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何妙祺执导，吴君如、张天赋领衔主演的爱情喜剧电影《我谈的那场恋爱》已于11月15日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身价数亿的高知女医生余笑琴（吴君如 饰）在丈夫去世后陷入沉寂，一时兴起玩起了社交软件，没想到体贴温柔的“大叔”马甲背后，竟是由一整个专业团队为她精心定制的“恋爱”圈套……
《我谈的那场恋爱》海报影片脱胎自真实的网络诈骗新闻。故事中的主角们在虚假与真实的边缘徘徊，假戏真做地投入与抽离中，有都市无处安放的寂寞芳心，也有女性爱人先爱己的领悟与洒脱。
这是导演何妙祺的首部电影作品，在此之前，她已经做了多年电影编剧，曾参与《人间喜剧》《八星抱喜》《美人鱼》等影片的创作。抱持女性独到而敏锐的洞察力，电影深入探讨了当代人的情感需求和人性的复杂。为了写好这个故事，何妙祺走访了多位曾深陷甜蜜陷阱的女性，自己也下载了交友软件亲身投入“骗局”。
从现实的基底出发，男女主人公各有各的孤独与困境，爱情喜剧的包装之下，没有夸张的搞怪，幽默和荒诞的发展让人会心微笑。电影里52岁的吴君如和28岁的张天赋自如地谈情说爱，从高冷决绝到宛若少女般娇羞。
《我谈的那场恋爱》剧照何妙祺是个喜欢躲在故事后面的人，脑海里上演过许多默默付出等待却不相见的故事，自称对这类故事“情有独钟”。但要谈个网络恋爱，倒是苦了吴君如只得天天抱着手机演独角戏，没有对手的对照反馈，一切分寸拿捏全凭想象发挥。
向来喜欢写爱情故事的何妙祺坦言，这个类型在近些年来在市场上并不受宠，以至于她三年没卖出本子，没有办法开工。无奈之下，她接受监制陈庆嘉的建议奔着800万奖金参与香港的首部长片电影，结果竟然一鸣惊人。本片是今年香港中秋档票房冠军，上映期间连续十日稳坐单日票房榜首。
何妙祺坦承自己其实是对爱情和人性都感到悲观，但她也希望能在电影里吹出短暂的“粉红泡泡”，“如果现实里没有这么好的事，走进电影院里的时候，做梦也好。”
电影上映前，何妙祺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畅谈了电影创作中的趣事和对当代社会亲密关系的理解。
何妙祺导演
【对话】
被骗的女人，为什么还能那么开心？
澎湃新闻：电影开头就有提到香港的情感诈骗案猖獗，你自己是在什么契机下关注到这类社会新闻的？亲身去接触这个人群的调研过程是怎样的？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地方吗？
何妙祺：很难不注意到这些新闻。因为香港每周不时就会有情感诈骗新闻，而且这些新闻里的香港女人好像都蛮有钱的，2022年头10个月香港女性就被骗了2亿多港币。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当我告诉我身边的朋友，包括这个电影的主创说我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时，每个人的反应都会告诉我说，他们身边就有这样一个被骗的朋友。我自己也扮成中年妇女在APP上跟骗子聊天，不过就遇不到我们电影里那么用心骗你的。我遇到的几个骗子都很着急，没聊几句就开始想骗你钱了。
当然有些套路也是很容易识破的，比如他说自己投资很厉害，问你要不要跟他学；又比如他会偶尔失联，然后再告诉你他在陪妈妈旅游，有些女性会觉得陪妈妈旅游的男孩子孝顺会加分吧。我用朋友推荐的交友APP，后来和朋友还发现我们同时在和同一个异性聊天，然后发现他对我们说的话术是一样的。
《我谈的那场恋爱》剧照那个诈骗集团是我们刚好看到警方捣破诈骗集团展示的证据，像剧本、假名片、假学历证明、假医疗报告等，我就推测诈骗集团的运作模式，再加上自己的想象进行创作。后来还有人开玩笑问你们是不是去诈骗集团里潜伏了。
很意外的一点是我接触了一些女性，她们有的时过境迁，有的完全否认被骗，但她们都说回想这个过程还是会觉得很开心。我想知道这些受害者为什么在被骗的过程中会有那种开心。
澎湃新闻：关于电影底层的逻辑，它真的是两个人的相爱，还是两个灵魂因为寂寞而相互取暖，还是这就是一场诈骗？你作为创作者怎么界定？
何妙祺：我觉得爱情是很主观感性的东西，就像电影里那句台词，你相信它是真的，那它就是真的。在这个骗局中的人，经历的那些心动、开心、忐忑等感受都是真实的，所以就算结果是骗局，她也算是谈了一场恋爱。
爱情不一定是那种常规的起承转合：跟一个人相遇，确定关系，开始相处，然后分手或者更长久地维持了这段关系，才算是谈了一场恋爱。我觉得爱情可能只是一个moment，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心动心跳的感觉。
《我谈的那场恋爱》剧照澎湃新闻：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电影中展现的香港社会背景下的爱情和人际关系有什么独特之处？
何妙祺：不只是香港，其实是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都更注意保护自己。虽然大家生活在密集的空间里，但心的距离很远，很寂寞。这种寂寞影响着人际关系，人们就会通过网络去了解他人，但看到的只是对方想展示的一面，那种戒备之下又会越发孤独。就像电影中的角色，即使身边有朋友，可能也并不真正了解彼此，在爱情中也会受到这种状态的影响，渴望通过网络寻找慰藉，却又面临很多未知的风险。
网络时代爱情开始容易深入难，人们可以很快选择开始一段关系，但在现实交往中却面临更多问题。所以就像电影里男女主的关系发展中，他们在网络上互相交流，产生感情，但在走向现实见面交往的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担心对方是否真实，见面后是否还能像网络上那样相处，就变得更加战战兢兢。
《我谈的那场恋爱》剧照澎湃新闻：但像余笑琴已经是这么成功的一个女性，数亿身家，头脑清醒，真的因为单身孤独到像电影中那么无助吗？
何妙祺：当然我有一个比较“狡猾”的设定，是她前面的一段婚姻，她的先生莫名从生离变成死别，这种创伤让她的心总是好像空了一块。而对方恰好一开始的人设就让她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受。
另外就是这个角色，真的跟我们看见的那些被骗的女生很像，很多人是因为自己本身在生活处境里非常不开心，所以在另外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去寻找一种慰藉。她们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见面，甚至直言对方到底是真是假都没关系，因为她要的就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些浪漫情感。真的就是简简单单的“早安”“晚安”就可以打动她们，令她们快乐。甚至还有一个女性和一个“德国人”网恋，她一边明知道对方是骗子，但她说只要对方愿意一直维持这种关系，就愿意给对方钱。别人骗不了她，她可以自己“骗”自己。
吴君如是一直被低估的演员
澎湃新闻：这次吴君如在电影里的表演很出彩，但又非常不同于她以往“大笑姑婆”的形象，是针对吴君如老师的量身定制吗？你怎么发现她可以演出这种细腻走心的风格？
何妙祺：不是故意量身定制，但确实是我写剧本时，吴君如老师的形象自然就走进我的脑海里了。这次她真的很好，大家都会觉得她是吴君如，可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吴君如。她是在演喜剧，可是又没有用以前演喜剧的方法去演。
《我谈的那场恋爱》剧照她看剧本也知道这个是喜剧，但又不是她以前一贯演的那种喜剧，就有专门来跟我讨论用什么方法演出。我告诉她想尝试一种跟以前我们传统香港喜剧有一点不一样的，可能笑点没有那么密集，也不需要很夸张的肢体语言来搞笑。我说希望她把生活感做得更细腻、收敛一点，所以你会看到她每一个很细的表演里面是有趣的，我觉得这个是蛮困难的。刚开始大家会摸索表演的程度，她先按自己理解演，然后我们再调整，找到合适的状态。
吴君如一直是一个被低估的可以做正剧的演员，她有一部电影叫《朱丽叶与梁山伯》，那个是真的很悲情的戏，我一直印象很深。她演喜剧当然好，但也因为经常演喜剧就被定型了，可能导演们考虑正剧的女演员的时候，不会考虑她。但因为我自己写喜剧，总会觉得喜剧其实是更难的，能演喜剧的演员通常演正剧都能拿捏得很好。而且她本人的性格也是这样大剌剌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在我脑中就真正成了我在创作的余笑琴这个角色。时代独立女性，有一点挑剔，有一点脾气，艺术品位很好。
《我谈的那场恋爱》剧照澎湃新闻：现场有怎样的火花？电影是有比较多即兴的成分吗？
何妙祺：她经常也半开玩笑说，这次最大的对手是手机，都是跟手机对戏。演员有个真人对手是更容易激发情感的，但是我这个题材是真的都是拿着手机演出，很考验想象力，我觉得她拿捏得很好，真的展现出跟一个网络情人谈恋爱的反应，没有很夸张，都是很细腻很走心的。
我特别喜欢她在居酒屋回忆的场景那一段，我写的是她喝完一口放下酒杯，再拿起来喝，而她表演的是不放下酒杯，一直追着回忆在喝，这种表演比我想象中更好。现场有一些即兴创作，比如她在很开心心花怒放时会把恋爱中那种忘我的状态自己放大一点，让表演更有对比。
澎湃新闻：电影里的两个人其实都很孤独，有悲情的底色，但故事上又有往喜剧上靠的意图，其中的悲喜平衡如何把握？
何妙祺：这次创作剧本比较自然。我们想让喜剧的幽默点是那种让人会心微笑的，营造轻松氛围。我们经常说喜剧，悲剧就是悲剧到极致，悲剧到一个荒谬的程度，就是一个好的喜剧，所以男女主人公设定为两个孤独的人，因为网络产生一段微妙关系，这种从孤独到因网络结缘的变化在外人看来可能很荒谬，但这种荒谬感其实就带来一种轻松感。
《我谈的那场恋爱》剧照澎湃新闻：在情感的交流和表达状态上，吴君如这样一个成熟女性的网恋状态却特别 “纯爱”，是怎么考虑的？
何妙祺：可能我脑海中一直有很多“最后才看一眼”的那种不相见的故事，我本身对这种故事比较情有独钟，也可能因为我作为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里没有很想跟人家交流。而且我觉得人在恋爱时就是会有 “回春” 的感觉，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开心。
澎湃新闻：用现在的话说，吴君如在电影里是个“恋爱脑”，你怎么看待 “恋爱脑” 这个词？
何妙祺：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这个词现在变得有点贬义，我觉得恋爱是很开心的事情。如果还没遇到让自己 “恋爱脑” 的对象，可能会觉得不应该恋爱，但遇到了就不会这么想了，这是缘分的问题。
澎湃新闻：近期的几部爱情电影中，女性对于情感的自主性都变得更高，你对这种变化有怎样的观察？
何妙祺：可能是现在女性的身份在社会的资源已经更加平等，学历越来越好，工作机会也多了，那这些都令两性关系更加平等，也让女性觉得自己可以有比以前更多的话语权。但是我自己其实并非从女性主义出发，我更加相信个人主义，我怎么开心怎么来，在爱情这个范畴里，就是自己定义自己的爱情，可以从很主观的角度看这场恋爱。
《我谈的那场恋爱》剧照躲在故事后面的编剧，被迫“转行”做导演
澎湃新闻：什么时候有做导演的想法？从编剧到导演，对你来说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何妙祺：我自己蛮享受当编剧的，本身也不是念电影，从来没有拍过片，真的也没有想过要当导演，我觉得当导演太难了。我做导演纯粹是因为三年没有开工。然后监制有一天告诉我说香港有个首部剧情片的比赛，是政府资助给从来没有拍过片的新导演的比赛，赢了就有800万奖金。监制说，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又是符合资格能申请参加比赛的人，不如就试一试，就写了一个剧本去参加比赛。这个起因真的特别单纯，就是很实际的原因，想开工，想有一个项目能落实。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蛮内向的人，我喜欢做编剧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沟通的对象没有很多，只有导演跟监制，然后你就可以躲在家里写剧本就好了。但是现在做导演就要直面整个团队。但现场拍摄没那么困难，因为整个团队都太好了，但我最近常常开玩笑说，对我来说最难的事情，是宣传的时候要不停拍照。
澎湃新闻：从履历看，你早期的创作履历里，就有《内衣少女》这样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电影，但当时女性的处境和表达应该和现在有挺大不同吧？
《内衣少女》海报何妙祺：《内衣少女》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契机，在《内衣少女》之前，我没有参与过剧本的创作。
当时这个剧组要招聘一个creative writer，就是帮忙整理资料，写一些东西。碰巧我大学念服装，其中一个课程是关于内衣的设计，我就去应征了这个兼职，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电影的创作是怎么回事。
当时香港还蛮流行的一件事是，把上映的青春电影，变成小说出版，配合电影的宣传来卖。当时的监制陈庆嘉就问我，你有没有兴趣把这个剧本改成小说。我当时已经对写故事产生兴趣，本来已经找到设计师的工作，但我还是决定先完成这个小说。结果我放了自己一个月假。写完小说后，找不到工作就失业了。设计师的工作没干成，陈庆嘉来问我有没有兴趣当编剧，我就进了这个行业，写了第一部电影《人间喜剧》。
我觉得我的人生还蛮被动的，设计师工作做不成了，去做了编剧。当编剧没工开了，又成了导演。每一次转型，都是因为前一份工作失业了。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面临三年没工开的情况？
何妙祺：就前几年写的剧本一直卖不出去，我跟监制都是喜欢写这种爱情喜剧题材的，但这个类型过去几年都是不太好找投资，就没有人买我们的剧本。
澎湃新闻：香港女导演挺少的，尤其类型片。这个故事触及到现实的东西挺多的，但最后你的故事还是走向了一个更“童话”的结局，这是不是和你一直在这个商业类型片训练的体系中成长有关？
何妙祺：可能也和那么多年一直是在做商业片编剧的训练有关，是很自然就这样写出来。实际上我也不懂不知道怎么去做很写实的东西，我总希望把自己对人生和很多事情的看法，隐藏在创作背后，在故事里偷偷把自己一些价值观放进去，这样对我来说比较有安全感。
我和监制一起写剧本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对爱情，甚至会对人性比较悲观的，但是我们消化悲观的方法就是把它幽默，用善良的幽默转化它变成喜剧。比如我们觉得爱情里面可能有很多虚假的东西，那我们就用一个虚假的骗局来问真正的爱情是什么。直接把悲观写进剧情，去揭露人性丑陋什么的，那不是我擅长的事情。当然理智会知道可能现实很丑陋，但是如果我作为导演，我还是想把一些人性的善良放在电影里面。如果现实里没有这么好的事，走进电影院里的时候，做梦也好，幻想也好，在那一刻，可以短暂地感受到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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