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历史的回响

转自：贵州日报

　　期刊《芳草》封面。

　　陈羽茜 文/图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血泪交织，中华民族曾经历革命洗礼、民族独立、文化复归等一系列跌宕曲折的时刻。对于这段历史，无数史学家、文学家都曾不舍昼夜地予以探寻。贵州著名作家冉正万发表于《芳草》上的中篇新作《黔灵山》正是以此为时代背景，对历史褶皱深处的抗战事迹进行的一次个性化书写。

　　小说从浙大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在贵阳去世一事开篇，引出竺可桢校长前往贵阳安排后事、师生追忆悼念、众人为梅光迪挑选墓地、在黔灵山埋骨安葬等一系列事件。作者深谙时间和空间是进入历史的最佳切入口，在小说架构上做了相应探索。时间上，小说以安排梅光迪先生后事为主线，穿插了抗战叙事，看似漫不经心宕开一笔，实则通过精心编排铺开浩荡历史，亦为梅光迪先生离世增添了一抹浓郁的沉痛气息。空间上，“七七事变”爆发后，《四库全书》的藏匿点多次易址，浙江大学历经波折终从杭州辗转至遵义，作家的笔触也随之记录下各地人文和抗战时期的民生风貌，刻度精确又气象恢宏。

　　《黔灵山》延续了冉正万以往的写作特点，将目光聚焦自己热爱的故土。关刀岩、黔灵山、仗钵峰、马鞍山、六冲关……他熟稔这座城市的每一处景观、每一道纹理，并将之放置在历史大框架下加以渲染，使我们得以窥见贵州历经沧桑后依旧摇曳多姿的独特魅力。在“埋骨黔灵山”一章中，李今英感人至深的祭文《哭迪生》和竺可桢、王驾吾、黄尊生及浙大学生的送别仪式，让这段历史成为贵州的精神记忆和文化标识，赋予城市更丰厚的人文意蕴与历史气息。而黔地这处位于中国西南角的小城，也在作者的苦心耕耘下，如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阿来的嘉绒藏区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一般，成为冉正万文学版图的“精神地标”。

　　历史总是伴随着回忆，却也往往具有巨大的吞噬力，它会大而化之地隐去一些凡人琐事。冉正万以词句牵线、以精神架桥，将过往鲜活生动的一幕幕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无论是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还是行程中遇到的贩夫走卒，甚至途中遭遇的匪首，都是历史这块版图中不容忽视的一块。作家将目光投射向不同个体，用针脚绵密、意味深长的文字平等观照战争背景下的每个人，让许多在历史洪流中看似无足轻重的人拥有鲜活的话语、灵动的思想，让历史在大洪流与小生命的交汇融合中绽放出人伦之光。在小说中，我们不难读到掩藏在战争背后的民众不屈的筋骨与气血——迁徙途中，留在向塘乡间的师生不慌不忙、镇定自若；一位民俗学教授甚至苦中作乐，给同学们用嘴炒菜“打牙祭”；艰难的行程中，步行团的其中一队还“沿途采访各县商业、农业、教育等情况，为相应专业提供数据”，在危急时刻也未停下求知的步伐；颠沛流离中，刊登学生文章和时事新闻的《浙大日报》从未中断……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说“作家的关注点不只在揭示、抱怨历史对‘生活’的摧毁，不只是讲述生活‘不能’的‘悲剧’，也讲述‘可能’，探索那种有意义的生活在特定情境下如何得以延续”。冉正万对历史的书写不仅镌刻着对祖国地标与城市的怀念，承载了艰苦岁月里国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是我们“节节失败中永远不会消失的希望”。

　　历史的脚步早已远去，可记忆仍然鲜活如昨。在冉正万笔下，梅光迪“不在棺材里，他在你能看到的所有美好中，这美好散发着痛苦无法抹灭的智慧和柔情”；《四库全书》的多番辗转与迁徙折射出国人对文化瑰宝的珍视与坚守。在他笔下，这段掩上了尘埃的历史并未因重构而削弱其固有的价值，反而因小说鲜活的人物形象、真切的师生同事情谊、独特的地域文化跳跃着生命的律动。在他笔下，生存与死亡、宏大和渺小、高贵与卑下相互交织、相互成就，绘成一幅壮丽的抗战图景，生发出历史的铮铮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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