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玉冰：率先在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曾心昊

　　近代以来，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压迫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开始觉醒，投入革命的洪流。对于江西这样一个在当时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何以能够诞生出如此众多的革命志士，一度引领全国革命风潮？袁玉冰等人率先在江西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不可忽视。

　　袁玉冰（1899—1927），江西泰和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中共九江市委书记、中共赣西特委书记等职，1927年牺牲于南昌。

　　在五四风雷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袁玉冰1918年考入南昌二中，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爱国狂潮迅速席卷全国，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随后在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全国许多城市都爆发了以学生、工人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1919年5月12日，南昌也开展了声援北京学生的运动，包括南昌二中在内的17所学校共3000余人组成游行警告团，到省议会、督军公署、省公署、教育厅请愿游行，要求致电北京，释放被捕北京学生，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袁玉冰以年级纠察员的身份投身运动。

　　在兴国县高兴圩成德小学读书时，袁玉冰便热衷于阅读进步书刊。1919年5月24日，袁玉冰和同学徐先兆、支宏江在南昌通俗图书馆第一次看到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便被所刊登的文章深深吸引，在当天的日记中兴奋地写下“诚新青年之宝笈也！”从此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李大钊等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青年袁玉冰的思想世界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使他认识到学生运动不能仅限于游行请愿、抵制洋货，只有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国才有出路。后来袁玉冰还向新青年社邮购《社会主义史》等书，并与四弟袁光钰畅谈社会主义的将来。

　　在李大钊培养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8月，袁玉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传播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正在此任教，袁玉冰经常聆听他的演讲、讲课，由李大钊主讲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等课程都是袁玉冰的必修课。在课堂学习之余，袁玉冰还向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借阅了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许多当时在国内还不多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在课下更加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知识。

　　在北京大学，袁玉冰还结识了高君宇、蔡和森、施存统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在他们的指导和带领下积极投身社会实践。1922年10月，袁玉冰加入了由李大钊、蔡和森等组织成立的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不久又加入了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成为核心成员。1922年底，经李大钊亲自介绍，袁玉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进入北京大学不到半年时间，袁玉冰在李大钊的培养下，迅速成长为江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遗余力传播马克思主义

　　创立进步社团及刊物。1920年夏，受五四运动影响，袁玉冰效仿北京青年学生，与南昌二中的黄道、徐先兆、石廷瑜、黄家煌、黄在璇、刘轶、支宏江共同创建了五四运动以来江西第一个进步革命团体“鄱阳湖社”，以江西省最大的湖命名，意为容纳百川，又终归大海，希望他们发起的南昌学生运动的小洪流能汇入全国学生运动的汪洋大海。这8个人时常在一起谈论国事、抨击时弊，探寻改造社会的方法，被同学们戏称为“江西八大家”。1921年元旦，“鄱阳湖社”易名为“改造社”，在南昌二中举行了成立大会，确定以改造社会为宗旨，最终目的在于使“黑暗的旧江西”变成“光明的新江西”，并发行《新江西》季刊作为社刊，袁玉冰任改造社主要负责人兼《新江西》主编。《新江西》第一期于1921年5月1日出版发行，封面是江西省地图，其中刊登了袁玉冰、黄道、黄在璇、刘轶等改造社成员对于人生社会看法的许多文章，后来又陆续出版了第二期和第三期。

　　改造社组织严密，对社员要求比较严格。经过反复酝酿，袁玉冰于1922年制定了8条社规，其中就有“社员只能信仰主义，绝对不能信仰宗教”，并要求社员对马克思学说有所研究。这表明在成立一年多以后，在中国青年受着各种思潮影响的时代下，改造社的主流思想倾向已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改造社社员后来也大都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江西各地早期党团组织的成员甚至是创建者。

　　深入工人群体中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工人运动的浪潮不断高涨，急需科学理论的指导。袁玉冰和改造社成员经常到工人群体中去了解情况，同一平印刷所的工人亲密交往，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还帮助他们组织成立了铅印工会，“使他们有觉悟，能自动，引着他们到光明的路上去”。同时，袁玉冰也极力为深受压迫、生活困苦的青年工人进行声援。在担任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时，袁玉冰以记者身份在团委机关刊物《红灯》上发表《为青年工人》一文，向江西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提出了“十八岁以下的工人，每日工作至多不能超过八小时”“禁止夜工及做危险和有害身体的工作”“不得使用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做工，厂家应设法维持该厂工人子女的生活”等8条要求，希望大会设法促其实现。

　　科学系统且通俗易懂地传播。《新江西》第三期上刊登了署名“冰冰”的《敬告青年》一文，是袁玉冰较为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作。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劳工专政这四个方面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核心，阐述了社会革命的起因和方法，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并号召青年们“要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像马克思一样做一个从事社会改造运动的战士。袁玉冰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发表的《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以目录学的方式，介绍了当时在中国出版界可以见到的、有一定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和期刊共28种，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概要与纲领性文件、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治经济学等，并且按照当时初学者适合的难易程度进行排列，便于中国青年选择学习。

　　袁玉冰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不仅注重科学系统，也力求通俗易懂。在《名词浅释》一文中，袁玉冰以直白朴素的语言解释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苏维埃、剩余价值等50多个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还很新鲜的词语，让马克思主义相关概念更易于为中国青年所理解和接受。

　　抓住“红色五月”的特殊时机进行传播。1927年5月初，袁玉冰利用包含了“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卅”这几个最有价值的纪念日的“红色五月”这一特殊时机，在南昌钟鼓楼的江西大舞台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马克思主义宣讲大会，作了关于怎样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专题报告，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四个专题。袁玉冰热情有力的长篇演说，深深地吸引了在场的1000余名听众。这次报告的部分内容也被收录进5月7日出版的《红灯》“红色的五月”特刊《今年红五月的新意义》一文中。袁玉冰称马克思“是位最渊博的革命理论家，勇敢的实行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催命符”，并为广大青年能更好地接受、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大声疾呼，“在每个生在列宁主义时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代，我们不但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在行动上在一切战斗中贯彻与活用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我们纪念‘五五’的新的深刻的意义”。

　　与各种“反马”“非马”思想作坚决斗争。1920年，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访华，并在江苏、北京、湖南、江西等地发表演说，极力反对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认为中国离不开资本主义。袁玉冰在《这是中国人到自由之路吗？》一文中指出了罗素演讲中很多自相矛盾和错误的地方，认为罗素所提出的“中国人到自由之路”是叫我们“南辕北辙”“贻误我们中国”，是要中国人民“走投无路”，他的方法“大错特错”。在《无产可共》一文中，袁玉冰对于中国要走什么道路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即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

　　针对当时许多青年深信不疑的胡适所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错误观点，袁玉冰也毫无保留地予以驳斥。他在给改造社社员黄在璇的回信中说：“彷徨歧途不知东南西北的青年，如果没有主义的信仰是再危险不过的”“中国社会没有时间来用渐进的手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急进中的能够实现的共产主义”“只要看他主张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很可以坚持我们的信仰了。所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只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配做我们的信仰者。”再一次捍卫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作者单位：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