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雄健厚德的君子人格（图）|刘禹锡_新浪财经

转自：天津日报

　　中唐政治家、文学家刘禹锡（772—842年），在政坛诗坛，于时于史，皆有过人之处。在政坛，他是唐朝著名改革“永贞革新”决策圈“二王刘柳”中的重要人物；在诗坛，他先与柳宗元并驾人颂“刘柳”，后与白居易齐名时称“刘白”，而白居易自愧不如，赞其为“诗豪”。刘禹锡的一生，赤诚革新，济世救民，虽遭排挤坎坷一生，仍矢志不渝，豪气日振，暮年犹“为霞满天”，以其雄健厚德的君子人格、光明俊伟的圣贤气象朗照乾坤。

　　早立特达志

　　“春风引路入京城”

　　刘禹锡先世原属匈奴族，其七世祖于北魏孝文帝时遵朝廷诏命改姓刘，从此“世以儒学称”。刘禹锡天赋异禀，小小年纪便开始学习《诗经》《尚书》，受其熏陶，装束举止“恭敬详雅，异乎其伦”。又从著名诗僧皎然学诗，被赞“孺子可教”。随着年龄的增长，刘禹锡对知识的渴求愈发强烈，“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成为他的生活日常和人生至乐。刚届弱冠，刘禹锡已是博览群书，“九流宗指归，百氏旁捃摭”，可谓满腹经纶了。“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更让他自觉地向古圣先贤看齐，坚定地树立起“信道不从时”“忧国不谋身”的崇高理念。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21岁的刘禹锡被公卿揄扬，乡曲举荐，意气风发地前往京都长安，准备参加来年的进士科考试。途经华阴，华山那巍然云表的气势和神圣肃穆的气象，让他受到巨大震撼，情不自禁地颂曰：“洪垆作高山，元气鼓其橐。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华山那独超群峰之上而拔地擎天的刚健雄毅，更令他“一见换神骨”，一股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豪情，汹涌周身，“高山固无限，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决心做高山中的最高山，担当中的大担当。刘禹锡这首《华山歌》，古今备受赞誉，有学者称其“字字据人上流，而颢气宏词，余勇可贾”。

　　以“字字据人上流”之才而应试，自是勇不可当。贞元九年，刘禹锡首应进士科考试，就一举而中。这年又恰逢有一场皇帝特诏的制举博学宏词科考试，刘禹锡趁着“余勇”，又参加了，又是一举而中。隔年，贞元十一年，刘禹锡又应吏部取士科考试，再次一举而中，被授太子校书，步入仕途，时年24岁。

　　在唐朝多种科举考试科目中，进士科最为难考，“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不少士子青丝考成白发，犹不得一中。刘禹锡首考即中，已是了得，又在另两场大考中连连奏捷，迅速入仕，真是“俄然神功就”啊。比刘禹锡大四岁的韩愈，入仕之路，就走得格外踉跄悲酸。韩愈自22岁应进士科考试，连考四次方中，但接下来二应博学宏词科考试，不中，三应吏部取士科考试，仍不中。唐朝虽重进士，但考中进士只是取得一种“身份”，尚不能直接入仕，必须再应吏部取士科考试，或应博学宏词科一类制举考试，考中方得授职做官。故韩愈考中进士后“十年犹布衣”，只得按朝廷规定，带个“前进士”的身份，到节度使和观察使幕府做幕僚，然后经其举荐而入仕，韩愈本来比刘禹锡早一年考中进士，入仕却比刘禹锡晚了近十年。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还有比韩愈更惨的，“出身二十年不获禄”。

　　普天之下，莘莘学子，赶考之路，大都挫折多多，二十出头的刘禹锡，竟然初出茅庐即一鸣惊人，考啥中啥，一时声名鹊起。刘禹锡也自觉风光无限，在答一位前辈进士的贺诗中，不无自赏地写道：“又被时人写姓名，春风引路入京城。知君忆得前身事，分付莺花与后生。”

　　刘禹锡入仕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太子校书，本属清闲之职，但他志在用世，职闲心不闲，随时随处留意时政得失，自觉而积极地充实从政本领。贞元十二年，刘禹锡父亲去世，三年丁忧期间，他将自己这些年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因论》七篇。在其中的《讯甿》里，他不仅记下了从汴州一带的流民口中了解到的当地自安史之乱后，一直由武夫专政，“牧守由将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鹤而轩。故其上也子视卒而芥视民，其下也鸷其理而蛑其赋，民弗堪命，是轶于它土”，更从流民趋善政“欣欣然似恐后者”这一亲眼所见场景中，深刻体悟到铲除暴政、推行善政的迫切性。

　　贞元十六年，刘禹锡投入杜佑徐泗濠节度使幕府，任掌书记，随大军出师淮上，讨伐徐州叛军，经历数月戎马生活，常常“磨墨于楯鼻，或寝止群书中”。杜佑改任淮南节度使，刘禹锡也随之入淮南幕府。杜佑不仅是唐代名臣能臣，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所著《通典》二百卷，是我国第一部典制体史书。这部耗费杜佑三十六年精力的大书，终于在贞元十七年定稿，此事一经上奏朝廷，杜佑即受到嘉奖。这期间，刘禹锡正在杜佑淮南节度使幕府任掌书记，主掌幕府文字工作，杜佑“尤加礼异”。刘禹锡在参与书中部分文字修订的同时，得以对全书先睹为快，这对他今后参与革新，无疑是一次思想理论上丰富的高水准的提升和储备。

　　时来争朝夕

　　“一遍洗寰瀛”

　　贞元十九年，刘禹锡调任御史台任监察御史，得与皇太子李诵的近臣王叔文相识。李诵是位贤太子，史称其“宽仁有断”“每以天下为忧”“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王叔文出身“寒俊”，有机会就向李诵“言人间疾苦”，又多谋略，李诵大奇之，君臣同心，要除时弊。王叔文慧眼识才，身边逐渐会聚起刘禹锡、柳宗元、韩泰、吕温等一批天下贤士，并向李诵建议：“某可为将，某可为相，幸异日用之。”他常称刘禹锡“有宰相器”。

　　永贞元年（805）正月，唐德宗驾崩，唐顺宗李诵即位，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迅即推开。王伾、王叔文用事，“朝廷大议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并擢任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执掌财政工作要害。

　　君明臣贤，济济多士，“永贞革新”一展开，各项决策切中时弊，大快民心。仅据韩愈《顺宗实录》，就有以下数项，足可彪炳史册：

　　一、广征人才。朝廷诏令中央和地方，多方面举荐贤能，要求高级官员应把自己熟知的各行各业中才行兼茂、明于事理者，经术精深、可为师法者，精通管理、可使从政者，推荐给朝廷。地方长吏也应精加访择，将这样的人才具名上奏，并优礼送往朝廷，以备选用。

　　二、严惩恶吏，立废暴政。时值春夏大旱，京城一带尤为严重，百姓几近断粮，朝廷因此下诏蠲免赋税。京兆尹李实却“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租税皆不免，逼得百姓拆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征收。永贞新政立马将李实贬为通州长史。消息传出，“市里欢呼”，百姓“皆袖瓦砾遮道”，等这个遭贬的恶吏一出现，击之为快。

　　三、停盐铁使进献。唐朝后期，为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实行盐铁专营，由盐铁使主掌，钱物悉入朝廷正库。后来，就有盐铁使利用这笔钱买些珍玩时新之物献给皇帝，以求恩泽。渐渐成为惯例，进献钱物，谓之“羡余”，至贞元末年，更是月月献进，谓之“月进”。新政废之。

　　四、罢宫市。贞元末年，以宦官数百人为“白望”，在京城东西两市的繁华处，见人所卖商品，但称“宫市”，即令人“敛手付与”，常常用一百钱强买人价值数千钱的物品。不少人满载货物赶市，最后空手而归。名为“宫市”，而实夺之。曾有农夫以驴驮柴进京城去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仅付绢数尺，又索要门户钱，还要农夫用驴把柴送进宫内。农夫流泪求情，宦官坚持让农夫将柴送入宫内，农夫忍无可忍，说：“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打了宦官。街吏捉了农夫，将情况上报。唐德宗怕影响太坏，下诏黜退了这个宦官，而赐农夫绢十匹，但“宫市”照旧，并不为之改易。谏官和御史数次上奏疏进谏，唐德宗都不听。对这种“宫市”，唐顺宗做太子时就特别痛恨，常与王叔文商议，定要将其废除。因此，初登位，即诏令禁之。至大赦时，又明令禁之。

　　五、罢五坊小儿。贞元末年，唐德宗在宫中置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择恶少服役其中，专门为他饲养凶鸟和狗，供他赏玩出猎。这帮恶少经常借口皇宫五坊需要在闾里捕鸟，顺便强取百姓钱物。他们有的在百姓家门口张起捕鸟的罗网，不许主人出入；有的将罗网张于水井上，不让百姓汲水，谁稍一走近井旁，就凶恶地斥骂将人赶开，直到逼迫百姓拿出钱物讨饶才收起罗网；还有的在酒馆饭店随便吃喝，酒足饭饱便走，一些不知情的店家向其索要酒饭钱，常遭驱骂，或给店家留下一袋蛇，说这是为宫中捕鸟用的，留给你好好喂养，不要让蛇饿了渴了，吓得店家连声道歉，请求哀怜，才将蛇袋提走。唐顺宗做太子时就发现这一害民之举，一即位就诏令将五坊小儿取缔，“人情大悦”。

　　六、罢闽中万安监。以前，福建观察使柳冕久不迁升，想搞个政绩工程，以求恩宠，遂上奏朝廷：“闽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马可使孳息。请置监。”朝廷许之，柳冕强收境中畜产，令吏放牧其中。结果，羊之大者不过十斤，马之良者估不过数千，而且时间不长就死了。朝廷不知，这项误国害民的政策遂继续存在，“百姓苦之，远近以为笑”。新政罢之。

　　七、两出宫女。第一次出后宫三百人，第二次出后宫及教坊女妓六百人，听其亲戚迎于九仙门，“百姓相聚，欢呼大喜”。

　　八、从宦官手中收回兵权，以归朝廷。任命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代替宦官统领禁军，又任命革新志士韩泰为范希朝的行军司马，专掌其事。

　　诚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所评：永贞革新“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清代史家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所赞：永贞革新，“其意本欲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下之财赋、兵力而尽归之朝廷”，其所施为“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

　　刘禹锡曾写《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一诗，借中秋朗月这一美好意象，信心满满地抒发了对革新成就的美好期待：“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能变人间世，翛然是玉京。”中秋明月一旦升起，立马就能以其莹澈朗润洗净宇宙，洗净“人间世”的龌龊，令其变得美如仙境。如今看来，似乎已成现实。

　　饱读诗书的刘禹锡深知，像这样的君臣相得，齐心协力革除时弊，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挽王朝于累卵之上，且生立竿见影之效的革新，史上实属难得一见。自己得遇如此用世良机，何等有幸，于国于己，都应全身心投入，一时一刻，都须抓紧用好。《云仙杂记》记载：“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书尺，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盆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刘禹锡在革新中的投入之深，繁忙之状，地位之要，于此可见一斑。

　　鹤鸣秋境远

　　“便引诗情到碧霄”

　　“永贞革新”正有声有色地推进开来，原本病重的唐顺宗病情却日益加剧，正月即天子位，八月就禅位于太子，做了太上皇。受新政重创的宦官、割据藩镇和朝廷守旧大臣联手翻天，将新政彻底废除，将参与革新人士一一严惩。刘禹锡被远贬连州刺史，半道上，又被追贬为朗州司马。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朗州是个下州，仅辖两个县。中唐的司马则是一个闲职，朝廷常用以安置受惩处的官员。仕途顷刻间从云端坠入深谷，刘禹锡起初也消沉苦闷过，但文学家过人的感悟天赋和君子执着的担当精神，不久便让他振作起来。

　　朗州潮湿的气候，将刘禹锡的佩刀锈在刀鞘里，怎么也抽不出，破开鞘取出刀细看，刀刃刀背，全是鱼鳞样的锈迹，可怜的宝刀，“锐气中铜，犹人被病然”。有位客人得知，送给他一块磨刀石。锈刀在石上一磨，本色立显。刘禹锡好不惊喜，捧在手中，亲切把玩，“拭寒焰以破毗，击清音而振耳”，心赞其“故态复还，宝心再起。即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分，寄雄心于瞪视”。刀有利时钝时，常磨常利；人有顺时背时，常奋常顺；以雄心直视困顿，藐视困顿，终会跃出困顿，一往无前。他将这种感悟挥洒成一篇词丽气雄、意境高远的《砥石赋》，既自励，也激扬那些暂遭困顿的志士们。

　　稍后，他又将这种感悟写进诗中，遂有著名的《秋词》二首。其一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本能地把政坛革新精神，创造性地引入诗歌写作之中，遂令诗坛咏秋之作一挫千载肃杀之气，浩荡万古劲健不屈雄风。

　　的确如刘禹锡所说，此前1000多年间，从《诗经·四月》的“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屈原《九章·抽思》的“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到杜甫的《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悲秋几乎是诗界吟秋的永恒主题，直到刘禹锡的《秋词》横空而出，吟秋诗方别开生面，多了一个重大主题。

　　刘禹锡昂扬激越、促人奋发的秋诗还有不少，他晚年所写的《始闻秋风》也是这样的不朽之作，特别是其下半首“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被诗论家赞为“英气勃发”“可以照耀古今”。

　　刘禹锡以贬官身份任职地方的时间很长，任朗州司马近十年，后又历任连州、夔州、和州刺史，多属南方偏远贫荒之地。刘禹锡不悲不叹，恪尽职守，努力作出应有贡献。每到一地，都先搞清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风俗民情和前此历任贤能长吏所为，并以诗文颂之，激励自己。刘禹锡当年在朝革新，是为除弊救世，任职地方，更自觉把减少民瘼放在首位。每遇灾荒，他第一时间就上书朝廷，请求救济，并蠲免百姓赋税。同时发挥自己的歌诗特长，将亲见亲闻的乡村弊政和基层污吏丑行写成“俚歌”，让百姓歌之，以期传到朝廷，引起朝廷重视。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秋，刘禹锡被朝廷征还洛阳，终于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贬官生涯。北归途中，刘禹锡与白居易相逢于扬州。二位诗友已歌诗唱和多年，在此谋面好不欢喜。在二人相逢的宴席上，白居易首先举杯抒怀吟道：“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白居易借诗称赞了刘禹锡的才华，对其贬官二十三年的坎坷遭遇，表示了极度不平和无限感慨，抒发了二人同病相怜之情，感慨中也深蕴悲悯，格调低沉而压抑。

　　刘禹锡感谢诗友的深情，却也发觉白居易并不了解自己，于是举杯起身，朗声和道：“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一首诗顿时把席上的气氛昂扬振起，向上，向上，直达碧霄。这就是刘禹锡，任何时候，任何场所，都本能地闪耀着君子人格的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