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苏轼走向豪放词的历程

　　《文史知识》2024年10月号，月刊

　　词分豪放、婉约。豪放词的代表是苏轼。苏轼词代表了一种反映士大夫的生活、趣味与学识的新式词，更多地借鉴了文人诗与古文的创作经验，与俗乐性质的本色词有着明显区别。那么，苏轼是在怎样的文学背景与时代际遇下，开始了这种独具特色的创作呢？最新一期《文史知识》杂志作了揭示。

　　文章首先注意到一个文学现象：从出身与经历上看，苏轼天然与婉约派更接近。首先，他出身于曾经孕育了《花间集》的蜀地。按王水照先生《苏轼评传》中的猜测，苏轼对词的爱好与少年时故乡文化的影响有关；出蜀科考，坐师欧阳修是重要的婉约派词人。但苏轼一无“花间”风格的词作，二在欧阳修身边时似乎也没有词作。

　　作者认为，苏轼词的起点在杭州。据龙榆生先生《东坡乐府笺》的编年，苏轼现存最早的词，作于杭州通判任上。苏轼高第，早期的诗文还不无拘执之态。正是外放杭州期间发生了什么，促使他变得通脱，走向了豪放词这种当时还算是新出的文体。究其个中原因，作者一一做了论述：首先是受词学前辈张先的影响。苏轼在杭州与张先要好，二人经常在一起宴饮唱和。苏轼在杭州的词作，有很多体现出受张先的影响。张先使用的很多词牌，都与柳永相同，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还保守着晚唐以来那种婉约的小令，越写越雅。但张先用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改造新词牌、反映士大夫生活、变俗艳为清越。可以说，张先是较早接受柳永词牌体系的士大夫，也是较早改造这个体系的词人。苏轼开始填词，是受张先的影响；其次，需考虑苏轼在杭州的心境。苏轼本是被视为预备宰相的少年英才，但因政见与宰相王安石不同，不得不离开京城，在杭州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外任时代，这虽不能说是贬谪，却也是落寞失意的，他春风得意的青年时代就此结束了，也许是放逐的心境更有益于洞悉人生的真谛、开阔接纳新文体的胸怀，也许是宴饮酬唱活动自古就是新文体雅化的催化剂，此时此地，苏轼与词相遇了。

　　离开杭州后，苏轼的下一站是密州。在密州任上，他再也找不到以词酬唱的朋友，第一次尝到了孤独的滋味。苏轼为亡妻写下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为词褪下了一层旖旎的颜色，为词这种方兴未艾的文体，向典雅的《文选》又要了一块地盘；随后用同一词牌写下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则用“老夫聊发少年狂”，将“田猎”题材引入到词中，豪迈无双。接着苏轼改任徐州太守，更加寂寞，回京无望的他备受蹉跎与煎熬。但困守徐州的处境，让他的豪迈词风真正走向成熟。

　　文章认为，苏轼的豪放词，发生于他的十年外任期间。其中，杭州的酬赠词，是他填词的起点，与张先的启发有关。在密州与徐州的蹉跎与孤独，则成就了他的咏怀词，让他的词艺趋于成熟，更稳定了他独特的词风，在功能上为文人词建立了“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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