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金熠熠：长江与黄河的青铜时代交响|青铜_新浪财经

来源：光明日报

山西吕梁二郎坡遗址出土的商代鸮尊

四川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商代顶尊跪坐人像

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出土的西周噩侯方罍

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春秋时期蔡侯升鼎

【守望家园】

近日，“互动与交流视野下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二十一次年会）在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四川广汉举行，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学者会聚一堂，交流探讨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青铜文明最新研究成果。

从出土四羊方尊的湖南宁乡，到闪耀世界的三星堆遗址，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风貌独特、工艺精湛，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高度发展，还在工艺、造型、纹样等方面，反映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长江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交相辉映、相互影响，共同建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绚丽辉煌的文化主体。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呈现多元融合的文化景观，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文化特征的重要诠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说。

中原青铜的长江音符

夏商周时期，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交流互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青铜冶铸展开的。一方面，长江流域拥有中国最为富集的铜矿资源，长期为黄河流域的中原青铜冶铸活动提供铜、锡等原料；另一方面，商王朝势力南下至长江中游地区，在将南方铜矿资源北运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这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从而开启了长江流域的青铜时代。”陈星灿说。

结合近年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可知，长江流域的多处金属矿区，如湖北铜绿山、江西瑞昌、安徽铜陵等，是商周王朝的铜、锡等金属原料的重要来源地。例如，由于地处长江中下游多金属成矿带，安徽沿江地区的铁、铜、金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多处铜矿冶遗址。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爱冰介绍，截至2023年12月，安徽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共调查记录安徽沿江地区铜矿冶遗址161处，其中先秦时期55处。他表示，初步研究表明，至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安徽沿江地区已经确立铜基冶金工艺，冶铜术或直接为中原王朝控制。“商王朝时期，中原王朝在颍淮交汇地带建立了大型青铜冶铸中心，在沿江铜矿带进行一定规模的采冶活动，并在江淮中部巢湖、派河流域建立据点，以维持铜料运输路线，冶铜术或继续为中原王朝垄断。”张爱冰说。

中原王朝如何将矿料从长江中下游运输过来呢？考古学上有“金道锡行”一词，指的就是夏商周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向中原地区远距离运输铜（金）和锡的通道。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叶润清介绍，安徽沿江地区铜矿开采与冶铸遗存均有大量发现，凸显了夏商周时期安徽江淮地区作为“金道锡行”的重要资源、交通与文化走廊的地位。

除了安徽江淮地区，位于湖北京山的苏家垄，也曾是“金道锡行”通道上的重要节点。苏家垄遗址是一处包括墓地、建筑遗址、冶炼作坊遗址在内的周代曾国大型城邑遗址，在这里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方勤介绍，苏家垄遗址的考古发现，实证了周王朝早期通过曾国，管理、控制“金道锡行”的主线路——随枣走廊，进而控制淮夷，并掌控“金道锡行”铜、锡资源的史实。

长江青铜的中原旋律

在南方为中原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矿产资源的同时，中原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也深深影响了长江中下游的青铜文明。

湖南长沙宁乡市的炭河里遗址，是湖南唯一的商周古城遗址，也是宁乡青铜器群的中心腹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高成林介绍，炭河里文化的性质可能属于与西周王朝关系密切的边远地区方国或部族，与巴、蜀等类似。西周王朝建立后，实行分封，不仅确立了炭河里文化在湘江流域（湖南）的统治地位，而且可能还赏赐了一批铸铜的手工业工匠，将青铜冶铸技术传入湖南，湖南从此才开始拥有自己的青铜冶铸业。

“长江流域先民在充分汲取中原青铜冶铸技术和礼器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自然环境与本地文化传统，逐渐形成了以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为代表的相互借鉴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体系。”陈星灿说。

东南地区在与中原的交往互动中，彼此不断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生动见证。东南地区在接受、认同西周青铜礼乐文化的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如土墩墓、特色陶瓷器、独木棺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介绍，从考古发现的遗存看，商周之际至两周之际，在东南地区存在一支极具自身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其基本物质文化特征包括土墩墓、原始瓷、印纹硬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青铜器。徐良高表示，这一文化的青铜器，尤其是礼器、车马器和铭文，是受中原青铜器体系影响而形成的比较统一的南方系青铜器器物品种、形制和纹饰风格。“结合中原地区高等级墓葬中常常见到来自东南地区原始瓷和印文硬陶器的现象，我们可以说东南土墩墓文化已初步融入周王朝‘青铜礼器文化圈’之中，对青铜礼器所象征的礼乐文化及其背后的政治制度和祖先崇拜信仰等文化大传统，已有明确的认同和接受，初步融入了华夏文化圈之中。”徐良高说。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一具造型奇特的青铜顶尊人头像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它是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戴面具的人头高鼻大眼、神情肃穆，头顶着与中原地区造型类似的青铜尊。这一类似“顶礼膜拜”的造型，显然与祭祀场景有关。人头顶尊，说明青铜尊在三星堆的地位十分重要，可能类似中原祭祀所用的青铜礼器，展现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的密切关系。

展馆中的展牌上，在左右两侧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与中原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对照，让人觉得十分“神似”，如三星堆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牌饰、青铜铃在造型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三星堆的青铜罍、尊也与中原地区样式相近。此外，三星堆不少青铜器的纹饰和装饰性图案，与中原及长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青铜器相似。有考古学者还进一步指出，三星堆祭祀坑当中出土的青铜容器，从制作工艺上看，都采用了与中原青铜容器相同的铸造法，即“泥模块铸法”，而并非西方流行的“失蜡法”。这些都体现出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流互动。

长江与黄河两条大河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蜿蜒流淌，滋养着沿岸生民，孕育出各具特色、满天星斗一般的文明。从远古时代开始，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交往交流就绵绵不绝，在文化、经济和技术等多个方面互相影响，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伟大历程，也共同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本报记者李韵王笑妃）

本文图片均为李韵摄/光明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