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先贤褚辅成的教育家精神|上海市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仲昭旭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源于千百年来师者的优良传统，对于建设教育强国、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褚辅成是近代教育家精神的传承者，以身践行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师道文化。

　　1926年，上海法政大学100余名学生，因不满学校当局办学态度，要求另开新校并纷纷退学。后上海法政大学由褚辅成担任董事长，董康为校长，潘力山为副校长，改建为上海法科大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学生群情激愤，内部矛盾激化，一些激进分子刺杀了潘力山，后董康也请辞，在这危急时刻，褚辅成临危受命，担任了上海法科大学的校长，开始了20余年的办学生涯。

　　上海法科大学复课后，校长之位无人敢领，亦无人应聘。有校董提议让褚辅成专任校长。于是，褚辅成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校长的重任。就任校长后，褚辅成立刻重新拟定上海法科大学的办学章程，主张以社会需要为导向。他就任后的另一个重大决定是搬迁校址，搬离当时处处受巡捕房和当局制约的租界区，最终决定将校址搬迁至西江湾路574号。新校址确定后，褚辅成又面临资金难题。虽然学校有相关的资金筹措组织，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于是，褚辅成呼吁各校董各显神通，在各方努力以及钮长铸等上海法科大学毕业生的帮助下，上海法科大学筹措资金近10万元，得以重修校舍、招聘名师，同时也改名为私立上海法学院。

　　上海法学院在褚辅成的努力下，终于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路径，学生数量增长至1000名，有常任教授10余名，楼桐荪、常云楣等政府官员亦被邀请担任客座教授或学科顾问，学校风气焕然一新，社会影响力逐渐加强。九一八事变后，此时褚辅成担任上海市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领导工作，面对上海法学院高昂的救国运动热情，他告诫学生，“目前最切要的工作，唯有实行总理遗嘱的两句话：‘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后者应由政府负责进行，前者则是学生擅长的事，应该利用课余或者假期，深入民间去努力”。然而，未等学生展开有效的宣讲，1932年1月29日，上海法学院被占领，教室、礼堂、宿舍、图书馆等被烧毁殆尽，褚辅成的一番心血毁于一旦。

　　校址被焚毁后，褚辅成想尽办法租借校舍，几经辗转，学生的数量虽减至一半，但凝聚力却得到进一步加强，师生精诚团结渡过了难关，教学质量未有一点滑坡，许多学生也在高标准的要求下完成了毕业考试。然而，淞沪会战的爆发，导致上海法学院又成为战场，时局的动荡，让褚辅成最终决定将学校搬迁至浙江兰溪。1942年1月，师生分批迁至浙江兰溪，筹备3月底搬迁完成。同年4月，浙赣会战爆发，兰溪被战火波及，正在搬迁中的师生只得在敌机轰炸中渡过钱塘江，继续向西经常山、开化，最终到达安徽。随后，师生分为两批分别前往遂安和屯溪，其间由褚凤仪带队去往遂安的师生遭遇抢劫，损失惨重。到达屯溪后，面对恶劣的生活条件，全校师生却展现出比以往更为团结的意志，都希望早日学有所成，为国效命。在皖南的三年中，上海法学院带动了皖南地区的教育事业，极大地提高了皖南地区高等教育水平。

　　上海法学院万县分院，是在万县地方绅士蒋肇成的要求下筹建的。为了培养更多的救国志士，时任国民参政会万县办事处主任的褚辅成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交了这项议案，从而建立了万县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院，为川渝地区的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42年底，上海法学院万县分院正式成立，设有法律、经济、政治三系以及司法、报业、财经、行政、会计等五科，招收的基本是流亡四川的学生以及本地的贫苦学生。另一方面，随着万县分院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褚辅成也看到了地方绅士在私人办学中的重要作用，遂改组校董会，将地方绅士以及行政长官纳入其中，提高了办学实力。1946年，褚辅成由重庆返回上海，重掌校政，并创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

　　上海法学院成立之初，褚辅成根据现实情况，主张培养政治和金融方面人才，设立了大学、专科、预科三个部类，创建了系统的教育体系，这种治学思想在校歌中亦有体现：“国家纷乱何以治之，时局阽危何以济之，嗟我多士尚修尔身。”

　　褚辅成十分注重人才队伍建设，花重金聘请当时有名望的教师，同时注重对学生基础理论的教育，开设课程如“商业算术”“德文”“亲属法”“欧洲外交史”等，让学生掌握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再辅以“社会政策”“时事问题”等课程，教导学生根据国情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加入几种特殊问题的讲授，譬如在政治方面，加讲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之类的材料，在经济方面，加讲中国经济的现状，世界经济机构之类的科目，以补足其他科目之不足。同时在各种科目中，随时加入有关中国之材料，以旁证理论”。在教学过程中，褚辅成要求全校教师将西方理论同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切勿照搬西方理论而忽略实际。褚辅成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拓展学生社会实践渠道，包括在法律系开设诉讼实习、政治系开展模拟议会等。基于这样科学的办学方式，上海法学院的学生大多学有所成，“对外发展颇著成效，其往外国留学，办理教育，从事党务，以及受任外交官、司法官、县长、普通文官、律师、经理等职者，约占全数五分之三以上，其声誉如何，亦可以概见矣”。

　　1926年后，美国对中国的金融制裁愈发严重，国内金融环境急速恶化，工商业、教育业、金融业受到严重打击。面对这样的情况，褚辅成主张在上海法学院增设银行专修科，并设置合作银行和实习法庭供学生实习。褚辅成本人也开始展开相关学术研究，在《货币革命》中提出了救济农村、发展工商和安邦定国之策。除在学院内作了多次讲演外，褚辅成还将讲稿印成单行本分赠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国内专家，引起社会广泛谈论，上海厂商数百家联名要求国民政府推行褚辅成的主张。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紧急布告，决定实行新货币（法币）政策，其中关于法币的发行与兑换、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的设立与规定辅币为镍币等内容，与褚辅成《货币革命》内容相同。

　　像褚辅成这样既是校董事长又是校长，并且还直接参与学校治学的情况，在当时私立大学中少之又少。褚辅成临危受命担任校长，使其深入了解私立大学的办学规则，从而对校董事会制度进行了反思。由于当时政府并不对私立大学进行教育补贴，许多私立大学都会受到资金不足的困扰，甚至最终倒闭。褚辅成创新地将地方绅士和政府官员纳入校董会的做法，拓宽了资金来源渠道，使得上海法学院虽作为私立大学，同样得到了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地方绅士的团结也让上海法学院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万县分院的设立使上海法学院获得了充足的办学资金，仅开办之初，万县各界人士的筹款就高达12.5万元，这些资金在抗战时期的意义重大，直接挽救了将倾的上海法学院；同时，褚辅成的办学思路也深刻影响了当地的教育事业，为万县带来了高等教育的火种，充实了川渝地区的教师队伍，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