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6000年”第六讲：晚明以来上海士人的民本思想与创新开放|上海市_新浪财经

转自：上观新闻

“上海文明探源：贯古通今向未来上海6000年”由文汇报社、上海博物馆、上海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主办，中国文物学会文化遗产传播专委会协办。项目以最新考古史料、翻新档案来理解上海6000年历史，探寻“上海之根”，回答“何以中国”；通过“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进一步传承上海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

10月26日，“上海6000年”在闵行区华漕镇王圻故里·赵家村鹿鸣影苑举办了第六讲。讲座由上海文史馆馆员熊月之担任主讲，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古代室主任叶舟、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应邀对话。讲座从王圻、陈继儒相关史迹切入，讲述晚明上海士人如何在开放中重实学，在融合中求创新，而这种意识和精神又是如何延续，形塑了上海的传统文化本色。

以下为本期精彩内容。

主讲

熊月之

晚明上海士人代表王圻、陈继儒开放中重实学

熊月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相对集中于晚明时期上海地区的文人生活，他们的思想、文化、风貌体现的一些特点。

有两个题解。首先，“晚明”一词并非产生在晚明。这是人们对历史阶段的概称。所有晚期，都是与初期、中期相对而言的。历史上凡是称为“晚”的阶段，像晚唐、晚明、晚清，都是一个较长的时段；如果说“末”，像唐末、宋末、清末，那是比较短的时段。较长时段通常是政治变动比较剧烈、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有时还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产生，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晚唐、晚明、晚清都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历史上凡称“晚×”的时段，都是故事繁多的时段。

其次，中华大地幅员广袤，区域发展差异性很大，同在一个时代，不同地域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表现得常常大不相同。相比于其他地区，晚明上海地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自有其特点。

上海6000年

晚明上海文人典范王圻、陈继儒

以两位上海地区的文人作为典型，一是王圻（1530-1615），二是陈继儒（1558-1639），两人生活的年代加起来正好是晚明。晚明大体指公元1573年至1644年，即从万历元年始至崇祯末年，首尾72年，占据明朝最后的1/4。其中，万历明神宗占48年，天启明熹宗、崇祯明思宗共占24年，万历比后面两个皇帝总共在位时间还要多很多。王圻入仕至陈继儒去世，几乎覆盖晚明整个时代，从中能够看出当时上海地区的文人生活状况、思想与文化特点。

中举、中进士早晚对仕途的影响

目光回到王圻，他35岁中举，36岁中进士，很特别。中举、中进士的年份事关此后发展是否顺利。王圻、陈继儒均出自平民家庭，祖上无人为官，获得科举功名方能入仕为官，才有较好的社会身份与官场往来。中举之后，人的社会地位和自我感觉也大不相同。王圻中举第二年就中进士、做官，他做官以前自我感觉良好的阶段极短，或者说他做官预热阶段极短，这使得他踏上仕途以后格外谨慎。

按张仲礼先生的研究，古人中举平均年龄为31岁，中进士平均年龄为36岁，36岁前后考中进士都比较正常。比王圻小的徐光启，37岁中举人，43岁中进士。相比之下，王圻中举之后立刻中进士，时间很短。但王圻在攀登举人之路上的年份还是较长的。王圻家境还算富裕，但并无较高社会地位，这为他了解社会实情做了很好的铺垫。他曾做过徐阶家教馆，入仕后开始做知县、知州一类基层官员较为得法。反观上海松江府的名人徐阶，20岁中进士任翰林，则因年少气盛不谙官场潜规则，诸多碰壁后才磨练出老道，官至首辅大学士。因此，王圻36岁走上官场相对幸运。

王圻为官共20年，治学时间30年。他退休时才56岁，这是什么概念？说明其正值壮年尚可继续攀登，朝廷擢升其半级赴陕西就任，并不表明其仕途黯淡，但王圻毅然决然辞官退休，归乡治学，这是他的自主选择。

王圻、徐光启、徐阶，三位晚明士人中进士时间不同，命运也相异

王圻为官：两地建生祠，不站队逆风独立

王圻在江西、河南、山东、四川、云南、湖广、福建等地，分别担任过知县、知州、监察御史、按察使、学政等职，都是比较基层的职位，与社会底层接触广泛。他为官有几个特点：

第一，忠心为国，体恤民情。

古代监察御史是言官，专门给皇帝反映问题并享有免责特权，即使道听途说或无法证实之事也不问责。但王圻并未滥用该特权。仔细阅其奏文，有几类上疏。一类是举贤荐才。王圻会以自己的考察为依据，指出某人一心为国而举荐，或某人徇私谋利而弹劾，因此，他的上疏被采纳率很高。另一类是为朝廷大政方针提供基层民情，参与国家治理。特别有一类是借天意示警，比如直隶、湖广、山东等地频发地震、蝗灾、水灾，他便请求皇帝遵旧典、修实政以图兴革。由此看出，他真诚为朝廷考虑，从基层搜集信息，并及时向上层反映，上思报国，下思利民。

第二，深入实际，勤政慎明。

古代的知州、知县同时也是法官，王圻办案颇多且处置得当。因为他深入了解辖地现实和历史，所以判决果断、处理公正，被誉为“循吏第一”，这是极高的评价。江西清江、河南开州两地百姓都为他建立生祠。那是地方官离任后，百姓自发为其建祠堂以志感念，是对官员行政绩效的最高赞誉。这类活动，是得到明代允许甚至提倡的，因为得到百姓拥戴，也间接反映朝廷用人得当。

第三，果断干练，能力超强。

有时处理复杂问题需要非常高明的本领。比如福建辖地村民聚众数千焚劫乡里，且为害颇久，难以剿灭。王圻仔细分析后，一方面赈济无助之人，另一方面大张旗鼓抓捕强盗首恶，压下势头。对胁迫之人并未按照惯例格杀勿论，而是放归乡里，复为良民。这就化解了矛盾，地方暴乱很快平息，受到当地人普遍赞誉，也得到朝廷嘉奖，大家一致认为他富有行政才干。

第四，清廉正直，独立不苟。

清廉不贪，相对容易做到，但要独立不苟则颇不易。王圻为官之时是万历年间，皇帝20多年不上朝，朝政为首辅大臣把控，纷争不断。当时，高拱和徐阶都曾任职首辅，高拱是王圻考进士的主考官，王圻就是高拱门生；徐阶是王圻松江同乡，两人都希望王圻站队自己一方。王圻坚持底线，公事公办，私下还劝两位化解矛盾。王圻在官场上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待首辅张居正也是如此，因不愿站队而不被提拔，但又因推行“一条鞭”有功被派至张居正家乡，后在“倒张”运动中又被视为张的同党而被排挤。

张居正、高拱、徐阶，三位与王圻有交集的首辅

以上四点，注定了他的官场前途并不顺利，但也不是特别蹇滞。因此，56岁时，虽被擢升半级，但还是选择致仕归乡。

王圻治学：著述丰无所不包，实学中放眼世界

在治学上，我称其为史学大家，举世无双。由以下五点可以看出：

第一，视野宏阔，无所不涉。

无论是被誉为第一本百科全书式图录类书的《三才图会》，还是各类史书的编撰，王圻均可谓通才，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到人世，政治、海防、经济、文化、民情、风俗、闲语、古说，各类植物，飞禽走兽，民间传说，无所不涉。在他眼里，学问没有边界，能读的书和各种学问，都会涉猎。《稗史汇编》中含有丰富的佛道知识，这与他自己对儒道释的深入理解不无关系。

第二，内容扎实，考订细实。

王圻编撰的不少史书，有许多资料由其亲自搜集而来。编史书，需要总结前人的资料并归纳，这是一种功夫和二次创作，意义不凡。王圻为官，不少与教育岗位有关，他非常注意积累各类史料，加上自己搜集所得，并将两者相比较。这特别体现在《东吴水利考》一书上。此书十卷，详说太湖地区水利问题。他不仅指出了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吴淞江等淤塞，水利官员被革等问题，还建言松江一代首先要修治海塘，拆除沿海涂档的填筑，去除捕鱼虾的鱼簖，修整田塍，清理圩号，然后浚治各条河流。这些与他自己的搜集考察密不可分。他还预言，如果这些措施次第举行，即使以后有旱灾、水灾，人力也足以胜之，东南财赋就可得到保证。

第三，著述之丰，一时之最。

王圻著述有多少呢？1100多万字，800多卷，24种。如果一本书30万字，即30多本书。这意味着他回乡近30年间，平均每年一本。在没有电脑、钢笔、铅笔，仅靠毛笔的年代，每年都要撰写30多万字，这是惊人的贡献，无人比肩。许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贡献。比如他编的《续文献通考》254卷，是马临瑞之后至近代以前唯一的私人撰述的典制通史，开创续“三通”之先河。史学史上有通典、通志、通考，后有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加上清代的“三通”，共有“九通”。自王圻编《续文献通考》后，后代编修均有官府背景，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重大国家项目。但王圻却以一己之力为之。他有两方面的能力，财和才，加上眼光，这三点使他贡献不凡。王圻编的《续文献通考》，成为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续文献通考》的重要资料来源。

《续文献通考》，开创续“三通”之先河

第四，眼光独到，重视图像。

眼光独到有两个典型事例，一是编《稗史汇编》，这是笔记小说、各类传说、民间故事的汇编。当时甚少人认为这是学问，但到今天，民间故事是社会文化、民俗的反应，重要性不言而喻。二是《三才图会》里的图画。左图右书是中华文化传统，但科举考试中没有图像这个类别，宋代以后很多人就不重视图像了。王圻眼光敏锐，极为重视图像。

他的《三才图会》就像一个大蓄水池，把前人有关图的知识都汇集于此，成为集大成者，后人直至今日，人们要了解古代社会的图像知识，都要参考此书。对于远古三皇五帝，只能按照文字表述绘成图像，如尧、舜、禹画得颇为相似；有一图，人肚皮中有一洞，一个杆子穿过洞把他抬走，至今都未发现这样的人，真是奇思妙想。一方面每个时代都有认知限度，另一方面也可将此视为想象力丰富的表现。《三才图会》中罗列了各种奇异的信息，且都用图片显示。此书远播日本、朝鲜，在东亚地区广泛传播。

《三才图会》中所绘的怪人

第五，关心家乡，造福桑梓。

除刚才说到的《东吴水利考》外，王圻还编写了上海历史上第一部《青浦县志》，编写《云间海防志》，同时为众多家乡人文集做序，为地方贤人树碑立传，写行状。他尽可能呈现本乡本土的文化信息，一般有请他都乐于贡献。能在一个地方找到王圻这样博学乐助之人实属不易。

陈继儒：编撰府志收录传教士，被誉“民间宰相”

陈继儒比王圻小28岁，他的经历比较有趣。21岁已是生员，之后没有考上举人，29岁毅然退出科举道路。其实再搏一下，成功的可能并不是不存在，那个年龄并不算太大，但陈继儒有自己的想法，决意不在科举道路上攀登了。

他退出后做什么呢？30至47岁，主要在一些名人家里当私塾老师。因为他有名气，邀请者不是有文化就是有权势之家。后来隐居于松江一带，包括小昆山、佘山，专攻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陈继儒画像

他既有才华，又能处理各类事务，因此，许多朝廷高官真心诚意推荐、邀请他出山做官，他一概拒绝；好友中对政治比较热衷者邀他谈政治之事，他通常回避，不卷入朝廷纷争。他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是致力于经世之学，做了许多这样的学问。崇祯年间的《松江府志》总纂便是陈继儒。崇祯正好处于改朝换代时期，矛盾较多。我仔细看过《松江府志》，内有许多描写底层百姓的社会生活状况。比如织布家庭如何购买棉花、织布、售卖；熬盐人如何生活。描写织布人、熬盐人的生活，细致至极，远超过杜甫对民间疾苦的描述。

因为他关心社会底层，救济灾荒，需要时必定出力，被人们称为“民间宰相”。举例，方孝孺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因为辅佐建文帝实施新政而被称为“帝师”。在1402年，拒绝为日后成为明成祖的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而被施以极刑并诛十族，史称“靖难之役”。其后代流落到松江府，1609年方孝孺被平反后，后裔要求建纪念馆。这些事都需要经过详尽调查，陈继儒是主要实施者，他在《求忠书院记》里将调查过程记述得极为详尽。

在他主编的崇祯《松江府志》里，破天荒记录了传教士在上海地区的活动。说明他关心西学且思想开明。康熙年间重修《松江府志》时，有关传教士的材料都被删除了。在开放环境中才会记录外国来华传教士这类事务，闭关锁国时就被禁止了。

陈继儒是崇祯年的《松江府志》总纂，此为序

滑动查看所有内容

晚明上海士人一族

接下来综合谈一下晚明上海地区的士风。从王圻到陈继儒覆盖的这段时间里，加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董其昌、徐光启，这四个人加起来大体可以看出晚明时上海地区文人的走向。我归纳为四个方面。

汇编大书，关注民生实学为当时上海读书人风气

第一，勇于开拓，文化担当。

王圻编《三才图会》《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等大型的类书，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上海地区读书人的风气使然。比如，在王圻之前的陆楫（1515-1552）就编有《古今说海》142卷，里面收录笔记、小说、杂记等，是对过去笔记小说进行分类的第一人。陆楫是陆深的儿子，上海陆家嘴因陆氏家族而得名。陆楫有非常深刻超前的经济思想。

张之象（1507-1587）是龙华人，平时讲得比较少，曾任浙江按察司知事，做了许多好事，比如编《唐诗类苑》200卷，是唐诗分类编辑论述领域中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之作。后人研究唐诗绕不开此书。

再如世所熟知的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60卷，是有关农书集大成者之作。陈子龙等人编的《明经世文编》504卷，最能集中体现上海地区士风，文章与世道、社会发展有直接关联。

这些士人编书的行为，是对同时代众多读书人脱离现实的一种抗争，也是对他们不关心社会底层的抗议。汇编大书在上海地区形成一种普遍现象，反映了上海地区文化人总体的文化关怀。图像与史书，都是中华文化积淀的成果，如无人系统加以总结、梳理，就无法在历史流传中得到新的发展，因此在文化建设方面，晚明上海士人承前启后，具有重要开拓意义。

第二，经世致用，民本思想。

无论《古今说海》还是《稗史汇编》，都是眼光向下，联系社会基层。现在经过考证，参加《明经世文编》一共24人，且都是松江文人。可见，晚明上海士人在经世致用方面，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

第三，视野宏阔，世界眼光。

提到徐光启引入西学时，大家知道在晚明并非只有他一人。《三才图会》中已经用了利玛窦传进来的天文图像和地理地图，这两者此前中国读书人并不知晓。王圻生活年代比徐光启早三十多年，这反映两点：第一，他非常注意了解并吸收新知识，第二思想非常开放，这就是世界眼光。陈继儒把传教士活动收录进《松江府志》，也是一种开明眼光。

江南谋生路多元，心学倡导向内拓展寻找自我

第四，不迂不执，自主人生。

这点比较有意思。凡是朝代晚期，晚唐、晚明、晚清，都会出现新文化、新风俗、新气象。王圻做官20年，归乡30年；董其昌仕途45年，实际做官18年，有27年以各种借口隐居从事绘画、写字，占据3/5年份，也因此留下了著名的书画家地位，博物馆书画传世。通常，董其昌被认为是吏隐，一半在官，一半在学；王圻是半隐，做了一半的官回乡；陈继儒叫全隐或通隐，全隐是从未做过官，通隐是通晓很多知识但不为官。所谓隐，指的是有做官的机会而不去做官。

董其昌书画的收藏、展览也是各家博物馆实力体现

大家是否觉得这三人是特例？不是。晚明时期，这种情况不仅在松江府，在苏州府、常州府、杭嘉湖，都很普遍，学术界对此已有专门研究。为什么？

第一，江南富裕，谋生手段丰富。江南地区在宋代已是全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之地了，谋生较易，文人谋生手段相对更丰富一些。陈继儒不当官但不缺钱。第一给富裕家庭做家教，报酬不低。第二编书盈利。明代出版业发达，读书人多，买书人也多，编书、刻书、卖书这条产业链上，每个环节都能挣钱。第三是写东西。写小说、写剧本、写诗、画画，都能挣钱。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就是代表。第四润笔费。世人爱请有科举功名者如进士或文化名人写寿序、序言、墓志铭，邀请去各类仪式站场，润笔费应该也不低。

明朝刻书业发达，刻书机构多于唐宋元，故奇书笔记发达。来源网络

第二，科举录取率低。明、清两代科举录取进士，实施地区分配。出于政治考虑，并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对内地、偏远地区有所兼顾。江南经济发达地区读书人多，参加科举基数大，录取率相对就低。有专门研究显示，明清江南考取进士的比例是100取1，有时120取1；内地、边远地区则15取1或20取1，因此就有徐光启做“移民考生”之举。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去考，考中比例就高些。江南发达地方读书之后99%的人不能做官，家里如生活无忧，就去写小说、画画、当老师，实在不行可从事旅游、园林设计、图案设计等。从事技术行业的文化人越多，技术水平也就越发达，文人施展才华之地也就越宽广。

明朝官员俸禄很低，一般是以正常收入加额外收入构成。源自《人民论坛》杂志

第三，异地为官制度。明清政治制度设计，有回避规定，异地为官。明朝对待官员比较苛刻，俸禄很低，有时还会被廷杖，缺少尊严。科举中进士能在社会上证明自己具备考取功名的能力，入仕后借口告假也是常事，朝廷也默许。因此，江南不少士人选择隐居。很多时候，江南在籍士绅，比在边远地区当官，要舒适得多。

最重要一点，还是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心学主张，任何道理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认定才是道理，与程朱理学不同；心学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修行后谁都可成圣人。因此，像王圻、陈继儒、董其昌，对于仕途，他们内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思索与判断，都明白做官有风险，也明白读书人应该有、也可以有其他发展途径。

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几百年常销不衰

我这些年时常会读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等家训作品，他对于人情世故，悟得真透，直到今天，这些书还是很有味道。查图书市场，此书常销不衰。陈继儒的经历告诉人们：读书人除了做官一途外，还可有其他发展空间；人除了向外发展，还可向内拓展，拓宽自己的心灵世界，在其他方面同样可以成就一个了不起的人生。这个思想境界就有相当现代意义了。

晚明时代，你把王圻、陈继儒、董其昌、徐光启连在一起，会看到他们有许多相通之处，稍加分析就可看出上海地区确实有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这与日后的海派文化一脉相承。换句话说，这就是海派文化的滥觞。

滑动查看所有内容

• • •

对话

叶舟、凌利中、熊月之

晚明是融合传统与外来的“总结时代”，

为何又中断？

叶舟（左）、熊月之、凌利中（右）

叶舟：提到王圻，大概400年前，清朝有个非常有名的诗人吴伟业，他来到华漕，看王圻留下来的梅花，看他出版的那些书，然后赋诗一首，最后一句是“平生贪著述，零落意如何”，我觉得用“平生贪著述”来形容王圻是非常贴切形象的。刚才熊老师介绍他留下1100万文字，其实无论是王圻还是陈继儒，基本可以用“著作超身”来形容。

总结的时代：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结合

叶舟：听熊老师及凌老师的演讲，结合之前看王圻的著作，了解王圻生平，我有这样一个感受：到了王圻、陈继儒所处的时代，其实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成熟期，无论是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技术都到了一个总结的时代，而此时又有一些域外的新知识、新思想的传入。如何总结原来传统文化的思想，又纳入新思想？正是当时那些士人们所拥有的一个历史使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产生王圻、陈继儒、徐光启这样的人。

身处历史进程中，王圻等著作催生《农政全书》等

这些总结性的人物大部分来自哪里？来自上海。像陆楫的《古今说海》、张之象的《唐诗类苑》，包括王圻的《三才图会》《稗史汇编》，像陈继儒《宝颜堂秘笈》，催生了后面影响非常深远的两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陈子龙的《明经世文编》。王圻、陈继儒、徐光启、陈子龙、董其昌，其实就是身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就应该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来看这些人。

王圻陈继儒一代士人的汇编之风催生了徐光启《农政全书》（左）、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右）

中国的传统绘画在这个时期也正是总结时期，而负责承担总结历史使命的人，同样来自于上海，就是董其昌和陈继儒。请凌主任详解。

从南朝顾野王始积累书画文脉，至元末松江“聚天下士”

凌利中：提到上海艺术史上令人骄傲的董其昌，我是董粉，还办过一个现象级大展《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学者前来观摩。在我看来，北宋以降，文人画兴起至今700年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人物就两三位。如果说三人，第一是苏东坡、第二是赵孟頫，第三就是董其昌。如果说二人，一是赵孟頫，另一个就是董其昌。

董其昌影响身后400余年，左右了后面的画史。为什么这个创新点在上海这片土壤中能够产生？刚才熊老师从晚明士人的仕途、优渥的生活状况，同属太湖流域如九峰三泖的地理优势，以及人文方面如王圻一样以一己之力编撰浩大的文化工程等做了详尽论述。

2021年，我从上海千年书画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从书画史角度来说，创新和传承有关。传承包括两方面，一是人文，一是物。物，主要是书画鉴藏包括藏书。从人的角度来说，宋元衣冠南渡，大批江左名姓、望族世家、官宦世家与文坛盟主等聚集于松江一带。就著述风气而言即有悠久的传统，比如公元六世纪末善丹青的南朝顾野王的就著有《玉篇》，元代王默赴京编撰《金字释典》。书画著作，有宋末元初的邓继编了第一部南宋画史《画继补遗》，元曹昭的《格古要论》是第一部文物鉴赏书，元代夏文彦所编的《图绘宝鉴》是书画史上第一部通史性质的书，再如明代陶宗仪的《书史会要》《辍耕录》等。

《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展览现场海报

我在展览里也对上海的书画鉴藏史做了梳理。元代尤其是元末，上海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当时黄浦江还没有今天的规模，也不像苏州、杭州那样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些文人士大夫喜隐居于青浦、松江、奉贤包括闵行一带，像黄公望、杨维祯等等，他们有很多收藏，与江浙地区的人文往来亦十分密切。用文徵明的话来说，元末松江一带叫做“聚天下士”，对几百年后的董其昌来说，就生长在这片人文和鉴藏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壤上，他时常提到“吾松先辈”，这种传统于晚明又形成一个高峰亦是顺理成章，这是纵向积累。

《淀湖送别图》，元代李升作，为上海博物馆所藏，清代词人朱彝尊题跋云：“松林清疏，峰岚渲以焦墨，淡林赢青作遥山，信称逸品。”

这里展示两幅画，第一幅是《淀湖送别图》卷，我称之为上海版的《富春山居图》，创作于1346年的元代。大家知道淀山湖因淀山而命名，比杭州西湖大10倍。这两座山非常写实，一座叫淀山，一座叫箕山，前者海拔12.8米，至今仍在，尚有元代两口古井。唐宋时，淀山在湖里面，宋元以后才变成陆地，山上尚有大雄宝殿等建筑，一直以来是历代文人雅集之所。因此，这是一座由历代文学家、画家诗画描绘过的千年历史文化名山。从这个角度来说，许多元末文人也成为了、董其昌口中常常提到的“吾乡先贤”，这个十分非常重要。

另外一幅《尚友图》轴，是晚明的一个群像，包括嘉兴的李日华、项圣谟，松江的董其昌、陈继儒等，形象展示了当时上海文坛巨儒书画大家的真实面貌，非常珍贵。

《尚友图》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乃项圣谟与张琦为追忆其过去与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鲁得之、智舷等人的雅集情景合绘而成

晚明又达一高峰，董其昌从实践理论上超越前人

从横向来看，跟王圻几乎同时代的，居住于今打浦桥、肇嘉浜路一带的顾氏家族于著作出版方面的贡献一样，如顾从德编了第一部印谱——《集古印谱》。明中叶，包括上海在内的收藏可以称为“四分天下”，其一即上海的“顾（从义）、陆（深）、张（张应文）、何（良俊）”，其中顾氏家族收藏作品极为顶级，如所周知，乾隆皇帝在紫禁城藏有三件书法宝贝专门筑室“三希堂”，藏有包括现藏大英博物馆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在内的四件绘画珍品，筑室并命名“四美具”。

我的问题是，大家知道这“四美具”于500多年前收藏在谁家？就是跟王圻几乎是同时代的顾从义、顾从德家族，其家有林亭楼阁，其中有“玉泓馆”等景，文伯仁为顾氏园林专门画了一张十多米长的《南溪草堂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顾家还翻刻了包含历代书画法103人420帖的《淳化阁帖》，再如陆深和陆楫编《古今说海》，陆、顾都是亲戚，文化活动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如豫园主人潘恩、潘允端父子收藏了董源的《龙宿郊民图》轴等，彼时上海书画收藏之丰，影响了周边地区，比如文徵明、沈周等经常划着船到来顾家要看米芾的行书《蜀素帖》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米芾《蜀素帖》

晚明的董其昌，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站在了制高点，登高一呼，不仅从理论上，更从书画实践上超越了前人的高度。

晚明政治：黑暗打断了创新，士人另有希冀

叶舟：非常感谢凌主任的分享。这个时代的画是总结的时代，也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但正如上一次讲座提到的，徐光启为我们打开了大门，但是这个大门很快就关上了。为什么会关上，我们当然要提到晚明的政治。

“晚明三大案”导致的政治黑暗、混乱打断了文化创新

王圻去世时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这一年的农历夏五月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案件，一个人突然闯到皇太子朱常洛所在的慈庆宫，打伤了一个宦官。这是晚明政治中非常重大的案件叫做“梃击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是“晚明三大案”，导致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晚明党争，加上万历常年不上朝，崇祯疑心作祟，还有宦官专权，导致晚明整个政治可以用黑暗来形容，所以不到30年的时间，1644年明朝就灭亡了。

这段历史对中国整个传统文化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樊树志先生的《重写晚明史》这本书，就深刻地阐述了这段历史。这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著述的视野很大，建立在一个全新世界大变动格局之下来看晚明的历史；二是用笔很细，把整个晚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文化、经济、思想都描绘得非常生动。细读该书，会对这个时代及其背景所造成的影响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重新来看王圻，重新来看陈继儒，其实也会有一个很深的认识。刚才熊老师提王圻半隐，陈继儒是全隐，董其昌是潜隐。他们隐居跟他们对晚明政治黑暗和混乱感到非常不满，是否有很大的关系？

王圻陈继儒对朝政保留距离，愿向其他发展空间

熊月之：与他们对当时政治的理解，和他们自己对政治的追求有直接的关联。怎么叫对政治的理解呢？明代是对官僚最苛刻的一个时代，官员没有人格，当官可以当廷被打屁股，不设宰相，特别是宦官当权、党争不已，很多人无缘无故被卷了进去，不知就里地就被清洗掉了。像王圻、陈继儒和董其昌对此颇为了解。

人们曾持续地讨论，明朝灭亡和以前灭亡有所不同。南宋灭亡以后，有那么多人跟着南宋皇帝跳海自杀，明朝怎么没有呢？找不到，除了宦官。很多人在朝廷上争的是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对国家和王朝的忠诚，因此也不会殉国。

更重要的是王圻和陈继儒对方孝孺的案件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孝孺因为介入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而被诛杀，除了九族以外，还有第十族，即学生，一共杀了873人。皇家到底谁有资格当皇帝，在外人来看，是朱家自己的事，别干预人家的家事，到时候不讨好。到了嘉靖年间，什么礼节合适不合适？谁可以当皇帝？皇帝究竟应该怎么当？上朝不上朝？这也是皇家的事，你去插手，灾难就可能落到你身上。像王圻和陈继儒，对此都有深切理解。他们自己也觉得还有其他的发展空间，所以对政治表示一定的距离是题中应有之意。

方孝孺（左）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右），《明史》载其“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

中断的晚明种子，在晚清近代重新被拣起来发芽

叶舟：正是政治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明清易代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很多的进程。今天我们觉得王圻和陈继儒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但是清代修《四库提要》时，馆臣对陈继儒和王圻多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背后就是清代和明代学术取向大不相同，两人所做的很多贡献，在这段时期就埋没在历史进程中。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完全中断的，到了近代之后，它们作为一颗种子，重新在新的土壤中发芽。

刚才熊老师提到陈子龙的《明经世文编》，后一轮编撰《经世文编》的热潮就在晚清，最初是贺长龄和“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随后各种《经世文编》基本上都在上海刊印，比如上海人葛士濬以及主要活跃在上海的盛宣怀都是主要的编纂者。从这里开始的，他们把之前的传统重新拣起来，在一个特定土壤中重新让它发芽生根。其实绘画也是一样的，到了清初有一个绘画高峰，四王、吴、恽，“清六家”，之后有很长的停滞期，到了晚清，海派绘画又给了中国绘画重新的生命力，请凌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陈子龙主编《皇明经世文编》（现多称《明经世文编》），参与者多为复社、几社成员，且多为松江望族。图为明刊本, 平露堂

董其昌绘画雄心:提出“笔墨论”、昭示“笔性论”，影响数百年

凌利中：董其昌深谙仕途环境的恶劣，他很智慧，不卷入党争，他用大量的精力去嘉兴、无锡等处看私人收藏，在仕途上好像没有雄心，但是在艺术上有。如所周知，董其昌要跟赵孟頫在书画上媲美、要一比高低。而这个超越是有一个过程的。

董其昌所处的明末画坛，面临并需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四大问题：一是反思吴门画派及其后续的局限；二为总结浙派及其末流之失；三需摆脱史无前例艺术商品化的巨大冲击；四是需从艺术史发展高度梳理前代画史，并寻求出超越的理论。

董其昌凭借其见多识广以及博采众长的智慧超越，提出了笔墨论，昭示了笔性论，将画史做了梳理，提出著名的“南北宗论”。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之后清初六家也好、四高僧也好，几乎都在他的理论影响之下而成就，换言之，没有董其昌，也没有八大，包括近现代、海派，董其昌的影响依旧存在。

这张大家都拿到的上海书画人文示意图上，梳理了上海自北宋以来上海绘画史上有三大高峰，即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第三个是清末民初海派。包括书画史在内的上海文化史，显示了底蕴深厚、艺脉醇正、兼容并包、勇于创新的特色，绵延至今，其创新并非一蹴而就。

董其昌自画像，其书画及画论影响此后数百年

对今天的启发：求真实用，开放自信

叶舟：感谢凌主任为我们的介绍。今天我们惊讶于王圻和陈继儒的著作成就，感动于他们的民本思想。我们今天读他们著作，看看都是用文言文所写，也许会感觉离我们很远。所以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他们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借鉴意义呢？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晚明这些人对今天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其中一个就是之前熊老师所介绍的求真实用，以民为本。比如刚才熊老师提到陆楫，他其实有不少在当时看起来非常惊世骇俗的言论，请熊老师介绍一下。

徐光启提出开放重要论、必要论、有益论

熊月之：明代上海地区之所以思想那么开放、文化那么发达，跟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海运、棉、布、盐使得上海这个地方跟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造成经济空前繁荣，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分工，市场分工越细，社会高度卷入、创新能力就越强，后来就带来了思想的创新。思想创新最突出的几点都是惊世骇俗的。

大家都提到了徐光启很了不起。徐光启指出了中国人不够重视形式逻辑；他还强调开放三要点——开放重要论、开放必要论、开放有益论。国家对外开放对外国有益处，对我们也有益处，互相都有益处，但不开放将造成很多困难，沿海人民都渴望开放。

陆楫提出消费有益论，与海派文化有内在联系

与开放有关联的就是人们的消费观，提倡消费主义好不好？明代正德年以后，整个江南以苏州为中心，穿衣、吃饭、住房、园林都崇尚好的、美的，各方面都要强调以人自己为中心，强调物质消费。这一反传统文化中的消费观。陆楫专门写文章，强调消费的优点，他说我们家乡又不是有特产的地方，但是人们都喜欢消费，如果大家都不去吃饭，餐厅里饭卖给谁，旅游的人不去坐船，划船的人就失业了。因此消费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就业。这些观点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像陆楫这样对消费有系统认识的还是第一人。

明朝画家仇英笔下的16世纪苏州河风景,陆楫由此提出消费益处论

无论是国内国外讲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无不讲到陆楫。陆楫这种观点与他的学识和眼光有关系。人们明白或者潜意识地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释放出来，很多人没有公开讲出来，但是各种场合会或明或暗的表现都有。放到近代来看，海派文化和这个有内在关联。

晚清冯桂芬的开放观点承自徐光启，体现文化自信传统

叶舟：熊老师提到另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兼容并包，开拓创新，我觉得也是当时文化给我们的一些提示。熊老师曾经提过传统中国对外来文化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全方位拥抱，第二种是全方位拒绝，第三种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本位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学习。无论是徐光启、陈继儒和王圻，其实都是第三种选择的代表。

熊月之：徐光启时代天主教的西来与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入有所不同，后者与坚船利炮相联系，而利玛窦时代是相对平等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国没有被西方打败的屈辱，因此也没有过于看不起他们，双方处于平视状态。正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新知识。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因为人们受战败屈辱影响，往往忽略了即便战败了，我们也要细心鉴别西方文化的良莠。后来在上海表现得非常突出，现在可以清楚看到脉络是怎么传过来的。

在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在近代化过程中，最睿智或者最彻底的一个人是冯桂芬。1861年他写成《校邠庐抗议》，他提出要办外语学校、要学习西方。他提出最有名的论点跟徐光启是一脉相承的：评判新事物，莫问其出处而只问好不好，好则无论来自何地都学习它，反之就弃之。冯桂芬这个观点在1861年提出来，石破天惊。从徐光启、王圻、陈继儒再到冯桂芬，这是一脉相承的开放传统，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传统。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生产、经济等个领域，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开放思想

叶舟：熊老师从王圻说到冯桂芬，以我的理解，从上海当时的江南文化到了近代的海派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海派文化同样建立在江南文化或者上海传统文化本色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重新看王圻、陈继儒、徐光启、董其昌，他们就是在上海这片文化沃土中结成的成果，他们共同组成上海文化最灿烂的星空。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对未来又有什么借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