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与抗战时期的“朱森事件”|抗战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姜庆刚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机关报。在周恩来等领导下，《新华日报》采取各种措施与国民党开展斗争并取得良好效果。1942年7月《新华日报》对“朱森事件”的报道，就是其中之一。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机关报。在重庆期间，报社隶属于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兼任董事长并领导报社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顽固派逐步加强对新闻的控制，经常查封一些进步报刊或者扣发揭露事实真相的新闻稿件，仅1941年1月至5月，新华日报社送审稿件就有209次被国民党新闻部门要求“免登”，另有109次要求“删登”，严重影响报纸正常发行，对此，《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等领导下，采取各种措施与国民党开展斗争并取得良好效果。1942年7月《新华日报》对“朱森事件”的报道，就是其中之一。

　　朱森（1902—1942），地质学家，字子元，湖南省郴县（现郴州市）人。1928年，朱森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34年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回国后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后兼系主任。1941年夏，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李学清辞职，朱森赴中央大学任职，仍兼任重庆大学教授。此后不久，朱森带领学生去野外实习，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都给他家里送去平价粮，朱森妻子不了解情况，将两份粮都收下。此后有人向教育部与粮食部举报，指责朱森重复冒领平价粮，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不问缘由，给朱森记大过处分。朱森一生清廉，遭此不白之冤，心情忧郁，加之他经常在野外考察，饮食不规律，本来就患有胃溃疡，病情加剧，经多方救治无效，于1942年7月6日溘然长逝。

　　朱森一生勤于学术，在有限的学术生涯中曾到北京、湖北、湖南、江苏、四川等地开展调查，著有或合著《北京西山辉长石之研究》《秦岭中段地质调查记略》《江苏南部山脉之研究》《南京龙潭地质指南》《宁镇山脉研究》《四川龙门山地质（上册）》等。同时，朱森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良师，除自编地质学讲义外还带领学生科研考察，据友人回忆，朱森在去世前不久还在准备着为学生授课的计划。正是其这种作风培养了众多的人才，其外甥李学星（1917—2010）受其影响，后成为古生物学家，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因朱森在古生物、地层学界贡献卓著，古生物属种的朱森蜒、朱森珊瑚、朱森华夏木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

　　1940年至1941年，国民政府实行粮食统制，实行粮食平价公卖等政策。朱森作为中央大学教授，符合领取平价粮的资格，却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无端受处分，在忧愤中去世，令人唏嘘不已。朱森作为一位理工科学者，并不参与政治，其遭遇在国统区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李四光、翁文灏、傅斯年等都深表悼念和愤慨，《大公报》发表朱森同事、中央大学教授丁骕的《关于朱森教授之死》，为其鸣不平。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对朱森去世十分震惊，并作诗《哀悼子元》：“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峰壑隐复见，环绕湘水头。风云忽变色，瘴疠濛金瓯。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地质学家翁文灏在《悼朱子元》中提到“人生自古谁无死，死非其人太可怜。五斗折腰古所耻，君负此名真歉然。”远在贵州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也对朱森去世感到遗憾。中央大学师生冲破种种阻挠，为朱森举行追悼仪会，会上，很多参加者悲愤不已，并痛斥国民政府相关部门的腐败。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朱森事件”。

　　朱森去世之后，迫于有关当局压力，很多报纸不敢报道或者含糊报道，而1942年7月18日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朱森教授之死》及新闻《地质学家朱森教授逝世被诬革职致愤而死》，对朱森的学术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对其英年早逝原委予以澄清，充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关心爱护进步文化人士的立场和态度，拉近了中国共产党与国统区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论朱森教授之死》原文如下：

　　我们对于朱森教授之死，深为哀痛与惋惜，他的死是为了五斗米之误领，古人有不为五斗米折腰者，今竟为五斗米而丧身，不是太可悲的事吗？

　　朱先生的死，其缘由，系因其夫人在其从重大转教中大的过渡期间误领五斗平价米，受到教育部的处分，忧愤成疾，以至不起。在教育部，大概是认为，惩贪污乃当前急务，砺清廉应严责于人师，所以虽则五斗米之细，亦决难稍为宽假。用“责备贤者”的意义来说，其事似亦不可厚非，但问题倒不在于小的贪污案件应不应认真办理，而在于办理这类案件时曾否慎重从事。

　　读书以求明理，对受高深教育的人，我们固然要求其立身行事分外谨严，为人表率，但我们同时也应了解，有志气，尚廉隅的人，最是受不得。因此，我们要培养人之廉耻，则重其礼貌，优其待遇，也是必要条件之一。对于一个教养有素，学业有成的人，只凭他人的告发，不先经过确切的查究，即遽予处分，常常会造成一些悲惨的事态出来。这是在行政负责方面所不可不万分审慎的地方，李春昱先生在其记朱先生之死的文章中说：“一块冷的玻璃放在冷水里，毫无影响，假若一个烧热的玻璃灯罩，滴上一点冷水，便会炸裂，朱子元的生命，便是这样炸坏了。”实是耐人寻味的沉痛语。

　　朱先生是一个学有专长而又如彼其热心从事的地质学家，不幸就这样的夭其天年，虽不为之悼惜不置！

　　我们觉得，在文化界，在知识份子之群里，未能获得社会应有之爱护的，实不只像朱教授那样的人一个，例如为了稿费过低，不能和一般物价并驾齐驱，对于维持普通生活的水准，著作家已不止一次向社会呼吁，而所得的回响，却有如浇在背上的冷水，这和砥砺文化人的气节的道理是不相符合的。我们一方面希望文化人能过清苦的生活，同时也要多多了解他们实际的苦痛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而予以不伤其自尊心的援助。这不是为的救济某一文化人个人，而是为的善养文化人的志气与清廉。

　　虽然文章不长，但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正义的立场。而鲜为人知的是，周恩来曾与朱森在同一病房，并目睹其不幸去世的过程。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因病入住歌乐山中央医院，7月13日出院。此时，周恩来父亲周贻能（1874—1942）病重，邓颖超为照顾其起居，未陪同周恩来住院。7月1日至12日，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有9封书信，在谈及周恩来与其父周贻能病情等问题同时，亦涉及与国民党方面统战工作等。这些书信均收录于《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其中，周恩来7月6日致邓颖超信中提到：“今晨本拟灌肠，不料同房又死一人——一‘中大’名教授；工人多忙无暇及此。”（《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编者对书信中涉及人物事件等有较为详细的注释，不过对于这位“中大教授”并无介绍，《周恩来年谱》等相关书籍对此亦未有提及。周恩来对于朱森的遭遇怀有深刻同情，虽然此后周恩来忙于父亲葬礼等事务，但是《新华日报》还是及时发表了纪念朱森的社论，有效地团结了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论朱森教授之死》文中提到的李春昱（1904—1988）是朱森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期的同学，河南卫辉人，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回国后，李春昱任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不仅是朱森同窗好友，还曾在1939年至1942年在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兼职任教，对朱森的人品十分了解，为朱森遭受不白之冤义愤填膺，对政府腐败统治给予严厉批评。朱森之弟朱焱等亲属，其师友李四光、黄汲清、李春昱等科技工作者在1949年都坚定地选择留在大陆，为祖国的科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