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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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 刀
看点
在唐宋诗词盛极的前夜,六朝文人以一套独特的、镶嵌式的方式参与了文化传承,生产了呈指数级增长的文化财富。《何以成诗:六朝诗赋中的思想传承与意义生成》一书展现了诗人们在哲学与文学之间落笔成诗,创造性地运用了异质多样、千变万化的文本和文化资源,展现了他们异彩纷呈的创作才能、思想理念与内心世界。
这是一个注定载入文化史册的盛会: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举办了一场春禊集会,包括谢安、谢万、孙绰等41位诗坛文人齐聚茂林修竹,流觞曲水,纵酒狂诗,畅叙幽情。王羲之曾以一首324字的《兰亭集序》,记录了这一文坛盛况。有研究者视此为“山水玄言诗在东晋兴盛的一大旁证”。然而,衣冠南渡,梦牵故土,面对纷乱,寄情虚幻的山水玄言诗,这是六朝文人为积郁情绪寻找宣泄出口的不多选择。
“拼装匠”嵇康发掘文化记忆
在唐宋诗词盛极的前夜,面对混乱的时代现实,六朝文人阶层以一套独特的、镶嵌式的方式参与了文化传承,生产了呈指数级增长的文化财富。《何以成诗:六朝诗赋中的思想传承与意义生成》一书中,作者田菱借助互文性理论考察典故与引文,对嵇康、孙绰、陶渊明、谢灵运以及兰亭诗人的诗赋作品展开细读,探讨了它们与《老子》《庄子》《周易》,乃至《诗经》《楚辞》《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之间的复杂关联。诗人们在哲学与文学之间落笔成诗,创造性地运用了异质多样、千变万化的文本和文化资源,展现了异彩纷呈的创作才能、思想理念与内心世界。
《何以成诗:六朝诗赋中的思想传承与意义生成》书中探讨的第一个人物是嵇康,在本书人物年龄序列中最长,对后来者存有一定的影响力。作为“竹林七贤”核心人物的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田菱认为这正是“老子政治哲学”的延伸。嵇康“更为显著地利用了他所掌握的各种诗歌、哲学和文化资源”,田菱称其为拼装匠,同时认为,嵇康这种“以文本形式将文化作为对象的运用,也意味着发掘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记忆”。至于拼装,本质是对那些达成历史文化共识思想的一种时代化引用,其优点在于既可以表达心境,又可以因为文化共识规避因误读可能导致的灾祸。古往今来,文学更多时候还是作者内心的阐释。现实中的嵇康并没有如诗中那样与生活场域完全割离,“出世守静”的清淡只是他的表象,内心还是充满挣扎。后来他因替好友出头招惹了“路人皆知”的司马昭,最终未能逃脱杀身之祸。现实的悲剧表明,“出世守静”一旦落到生活中,往往需要直面太多残酷现实的煎熬。
孙绰与陶渊明是一对有趣的比较对象。孙绰被当时奉为“一时文宗”,田菱表示,“孙绰感悟了从大自然中抽象而来的隐逸守静之美,发掘了形而上的玄理”。相较同时代诗人倡导的出世生活,孙绰的认识更显理性,他认为,“即便是那些在山林之间享受‘嘉遁’的人,也要背负起樵采维生的重担”,一个人能否真正做到超越,“不在于一个人处于怎样的物质地位(在朝为官或归隐山林),而在于他能够做到精神上的超脱,不会为情所累”。相较于嵇康的迷茫与困顿,孙绰无疑更具现实性,正所谓大隐隐于朝——只要是隐士,哪里都是隐身栖息之所。
“一壶老酒”陶渊明的诗性哲学
陶渊明像是一壶陈年老酒,直到600年后才在宋代逐渐引人注意并一路“走红”。“清淡”是玄言与山水诗的共有标签,但二者之间还是存有细微的差别。田菱认为,“山水诗以具体形象‘山水媚道’,玄言诗以抽象概念‘以理证道’;山水诗情、景、理三合一,玄言诗纯理性客观说理”。更重要的一点是,山水诗之所以得以流传千古,盖因“山水诗的文学功能符合了中国人重感性、重主观、重传统的民族心理特点”,更能从情感角度与后世读者产生共情,这显然是以推崇“以理证道”、偏虚幻近枯燥的玄言诗难以比拟的。这或可解释,为什么600年后,陶渊明逐渐取代了孙绰等人,成为新的山水诗人代表。
田菱认为,陶渊明借用了《庄子》甚至还有《列子》的一些思想,消化吸收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陶渊明的诗学有着若干核心主题,如生死、隐逸、道德准则等”。还有,“他在生死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立场——死与生是等齐的,死亡不再是一种终结,而是众‘化’的其中一个”。陶渊明关于生死的这一表述不仅具有诗性,更饱含深厚的哲学内涵。
从历史纵深视角看,紧步六朝之后的唐宋两代,诗词歌赋迎来了大爆发期,这也是诗坛历史上少见的高光时刻。虽然唐宋两朝山水诗较六朝有所区别,但从诗风及数量看,崇尚陶渊明的更接地气,更易为文人所接纳,寄情山水,越来越成为文人墨客推崇的文学表达方式。
事实上,六朝寄情山水的不只有诗,还有画。作为同时代的著名隐逸人士宗炳,曾以《画山水序》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理论基础,宗炳因此被誉为中国山水画理论的开山鼻祖。宗炳崇尚山水画,是因为坚信“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其根本在于透过山水画达成思想层面的“悟道”。诗画本就是一体,但在文化层面,诗往往先于画,尤其是早于山水画。从文化层面看,六朝“山水”思想从文字向图景方向的拓展,又像是山水诗文抽象内涵的具象式表达。
六朝诗赋跨越秦汉的哲学化用
在六朝,谢灵运“被视为代表了‘自然’的最高境界”。谢灵运对《易经》的爱深入骨髓。“在谢氏现存的102首诗中,有25首至少一处或多处出自《易经》”。田菱通过梳理分析发现,谢灵运对《易经》文本的引用,不仅仅在于爬梳剔抉哲学精华,还在于试图以此为理论基础,然后在现实山水中寻找阐释的载体,所以他认为,“如果不曾亲眼见证,亲耳听闻,那么所有理解古人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如果没有走遍天下,就不可能讨论古人的意图,所谓‘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
互文性,是田菱在本书中反复分析论述的重要内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是写作,就无法避免对前人文本的化用与阐释。没有化用与阐释,便没有文学,便只剩僵硬枯燥的文本。或者说,文本的传承,本就是一个吐故纳新、消化吸收后再输出的化用过程。在化用的过程中,六朝的诗坛巨匠们就像一个个包罗万象的大数据,通过内在逻辑连接,形成新的哲学成果。
再回到1600多年前的兰亭诗会现场。田菱认为,“兰亭诸诗起到了一种平台的作用:诗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对‘道’的理解,也可以展示自己的机敏才智”。从现存的玄言诗看,“绝大多数是在群体活动中创作的,或是以赠答交流形式写就的”。兰亭盛会的牵头人王羲之题写的《兰亭集序》,在不自觉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记忆,他的诗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山水诗,使兰亭诗人群体就此发现一切自然界的风物都可作为审美对象,并且可以通过物化大自然,感知诗与道。
六朝文学批评家钟嵘曾指出,“一切诗歌都滥觞于《诗经》《楚辞》两大源头,但两晋之交新流行的说理诗风,却打破了这种源流传承。”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六朝诗赋跨越秦汉的哲学化用,才为唐宋诗词歌赋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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