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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学术著作集》 许倬云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刚过完自己94岁寿辰的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拥有长达七十年的学术生涯,大量学术著作也塑造了读者心目中的他。他的著作关注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及中西文化比较,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
近日,许倬云先生亲自审定选取,在自己的学术经典作品中挑选了6本,出版为《许倬云学术著作集》。这套书目,蕴含了许倬云先生的良苦用心。他在总序中说道:“我并非只做学术研究,而是希望为己为人陈述一个‘中国方式的安身立命’;更盼望中国传统的‘个体’与‘群体’的紧密关系,亦即‘天人’的合一与‘群己’的合一,能够与世界应当走入的途径,彼此一致,互相启发。”
许倬云先生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中国早期凝聚过程中的细微变化与重大转折,引导我们在这段复杂而精彩的历史进程中,寻找那些塑造今日中国之根本的线索与启示。
1940年,陕西扶风有农民发现一个深洞,洞内藏有各种铜器百余件,这并非普通的土穴,而是有建筑性的悬坑,各种器物排列整齐,金光灿灿,俨然如新。据考古工作者推测这批器物是西周末期镐京贵族遭遇变乱时留下的窑藏。1961年,陕西长安的张家坡,出土了青铜器53件。这些青铜器时代不一,早到周成王晚到西周中叶以后各种各样。而器物也并非作于一家,坑中摆放不像是殉葬,更像是窑藏。根据推测,这种窑藏一般是贵族避难所藏,等待一切恢复正常后,原主人会重新启封。
这些窑藏显然没有等来主人的重启,纵观西周时期的大乱,唯有西周末期的周幽王骊山之难,才会导致这些贵族仓皇而逃,且再也没能回到埋藏故地。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是西周在史学上的灭亡,以及东周春秋时代的开始。然而,只是幽王被杀,一旦诸侯来救,犬戎撤退,镐京旧土似乎并没有到非抛弃不成的地步。但周王却东迁了,许倬云先生通过史料看到了背后更多的原因。
周幽王继位后,关中发生大地震,《小雅·十月之交》就有生动地描写。日蚀、地震、百川沸腾、山冢摧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流,也因为山崩而干枯,由此造成了旱灾。从实际上看,西周镐京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土层深厚,若没有水源,灌溉系统无法起作用,农作物就得依靠地下水。但三川塞竭、岐山崩塌,地层变动使得地下水的分布情况大变。足量的地下水难以获取,就得依靠降雨,但对于灾后的镐京,雨量不足就是旱灾,雨量充沛又会造成新的灾害。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西周时期,人们非常信任天人感应,这么大的天灾,人们都认为这是上天对人们的惩罚。相比经济损失,人们心理上受到的打击更为沉重,物质没了可以再造,但是被上天抛弃了,人们在心中就失去了希望。
西周末期“逃难”的想法非常普遍,《小雅·十月之交》中就有这样一首诗:“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有能力的人需早做打算,郑桓公就是这样的人。《国语·郑语》有这样的记载: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敏感的郑桓公,在与太史伯商量之后,决定和东虢国、郐国交换领地,将自己的封国换到东边。
随着幽王被杀,镐京陷落,天灾、人祸、人心不安,尤其是国灭,让周人心有余悸,古老的天人感应似乎给这块地降下了诅咒,这让周平王不得不东迁。其实,在这之后,虽然平王将岐山以西赐给了秦国,但岐山以东还是周人旧有的京畿之地。周王凭借东都积蓄,再加上忠于周王的郑、虢两诸侯的辅助,重新拿回关内大部分地区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东周二十五王,没有一个能发展起来,内乱不断,就别说联合诸侯出兵收故土了。
平王东迁后,还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就是领土锐减,以前关中地区都可以视为周王的领土,这块领土可攻可守,秦国就是凭借着这个基底拿下了东方六国。而今周王只能紧缩在洛阳一地,且越是分封越是嘉奖领土越少,资源越少内乱越多,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对于分封的诸侯来说,中原地区一下就显得拥挤了。早期分封是以点状分散,诸侯多是以都城为中心,慢慢扩张慢慢成长,彼此之间相隔很远。随着点更加密集,大诸侯的自我发展,彼此就触及面与面地接触了,这时候彼此的限制更多摩擦也更多了。许倬云先生在探究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兼顾历史地理以及人口带来的客观影响。春秋时期大分封下的小分封,从强化阶级到阶级的流动,人口的增加、人口的流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从春秋开始的民族大融合,其肇始就来自平王的东迁。
许倬云先生将著作集分为两大主题板块:第一板块由《西周史》《形塑中国》及《汉代农业》三部著作构成,它们连缀起一幅古代中国从西周封建初立,历经春秋战国纷争,终至秦汉一统天下的壮阔历史画卷。书中详述了先秦各民族从离散到聚合,再于融合中铸就华夏基业的历程,展现了中华文明从多元共生走向大一统的非凡历程。
第二板块则涵盖了《水击三千》《熔铸华夏》与《我者与他者》三部力作,这三本书深刻剖析了古代中国在制度框架下如何逐步凝聚成为坚不可摧的“生活共同体”,并进一步升华至“文化共同体”的高度认同。这一过程跨越千年,经历了帝制的稳固、文官体系的完善以及文化的深度融合,最终形成了独特而强大的中华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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