聪明，缺乏处在周公位置的担当志气和深谋远虑。

三是从历史镜鉴中汲取游幕辅政的智慧。赵烈文早年读史，能在细微处体察世情人心，而后能成为曾国藩最亲近的幕僚之一，也已初见端倪。如论韩信“信既知汉王畏恶其能，复言己之多多益办（善），何也”；又论樊哙与张良“劝沛公去秦宫，还军霸上，存亡之机，系此数语。使沛公舍秦宫，贪秦货贿，鸿门之祸，虽项伯不能解矣。利之所在，怨毒之府，军争之间，以此招祸尤易。明哲之士，何可不戒”（1860年3月9日、11日，367、369页）。等等。这些议论也影响了赵烈文日后为幕的行事风格。赵烈文见知于曾国藩，是因其一到大营，略加察看，就直言周凤山营“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很不高兴，而赵烈文又正好收到母亲生病的家信，就跟曾国藩请辞，曾国藩也不再挽留。不出十天，周营溃败，曾国藩从此对赵烈文刮目相看，并极力相邀（1856年3月21日、29日，214页、216页），而赵烈文再次入幕已是近五年之后。

经世才高政事科

曾国藩幕府是引领乾嘉“考据之学”向道咸“经世之学”转向的中枢之一，晚清学风到此也为之一振。正如同为“曾门四子”的黎庶昌在为薛福成《庸庵文编》所写序言：“湘乡曾文正公始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②而经世之学又涵盖理财、漕运、河工、盐课、荒政、兵制、地理等社会治理方面。③赵烈文无疑也受此风气影响，认为“读书不能通达世情，是圣人之教不足为政天下，复安贵为儒者”？（1860年9月30日，437页）于是泛览经世文献，留心实政之学。入曾国藩幕参赞机要后，赵烈文对经世之学也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记录也愈发具体详尽。自1869年起，赵烈文开始主政地方，着力兴利革弊，在畿辅各州中政绩最为突出。故后人论之“始先生以博雅善持论、工谋画见重于曾公，亦未知其有吏才也。及试吏而大效，虽文正亦自谓失人”。④

一是留心河工兴废，思考漕运改革。河运、漕运、盐官是清代三大政，事关维护王朝经济命脉的大政，历来为主政者高度关注。赵烈文入曾国藩幕参赞，自然也留心于此。如早年抄录道光朝河道兼漕运总督潘锡恩（1785—1866）所著的《畿辅水利四案》，讨论“畿辅垦田”之议，认为南北土地性质不同，利用水利的方式不同，种植的粮食作物也不同，于是认为：“地有所宜，土有所产，古圣王制民之食，非必粳稻也。今大河之间，多种来牟（即大小麦）；山陕之际，多种粱黍，得其道以均之，岂患有饥馑哉？”而“高下之异势，古今之异宜”，指出要认识到应遵循自然环境的变化规律，因时因地制宜，不能单靠人力强治（1858年7月21日，260页）。后又读到理学名臣李光地之孙李清馥（1703—？）所撰《榕村谱录合考》时，留意的仍是相关内容，赞同李光地“然三百年来不得不讲治河之方者，徒以济运也”的论断。而如欲使漕运损耗不再“累民”、上运之日不再“累官”、千里运程成本不再“累国”，则需“仿古沟洫之制”，“择干吏以兴稻田”，既有利于减少北方水患，又可以上供皇室八旗、下给吏俸，以实现“东南漕额渐次可省”，减少“漕道岁耗之劳”和“河防岁修之费”支出。赵烈文极为认同，评曰“此论经国硕谋，明朝及今所云河政，实漕之疏附先后耳，无漕则河患自息”，即强调要注重治河与改漕联动，应一体谋划、通盘考虑，才能真正改革除弊、降本增效（1866年12月2日，1411页）。

二是关注钱粮理财，兼习军政吏事。清中期由于鸦片贸易，导致大量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加剧了王朝的财政危机。于是道光年间王鎏（1786—1843）著《钱币刍言》，提出发行纸钞而禁白银，并以此“为富国经常之法”。但赵烈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顶多是“内外交困之时，不得已而为权宜之计”，虽能救急，但若“贪此无根之利源”，而以此为富国之法，则会造成更大的弊端，“国盛则刑亟于上，主暗则利壅于中”，惠政便民“何异于梦呓”，不足为后世法（1859年10月11日，332页）。赵烈文生在乱世，故而特别留意兵制钱粮。如其读桐城姚鼐侄孙姚莹（1785—1853）所著《寸阴丛录》，抄录“乾隆四十七年天下兵额”所录各省兵额数目，总计“犹八十余万”；以及“天下财赋”中地丁银、耗羡银、杂税银、关税银、盐课、茶课银等收入组成，而清朝该年财政总收入“实入不及五千万”，养兵“五分去其二”。又与明代兵饷进行比较，认为清代养兵的“人均粮饷”要高于前代，因明屯卫制度“诸军自食其力，所给甚寡”（1858年6月17日，250页）。

三是涉猎边疆史地，吸收异域新知。清中叶以后西北史地学术勃兴，进而演进为“四裔”之学，亦是由于世变所激。在梁启超看来，“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复活了清初地理学的经世致用精神。赵烈文曾杂取《会典》《蒙古氏族考》《钦定蒙古源流》《西域三记》《西域水道记》等文献，将书中所记载的外藩建置、氏族、舆地沿革考及相关史事，抄录于日记中。并简要比较辽东三省、西北，以及西南之回部、卫藏等疆域纳入清朝版图的不同形式和过程，得出了一个认识：“斯岂兵革之利，师臣之力所能得之于远人哉。善农者深耕而易耨之，至于秋成而食实焉”（1860年12月29日，503—513页），即指出开疆拓土，需在民生风俗、政治战略、边疆治理制度等多方面深耕，才能有所收获。赵烈文对扩充域外地理知识也充满兴趣，如曾摘录明代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所辑的世界地理文献《职方外纪》，但却评价不高，认为“书中于欧洲各国大半夸辞，而所纪岛魔海族及其他异闻，多拾中国小说唾沈之馀，间有实录，亦难尽信，不如今人纪载为足凭也”（1858年9月20日，266页）。又留意道光年间刑部主事何秋涛（1824—1862）所著考订清王朝北方边境、“专订俄罗斯国建立沿革”的《朔方备乘》八十卷，并购得《朔方备乘图说》（1877年8月25日，2436页）。从赵烈文日记中可以看出，边疆和世界地理已成为有识之士读书治学的共同旨趣之一。

同有雄才夸博雅

自1861年起，每年元旦（正月初一）清晨，赵烈文都会率领家人拜儒圣先师，拜十方如来，拜祖先父母，直至晚年行礼如故。而1887年元旦，又“悬曾文正公小像于雪亭，祀以清茗佳果，陈宋椠本书，拜毕旋撤，嗣后每年为故事”（1878年2月2日，2383页）。儒释道三教合流，是明清思潮的一个重要面相，赵烈文思想亦不出此论。其读明代薛蕙（1489—1541）著《老子集解》论曰：“见老子之道与儒、佛息息相贯。道者言道之始而末兼乎治术，儒者言道之正而尽端乎化本，佛者言道之终亦不废乎世法。三者实一，不得妄有分别，自生目翳”（1861年5月23日，589页），并表示“窃欲取儒佛之义以相证发”，以会通三教，兼收诸子，并蓄时贤。

一曰道归儒释。赵烈文主张儒释同归于道：“盖道之流行本无畛域，即以二氏为非，但可就其非者而非之，不必并其所得之道而斥之也。若指摘其诵读章句，则生乎后世，舍此何自而闻道？……宋儒自释氏出，而力辟释氏，颜李自宋儒出而力诋宋儒，皆门户之见也。故释氏之学先除我见，这边悟了，方向那边行履深哉！”（1877年8月19日，2344—2345页）即认为儒者要学习佛家先破除“我见”，才能践履工夫得道。

二曰性近内典。在曾国藩幕中，赵烈文手不释卷，常读《悲华经》《坛经》等佛典，又与近代著名佛学家杨仁山（1837—1911）过往甚密，还常与曾国藩交流自己读内典的体悟，甚至引发了曾国藩对佛经的兴趣，赵烈文以宗密《圆觉略疏》进呈。又恰逢剿捻失利曾氏兄弟被严旨斥责，赵烈文期以读佛经能“安心养摄数日，勿以境累心”，劝慰曾国藩说：“前进释典，非欲援儒入墨，实以此来见师体貌大减，智皆心境所累，故欲师以之为护心之械，心法一空，诸境尽灭，诸大圣贤处地狱如游园观，则此等横逆，尚足一笑耶。”但曾国藩此时公务繁剧、心绪恶劣，虽翻阅一过，却“不知其径、难于其味”，实无暇潜读（1867年7月9日，1470页）。

三曰兼收诸子。赵烈文在日记中还记录了读、评《墨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扬子法言》等子书。在幕中抄录《墨子》，认为《尚贤》“犹是富强之术”，《兼爱》“的是佛氏语，亦即圣人泛爱语”，但《节用》《节葬》《非乐》“皆砭时君奢溢，用意未尝不善，而辞意过褊，矫枉失正，其究遂离经叛道矣”（1863年9月19日，1027页；1863年12月28—29日，1057—1058页）。赵烈文读子书见解虽未见精深，但与俞大异其趣，不事考据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也可看出清末民初诸子学从“子儒平等”到“通子致用”以应对西学东渐的一点端倪。⑤

夙学曾传书五车

赵烈文1865年于常熟虞山购宅筑园，名之“静圃”，建“天放楼”，1875年又修“黛语楼”，楼下即“能静居”，于其间“设书案文具，生平所得经书名画、金石图籍，择最精者藏诸，俯仰是间，足以望老”（1875年1月14日，2252页），终于实现了池畔读书、颐养天年的士人理想。翻阅其日记所述的购书、藏书、读书的一生，历经江南遍地劫灰，让人感叹殊为不易，更彰显了读书人虽遭逢乱世、仍心系留存中华文明典籍的高度自觉。

一是孜孜以搜求。黄宗羲曾在《天一阁藏书记》中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书“非好之与有力者不能”，既得是爱书之人，又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⑥赵烈文的私人藏书史，也印证此说。赵烈文自21岁起记日记，第一次得书记录，即当年从友人处“得明板《通典》”（1852年3月29日，8页），直至56岁仍在购买拓片：“唐（慎斋）有残宋拓《皇甫诞碑》至精好，渠原值三十五饼，所望甚奢，余坚而得之，强而后可”（1887年10月21日，2928页）。前后跨度长达35年，期间广为搜求，除喜欢逛书肆淘书之外，师友之间互赠书籍也十分常见。藏书需终身积累，可谓甘苦交织，既有购书之乐，又有遭兵祸之忧。而遗憾的是，天放楼藏书“子孙不能守”，不出数十年散佚殆尽。二是存目以窥学。目录学是入学门径，编目自然也是藏书之要务，“非明于典籍者不能为之”⑦。赵烈文晚年曾自编《天放楼书目》，今未见，但可从日记中窥探一二。三是读书以自立。赵烈文非专门的藏书家，其藏书目的是为了读书。而赵烈文博览群书的目的，又非以干禄为鹄的，自言“做官未必能了负累……徒稽首屈膝于流俗，亦何为邪”？（1867年10月12日，1530页）也非为学术之钓誉，故考据止于经邦之礼、治世之法。纵观赵烈文的读书旨归，先要“涵养大胸襟”，次以“推求真本原”，终至“不为境所夺”。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研究员）

【注释】

①樊昕：《赵烈文日记的文史价值》，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附录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②[清]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年，第271页。

③冯天瑜：《晚清经世实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3页。

④《清故奉大夫易州直隶知州赵府君能静先生墓志铭》，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016页。

⑤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1页。

⑥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年，第900页。

⑦王余光主编：《藏书四记》，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

责编/周小梨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