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程 强 高贤栋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喉舌，始终坚持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华报》概况
《新中华报》创刊于1937年1月29日，初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是全面抗战时期边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新中华报》创刊发行之际，正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新中华报》面临的局势与之前任何党报党刊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达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成为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为适应抗战需要，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改版，从原来的5日一期更改为3日一期，增强了《新中华报》的时效性，使《新中华报》得以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的抗日和革命事业。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但当时大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进行翻译，还没有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直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才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作为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新中华报》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经典理论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深刻把握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新中华报》紧紧围绕和时刻践行毛泽东在1937年6月5日提出的“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传播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作为重要工作展开。1939年5月23日，《新中华报》在第4版开设了专论板块，刊载了许之桢的《为掌握布尔塞维克主义而斗争》。许之桢表示：“毛泽东在党的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文中还强调，“客观环境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基础来正确的领导中国革命，要求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给以具体灵活的理论上有力的领导。”黎平在《防共即是助敌灭华》一文中也强调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世界上最科学的理论，是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并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以及全人类伟大解放的旗帜。”
《新中华报》在宣传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同时，立足于时代命题，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1939年，《新中华报》开始改版，新版《新中华报》摒弃了单纯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僵化模式，转而从具体人物和事件入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进行多维度宣传。例如，1940年6月28日的《新中华报》刊载了《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一文，文中详细阐释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哲学思想，强调要将哲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借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新中华报》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是机械的去背诵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是具体的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它不仅解决世界革命一般问题而且解决世界革命的每个国家的具体问题”。《新中华报》通过积极传播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探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从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解决本国实际问题开始的。《新中华报》通过刊登文章引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加以探讨，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在第4版刊载了柯仲平的《谈“中国气派”》，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柯仲平在文中指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这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柯仲平认为“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你没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老百姓决不会相信你的领导”。并强调“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该中国化，其他优良适合的西洋文化也同样是应该中国化的”。为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新中华报》在1939年4月28日刊登了艾思奇的《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艾思奇表示：“五四文化运动所培养出来的最大的两株文化树，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了的三民主义。”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有着深刻认识，他强调“为什么五四文化运动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艾思奇认为“老子、墨子、孔孟，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华报》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的阐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深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新中华报》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着艰苦的斗争，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充实，更加丰富了，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运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大大发展起来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战斗中正确的、具体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革命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因此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革命运动先锋队。”《新中华报》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探讨，表明在与时俱进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准确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
纠正错误思想
《新中华报》发行前后，党内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将共产国际决议、苏联经验神圣化等错误倾向，《新中华报》勇于同这些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日本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一部分人对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终胜利抱以悲观态度，为遏制这种风气，《新中华报》积极发文纠正错误思想。1939年7月7日，《新中华报》刊载了毛泽东的《团结到底》，毛泽东强调“对于共产党人，不许可同人家建立无原则的统一战线……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也不许可有任何共产党员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新中华报》于同一期又发表了《拥护中共中央的伟大宣言》，强调“必须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原则下，去正确的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即是：对于坚决投降和反共分子，必须反对，并粉碎他们，对于凡非坚决投降和反共的人，必须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在这里，全国人民与一切共产党员，一定要忠实执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正确方针，要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原则之下，去团结一切坚决抗日党派军队团体和个人”。
1940年8月13日，《新中华报》在社论发表《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右倾错误》一文，文中指出“必须纠正我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所发生的个别的‘左’右倾向”。并强调，“既然‘左’倾或右倾错误，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有妨碍，就必须都加以纠正，所谓‘左’的比右的要好些的观念，应该彻底肃清，必须认识‘左’倾错误与右倾错误都是危害党和革命利益的。”《新中华报》通过反对“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纠正了党内不良风气。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VIP课程推荐
APP专享直播
热门推荐
收起
24小时滚动播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视频，更多粉丝福利扫描二维码关注（sinafi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