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为生民立命的上海岁月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黄玮于媛

　　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西路，有一片静谧低调的历史保护建筑——静安别墅，它们建成于1932年，很多知名人士在这里留有足迹，其中就有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民国元老”——于右任。

　　1879年，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189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后于右任因诗获罪，被清政府通缉捉拿。逃亡上海路上途经南京，他在明孝陵前写下“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的诗句，救国救民的革命种子深深植入他的内心。此后，于右任加入同盟会，与师长朋友先后创办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筹办报纸，担任上海大学首任校长，将一腔热血献给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青年时代的于右任就立志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与上海的缘分缓缓开启。

　　创办“竖三民”等革命报刊

　　于右任办报，要从来到上海后说起。1904年，他躲到租界暂住在同乡吴仲祺家中，经吴仲祺结识了创办并担任震旦学院校长的马相伯，两人一见如故。马相伯得知于右任窘境后，破格录取他入震旦学院，并免去其学费。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入学，震旦公学成为他的栖身之地。在校期间，他协助马相伯一起创办复旦公学（即后来的复旦大学）。办学期间，报上一篇挑唆南北方人民感情的谬论让于右任勃然大怒，“始而惊，继而怒，终亦不知夫涕之何从也”。他的第一篇气势如虹的政论性文章刊载在《新民丛报》上，主编梁启超认为“于君所言，字字敬佩”，这让他对办报产生了浓厚兴趣。而真正促使于右任将办报付诸行动的是一次石沉大海的投稿。有一次，他阅读上海某报社论，见其诬陷革命为叛逆，当即写了一篇时评加以驳斥。没想到文章寄出后，既不见登也不见退，而报纸攻击革命的文章仍然连篇刊载。他意识到舆论工具的重要性，于是决定自己办一份报纸，宣传革命主张。

　　于右任的办报活动主要发生在1907年至1910年间。他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后三者合称“竖三民”），其思想亦随着办报生涯而不断进步。

　　1906年，为创办《神州日报》，于右任与邵力子共赴日本考察，在日本与同样心系救国救民的孙中山相识。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自此，于右任始终追随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前，孙中山授予其“长江大都督”职衔，并嘱其将《神州日报》办成“上海地区反清革命派的喉咙”。但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殃及报馆，重新复刊又发生了内部分歧，于右任遂离职而去。

　　初次办报受挫后，于右任坚持其办报初心，为筹备《民呼日报》在申城各报登启事，“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民呼日报》在上海诞生，报馆设于公共租界望平街156号（今山东中路，福州路口至南京东路一段）。《民呼日报》刊登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却让时任上海道台蔡乃煌如坐针毡，于右任因此也难逃牢狱之灾。他从监房里传出“宁死不停报馆”的话，但报馆同仁明白，“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他们含泪停办了该报。于右任出狱后，立刻又带着原班人马筹备新的报纸，在原《民呼日报》报馆隔壁的望平街160号，创办《民吁日报》。报名有三层含义：“吁”字与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于沉痛中犹含有幽默的意味；“吁”即“呼”去两点，这也暗喻即便清政府扬言要挖掉于右任的双眼，他仍将不停地呼喊。《民吁日报》创办后大量披露日本的对华野心，以及清政府的无能。在日方指控的重重压力下，清政府判令“该报永远停止出版”，并将于右任“逐出租界”。

　　由于租界当局严格限制，于右任无法再次“移花接木”，他奔波大半年后又办起《民立报》，暗寓立定脚跟作民喉舌、继续呼吁之意。《民立报》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仍为日报，于右任担任社长，宋教仁、吕志伊、范光启、章士钊等先后当主笔。此时蔡乃煌已落职离沪，报馆依然设于望平街，后迁到三茅阁桥堍（今延安东路、紫金路口）。《民立报》以大量篇幅宣传孙中山在国外的演讲和活动，同时把报社当作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联络、指挥机构，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民立报》首先报道，随即专门开辟“武昌革命大风暴”专栏，以整版篇幅介绍起义的进展。当年12月31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专程赶到民立报馆看望大家，并亲笔手书中文题词：“勠力同心”，英文题词为“‘Unity’is our Watch World”，勉励大家保持斗志，呼吁革命党人始终团结一致。1913年，宋教仁遇难前，曾在民立报馆开会，会后动身到火车站，黄兴、于右任等一路送行。检票时，宋教仁中弹被刺，于右任等人扶宋教仁到车站休息室，并叫急救车。车上，宋教仁口述遗嘱，于右任记录。最终，宋教仁因伤势过重与世长辞，葬于今闸北公园，于右任忍痛亲自为其撰书碑文。

　　执掌上海大学

　　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失败后，于右任回到上海，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改组工作。此时，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因在军事和政治上屡遭挫折，遂倾心于文化教育事业，以图培植人才，积聚革命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急需培养干部，以开拓革命事业，也十分重视兴学育才。于右任则赞成国共合作，认为“社会党（指中国共产党）乃吾国新起为政治活动之党。吾闻其党多青年，有主张、能奋斗之士”“不得不寄厚望于他们”。

　　于右任拜访了刚刚从广东抵沪的孙中山，认真总结经验，反思过去。他说：“失败之后，回念平生，非敢言觉悟也。因思以兵救国，实志士仁人不得已而为之，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多年的奋斗奔波使他深切地体会到以学救人，培养有知识的革命人才，才是当前革命发展的急需。

　　那时，上海私立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办学混乱，全校师生迫切希望一位有名望的革命人士出任校长。他们想在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邀请一人担任校长。当时陈独秀是中共中央局书记，又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南北奔波，行踪不定；国学大师章太炎对现实极其不满，闭门谢客；于右任曾在上海创办过四大报刊，“大声疾呼，为民请命”，又在沪创办过中国公学、复旦公学，在上海享有威望。

　　学生们派代表面见于右任，恳请他出任校长。在邵力子、柏文蔚、柳亚子、叶楚伧等人的帮助和促成下。于右任同意与邵力子一起办学，于右任出任校长，邵力子任副校长。于右任亲书校牌，定名“上海大学”。

　　作为一校之长，上任伊始，百事待举。于右任自担庶务，为师生所敬仰。他将“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作为上海大学的办学宗旨，自筹经费1万元用以办学。1923年2月，孙中山亲自批准了广州国民政府每月拨款1000元补助学校。1924年7月，于右任致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自8月起将补助款增至每月5000元；1925年6月，于右任致函国民党中执会请求筹措建筑校舍经费；1926年6月，他又致函张静江转国民党中执会各位委员，催拨建筑上海大学江湾校舍补助费……

　　于右任尽己之所能，扶助上海大学发展壮大。蒸蒸日上的上海大学，汇聚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和名师贤达任职任教：聘孙中山为名誉校董，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章太炎、张继、马玉山、张静江、马君武、王一亭等20余人为校董；任命陈望道、邓中夏、瞿秋白、李汉俊、章太炎、李大钊、田汉、朱自清等专家学者为教员。一时间名家荟萃、群星灿烂，上海大学成为我国东南地区著名高等学府。

　　上海大学还受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托，代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有些陕西籍学生不远千里来到上海，如马文彦、张仲实、邹均、王超伯等，就住在于右任上海家中。当时，于右任常年在沪广两地奔走，有些学生由于路途遥远错过了考试日期，联名写信给于右任请求疏通。于右任安排接待这批学生后，当即写信给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要求补录。他给蒋介石送去一副对联，“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蒋介石把这副对联挂在自己办公室里，作为座右铭，并叮嘱下属：“凡是于先生介绍来的学生，一律收下。”上海大学也有不少学生投笔从戎，报考黄埔，他们不怕吃苦、不避艰险，在后来的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上海大学逐渐崭露头角，享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北有五四时期的北大，南有五卅时期的上大”的美誉。

　　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不久，世界著名物理学家、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爱因斯坦来到上海。于右任对爱因斯坦的光临表示欢迎，对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表示由衷钦佩。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西摩路校舍（今陕西北路南阳路路口）被公共租界当局武装占领，上海大学师生被迫离校。同年6月7日《申报》就有报道：“上海大学被封后，一部分学生即迁住于校长家中，席地而居，其形狼狈。于夫人黄韧艾女士筹洋二百元，维持该生等目前生计，并致电于氏，促其回沪，共商善后。”收到电报后，于右任马上交涉此事。上海大学于1927年5月被武力封闭后，师生散于各地，各行其志，于右任执守师生之谊，对上海大学校友关爱有加，多有提携。

　　革命伉俪

　　于右任在上海工作之余，也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去江浙一带游玩，他与第二位夫人黄韧艾就是在苏州结识的。黄韧艾于1928年9月19日去世，年仅43岁。黄韧艾在世期间，二人感情甚笃。于右任从事革命，几遭不测，黄韧艾四处营救，始得出险。他们的主要居住地就是上海，而这段时间也是他们生活最拮据的时期。其间，于右任往返于沪陕之间，潜心办报办学，为革命奔走呼吁。1918年至1922年间，于右任以一介书生任靖国军总司令，与军阀苦斗四年有余，以一隅之地抗北洋军阀八省之众；1922年，靖国军解散，于右任回到上海，创办上海大学；1926年后，任国民革命军联军副总司令、驻陕总司令；1927年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未就任）；1928年，于右任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中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1930年，当选监察院院长（审计院改为审计部，隶属监察院）。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使他在长达34年的监察院院长生涯中恪尽职守、不畏强权、直言敢谏，虽总不如人意，但他依然抗争到底。而上海，仍是他常来常往的城市。

　　不舍别离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于右任公开支持“罢战言和”。4月16日，周恩来请中共代表、于右任女婿屈武转告于右任：“倘若南京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我们马上渡江，到时请于先生留在南京，我们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和张澜、沈钧儒、李济深等一起筹备新政协。”

　　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于4月20日横渡长江，直逼南京。4月21日，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带着卫兵找到于右任说：“请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备好，去上海或广州，由您决定。”于右任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哪知那名军官气势汹汹以威胁的口吻坚持道：“必须马上离开，飞机已经准备好了。”说罢，没等于右任把衣服穿好，就强迫他驰往机场，于右任只好说，那就送我去上海吧。

　　回到上海的寓所后，于右任见了家中几个小辈。此时，长子于望德已经成家立业，偕妻在南美任外交官。次子于彭说：“爸爸，您是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蒋先生怎么会让您留在大陆呢？今天早上，有几个可疑的人一直在屋子附近转悠，恐怕来者不善，我们得多加小心。”此时，广州派来的飞机已在机场等候。

　　这便是于右任最后一次上海之行。临上飞机前，他拄着拐杖，驻足回望，往事奔涌而来。这一眼，深深地将无限留恋与不舍镌刻心中。

　　（作者黄玮系于右任重侄孙女，民革上海市委会宣传部干部；作者于媛系于右任侄孙女，中华于右任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