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月港的兴起,开启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白银时代”。图为位于漳州龙海区海澄镇的古月港码头。 胡智勤 摄](http://n.sinaimg.cn/spider20240823/756/w1000h556/20240823/7ba2-78db73486764a139a957d59a5c3cc2c3.jpg)
![漳州军饷银币(资料图片)](http://n.sinaimg.cn/spider20240823/372/w1000h972/20240823/ee93-6e5100dc326c3e7ab3289998cca625e3.jpg)
![1752年西属墨西哥的8Real双柱地球币(资料图片)](http://n.sinaimg.cn/spider20240823/373/w1000h973/20240823/5b77-d80e5a6b1b0337a622301ae6dbc99311.jpg)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资料图片)](http://n.sinaimg.cn/spider20240823/293/w1000h893/20240823/500d-4db90140490add0905d9e7d8d55255b9.jpg)
![小朋友在漳州市博物馆数字展厅欣赏番银数字展品。赵文娟 摄](http://n.sinaimg.cn/spider20240823/150/w1000h750/20240823/a809-43e479154030408673b7c84adb68a9cc.jpg)
这个暑期,“瓷影银光——漳州海丝贸易瓷器与银币特展”走进武汉市博物馆、太原市博物馆,向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展示独具漳州特色的海丝遗珍。
明隆庆元年(1567年),僻处海隅的漳州月港一跃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民间海上贸易始发港。在这里,海舶鳞集,商贾咸聚,东西交融,瓷器、纺织品、茶叶等货物通过月港输出海外,在贩回海外物产的同时,也换回了大量外国银元,闽南人称之为“番银”,由此开启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白银时代”,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民俗产生了深刻影响。
“历代兴盛事,尽在钱币中。”“白银时代”早已随历史车轮滚滚而去,但通过一枚枚斑驳的银币,我们仍能窥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明清中外海上贸易的盛况,领悟货币政策对王朝兴衰的深远影响。
西风东渐的番银
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大明朝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据文献记载,葡萄牙人最早抵达漳州海面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此后,葡萄牙人在漳州海面持续进行隐藏式贸易,长达30年之久,并且曾经在九龙江口浯屿岛建立贸易居留地。
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开放部分海禁,于月港开设“洋市”,“准贩东西二洋”,月港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漳州的瓷器、纺织品、茶叶等货物通过月港源源不断输出海外,换回了大量外国银元。明代学者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也无几。”
“最早输入漳州的番银,就是西班牙在拉美属地所铸造的块币。”福建省钱币协会理事、漳州文史专家林南中说,块币因其重量相对稳定、成色标准化,可以按枚点数、论枚计值,便于百姓交易,很快在闽南地区广为流通,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锄头楔子银”。《天下郡国利病书》亦有载:“西班牙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
西班牙银元自1535年手工铸块币开始,至1732年半机制铸造的双柱地球银币,再到1772年更加规范的西班牙国王双柱银币,因制作规范、规格统一、便于交易与携带,一直是当时世界贸易的主要货币。“在我国,‘一块’也称为‘一圆’,正是由西班牙银币单位而来。”林南中介绍,西班牙银元深刻地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像双柱地球银币,正面图案为王冠覆盖下的东西半球,而两侧是西方神话故事中的大力神海格力斯之柱,柱上有卷轴缠绕,呈“S”形,当今货币名称前的货币符号“$”便是由此而来。
自16世纪末起,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加速扩张,有“海上三驾马车”之称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货币持续不断地流入闽南,以18、19世纪的铸币输入较多。《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四》记载:“至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闽、粤之人称为番钱,凡荷兰、佛朗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计。”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量铸造精巧,重量、成色统一的外国机铸币输入币制落后的中国,并由沿海深入到内地。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英国“站洋”、法国“坐洋”、美国“拿花”等外国银元相继进入我国货币流通领域,各霸一方,加剧中国币制的复杂。在闽南一带以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英国“站洋”的流通使用量较大。
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长达将近400年的时间里,大量番银不断流入闽南。林南中说,目前在闽南地区已发现的番银,来自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大国,东南亚以及拉美地区和非洲的毛里求斯等共计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大、国别之众、版别之多甚为少见,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货币流通现象。
推动中国币制改革
“明朝初期,货币流通为钱、钞并行,朝廷铸钱币,而禁止金银作为货币进入市场。”龙海海丝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智猛说,1567年至1644年,从漳州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约为3.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全国的一半以上。月港贸易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币值计算方式与计算单位,从“银币”重量计算向“银圆”币值计算转变,并以白银作为通用货币,换取实物,开启了中国的“白银时代”。
白银的大量积累和流通,还推动了“一条鞭法”赋役制度改革,将原来民间缴纳的复杂赋税、劳役,统统折算成银两,由“实物税”变成“货币税”。农民拿谷物、丝绸卖给商人,换成银子上交。这大大提高了税收效率,充实了国库财政,同时推动了白银货币化进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道光时期,我国商品经济已有明显发展。然而,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的纹银,仍采取分散、自由铸造的方式,在全国没有统一的规格,重量、成色、平砝各异,每一次支付都需要经过鉴别成色、称重等复杂手续,无法满足资本周转迅速的要求。商品市场上亟需成色、重量和规格标准统一的银铸币。
与此同时,大量规格统一、价值稳定、易于携带和储存的番银在市场上流通,成为闽南市场主要的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出现“番银之用,广于库银”的现象。
“然而,外国银元含银量为90%左右,市场价值高于实际价值。”林南中说,许多西方国家商人将银元带入中国后,与“十足”纹银兑换再运往国外,利用二者之间的差价获取丰厚利润,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期间,外国商人通过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换取了大量白银,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巨额赔款使中国白银外流更加严重。
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前后的40年间,中国白银流出总量达4.5亿两,几百年的财富积累消散殆尽。白银愈少,银价愈高,造成“银贵钱贱”的状况,出现了足以引发经济崩溃的“银荒”。19世纪初,制钱1000文可兑换白银一两,到1849年,制钱2355文才能换银一两。白银短缺,银价大幅上涨,而老百姓仍然要从商人手里购买白银,以缴纳各种赋税,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面对“银荒”肆虐,林则徐曾主张“自铸银元”,以自铸银元取代洋银,并对货币问题提出“贵在流通”的看法,但遭到道光皇帝的拒绝。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设银元局铸银元成功,开启了中国从“银两制”过渡到“银元制”的历史。因所铸银元镌有龙形,故称“龙洋”。
江智猛说,“龙洋”发行,一时给清廷带来了久违的银钱稳定、商贸复苏、朝野振奋的良好发展局面。但几年后,一些地方便自行其是,所铸银元纯度下降,重量锐减,很多地区又恢复为银两时期的称重剔杂交易方式,国家币制继续混乱。
在朝廷有志之士尝试自铸银元,挽大厦于将倾之际,漳州在“龙洋”铸造之前,也出现我国早期的地方自铸银币——漳州军饷。该币成色98%,直径在38至40毫米之间,重量在21至23克之间。正面上方横书“漳州军饷”,下有草书花押,背面上横书“足纹”,下书“通行”。林南中说,在当时,漳州军饷仍属于手工打制币,制作较为古朴拙巧,但铸币大小、重量、成色等都受到番银影响,同时融入了中国文化的书写及花押特色。
“白银大量流入为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货币支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压力,也助推了中国货币体系的变革;另一方面,带有经济侵略性质的白银流入也造成了通货膨胀、货币体系混乱和社会不公等消极影响。”林南中说。
融入闽南生活文化
清朝宰相蔡新曾这样形容番银在闽南的地位:“若一禁止,则船皆无用……以商无货,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可见,清朝时期,海外贸易已与闽南百姓生计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漳州,人们买东西问‘多少钱’,都是说‘多少镭’。这个‘镭’字,就是从西班牙货币单位‘REAL’而来。”林南中说,西班牙银币在明末开始流入漳州并逐渐广泛使用,货币单位在西班牙语里称为“REAL”(瑞尔,缩写为R),按重量不同,分设有8R、4R、2R、1R、1/2R五种不同币值,主币为8R。各种不同币值的银元,极大方便商品交易和流通。于是这种闽南语读音为“镭”的银元就渐渐流通开来。由此足见番银的流通和使用,对漳州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清中叶至民国初期,漳州的广大地区官方以及民间交易、纳税等经济活动,大多以番银作为结算币,这从当时的银票、借据、地契以及文书中大量使用“佛银”“佛头银”“英银”等货币名称可以得到印证。
可以与此印证的,还有散落在漳州各处的寺庙碑记。在龙海区角美镇东美村东美宫立有一块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捐修碑记》,碑文内容有“景利捐佛头银壹百捌拾大元、明蓼捐佛头银壹百陆拾大元……华封马剑贰拾元……天生马剑陆元”等字样;在诏安县汾水关长乐寺,一块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石碑“重建分水关观音亭碑记”,上面镌刻62个捐款人中,捐献银两的占11人,其余51人都是捐献银元;在芗城区官园威惠庙有一清嘉庆六年(1801年)的石碑,上面的捐款数额都是银元,其中许多捐资额使用到“角”币。“当时中国还处于银两制时期,说明漳州以‘角’作为货币单位的使用在国内开了先河。”林南中说。
番银除了用于经济活动外,因其具有保值功能,币面上又大多铸有帝王头像,百姓认为可以镇灾辟邪,因此将番银赋予民俗功能,融入日常生活中。
“现在,在漳州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女方都要用‘七连贯’吊在轿子前,作为嫁妆之一的习俗。”林南中介绍,所谓“七连贯”,就是用7个外国银元焊成一串银链子,老百姓认为可以避灾驱邪。用于制作“七连贯”的番银多达上百种。到小孩子满月时,这条“七连贯”银链要挂在小孩子的身上,表示吉祥,寄托让小孩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
此外,女子出嫁时,装嫁妆用的箱子要放置银元来“压箱底”。番银还被改做成头饰、纽扣等民俗用品,常常被用于陪葬和窖藏。这样的风俗习惯至今仍在漳州许多农村地区存在。
番银不仅深深影响了漳州人的日常生活,也在闽南地区形成独特的番银文化。
今年58岁的林南中,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记录、推广番银文化,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了30多个国家的七八百枚番银,并较为系统地梳理漳州番银的发展历史,出版了《闽海币缘》《漳州外来货币概述》等书籍。他带着这些故事走进图书馆、校园、直播间,开展番银相关主题讲座,让那段尘封的历史跃然眼前。
“番银文化作为漳州海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更多研究和传播。除了在漳州市博物馆的海丝厅有固定陈列外,番银展也是我们馆对外交流展览的一个重要项目。”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介绍,目前,漳州番银展已到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银川、武汉、太原等十几个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交流展出,让闽南海丝故事传得更远。
一枚枚跋涉千里的银币,承载着我国古代海上瓷器贸易的艰辛与辉煌,见证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也昭示着在时代洪流的推动下,世界各地联通与互融的脚步从未停歇,并将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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