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中华文明的见证_新浪财经

转自：法治日报

□ 祝勇　　长城从来不是作为边界存在的，它只是文明的分界线而已。这条文明的分界线，其实也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因时代而变化的，这就是长城不断摆动的原因。严格来说，将文明分开的，不是一条明确的线，而是一个带。　　在历史上，总有一些道路会想方设法地绕过长城，深入彼此的文化区域中。所以，尽管长城试图阻止道路，并已不容置疑地表明了它的权威，但道路却从不躲避那条厚重的城墙，而是时常与它纠缠在一起。

从齐长城到秦长城

　　作为历史上最早的长城，齐长城最初是从河堤防洪工程脱胎出来的。但谁也没有想到，那些高高低低的堤坝，后来会成为阻挡入侵者的堤坝。我们从《左传》中得知，公元前555年，在晋国的号召下，诸侯的联合部队向齐国发起攻击，齐灵公说了一句“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堑壕里挖出泥土附在堤防上，加高堤坝以防入侵之敌。这些泥制建筑，实际上已经具有了长城的性质。　　齐长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起来，日复一日地加大它的体量，像历史本身一样，变得日益粗壮、厚实、冗长。在历经了齐威王和齐宣王两个时代后，长城已经在公元前6世纪的阳光下完形。　　后来，齐桓公收到了来自燕国的求援，当时的燕国已经被山戎和东胡的部落搅扰得坐卧不宁。根据管仲的建议，齐桓公亲率大军，前往燕国，与山戎和东胡作战。山戎军队一路溃逃，齐国与燕国的联军，一路追击到孤竹国。　　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燕国在它的北方边界修筑长城，来阻止山戎和东胡的袭扰。与齐、楚长城不同，这是在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建立的第一条隔离带，而辽宁，刚好被划在隔离带的内部。那是在辽宁境内较早出现的长城，是公元前3世纪的燕昭王（公元前300年—前284年）时代，紧随赵国的“阴山长城”之后修建的。这条自造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子）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厚实的石墙，把东胡人的呐喊与马嘶隔在了外面。这是战国时期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　　横亘在各国间的长城，最终没能挡住秦国军队的铁蹄。齐桓公的伟业很快被遗忘了，一场更加宏大的事业已经开始。秦始皇废除了建立在各国间的长城，建造了更伟大的长城，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上把自己的帝国包裹起来。　　灭掉六国之后，秦始皇只剩下一个敌人，那就是北方的匈奴。每当他站在宫殿的台基上向北眺望的时候，他的想象都会被一片浩瀚的绿色所吞没。他决定建造一条巨大的城墙，来抵挡匈奴人的进攻。即使在今天，这条城墙也堪称世界上最宏大的建筑，而它的建设，只用了20年的时间。　　《史记》等史籍记录了长城的成长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　　透过纸页，我们听到了长城初建时乒乒砰砰的声音。我们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个巨大的工地。秦朝是一个拥有两千万人口的国度，而参与筑城的人口已超过六十万。除了长城以外，如此规模的建筑工地不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过。长城就在一片喧哗声中诞生了，这是数十万人参加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合唱，在合唱史上也是空前的。它将喘息声、呻吟声和呐喊声汇集在一起，像大河一样波澜壮阔，经久不息。　　当我们沿着辽西的山地行走，就可能看到那些古老的基石，它们的奠基年代，大多是在战国和秦汉时期。秦时明月汉时关，连同当年的血液、咆哮和肉体，都被时间化解为微量元素，消失在荒草下面。历史就是由那些微量元素组成的，古老的长城匍匐在大地上，仿佛一条隐隐约约、曲曲折折的线索，引导我们回到过去，也指引我们走向未来。

在400毫米降雨线上耸立起来

　　历史学家将400毫米降雨线，作为划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分界线。400毫米降雨线的出现，则划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它们并存，而且无法互换。仿佛精心设计的寓言，牧民和农夫的角色，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由他们所处的土地的性质决定，他们一旦进入对方的区域，就会转换身份——农夫如果向北越过这条线，就变成了牧民；牧民如果向南跨越了这条线，就变成了农夫。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牧民还是农夫，都无法带走自己的草原或者田园，而只能选择与环境最适宜的生存方式。这条降雨线，于是成为两种文明的漫长的边界。牧民与农夫的博弈，就是沿着这条线展开的。　　这时，一个惊人的事实出现了。长城，刚好在这条降雨线上耸立起来。它如同一道篱笆，分开了牧民和农夫的土地。仿佛长城的建造者是建立在对降雨量的精确测量之上，它们的线路惊人地吻合。　　长城准确地出现在文明的分界线上。如同喜马拉雅山脉是两个大陆板块发生物理冲撞的结果一样，长城在地表上隆起，原因在于两大文明板块的相互冲撞与挤压。有学者甚至企图透过气候变化的规律，寻找匈奴—突厥—蒙古人入侵中原的周期性规律。学者们居然能够通过温度与湿度的曲线变化，感受到历史的跌宕起伏。　　在中原王朝看来，长城是制止胡人和东胡人的最有效武器。无论多么快速的马队，在城墙面前都不得不停下它们的脚步。如同一层坚硬的铠甲，长城为“诸夏”与“狄夷”划出了一道安全的距离。“我们能够想象出那五里墩生起篝火时的壮观景象。边塞上的杀戮已经开始，马匹在交汇处昂起了头，长啸之间传来人头落地的声响。刀锋与刀锋在刹那间相逢，使人与人的缝隙里闪现出火花——另一些人则登上了设置在高处的五里墩燃起狼烟，笔直的烟雾升到高空，被五里之外的另一五里墩上的观察者所目视，便燃起了自己的那一个。我们便看到一列高高的烟柱均匀地排列在大地上，它从杀声之中起始，一直深入到人的幸福，使那里的安宁得以动摇，使襁褓中的婴儿从那烟柱里谛听到自己的啼哭——那烽烟构成了世界的边界，环绕着能够容纳我们的时空。”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被放大到极致的墙的意象，长城耸立起来了，它像一个巨大的标志，对牧者与耕者的身份进行了划分。　　在谈到降雨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由于欧亚大陆上每年的降雨并不是平均的，这使400毫米降雨线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南北移动，并使草原与田园的面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长城，也随着降雨线的摆动而摇摆不定。长城，则始终不渝地追随着那条看不见的降雨线，随时听从它的旨意。

寻找最古老的长城

　　为了寻找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我曾经多次在大地上游走，企图与那条业已消失的古代长城不期而遇。这不仅要看我们的运气，还要看我们的悟性。一个高明的寻访者理应能够通过山脉的走势判定长城的位置。敏感的人也会在那些山岭上得到风的暗示。所有消失、弥散的微量元素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下突然遇合，像梦一样悄然复活。然后我们停下来，面对眼前的一道岭，谛听，在心里说，那就是从前的长城吧。　　在建平县北部努鲁儿虎山的山腰上，我终于找到一段燕长城遗址。那里差不多已是古代燕国的极北之地。　　燕长城的建立，与一个名叫秦开的人密切相关。他本是燕国大将，在燕昭王时期（公元前311年—前279年）的一次战斗中，成为东胡的战俘。但战胜东胡人的念头在他心中从未泯灭。战俘的身份未能阻碍他了解东胡地区的地理环境，当他在几年后返回燕国时，这些都成为他制胜的法宝。在他的率领下，燕国军队把东胡军队打退一千多里。在秦开却胡半个世纪后，秦开的孙子秦舞阳，跟随在荆轲的身后，西出潼关，奔赴咸阳，义无反顾地执行刺秦的使命。为了防止东胡族卷土重来，燕国在从东胡族夺回的土地上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这是汉族政权在辽宁地区最早的郡县设置，又在渔阳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之间的山脉上，筑起长城。襄平也因此成为“辽东第一郡”。燕国与东胡在辽宁的山岭间进行过无数次拉锯式的战斗，战线如同一条晃动的绳索，在南北方漂泊不定。随着长城的节节长高，游动的战线，终于在长城沿线上，即辽宁的北部边缘，固定下来。辽宁的北部边界，也就成了整个燕国的北部边界。东胡人像潮水一样退却了，他们的地盘收缩到燕长城以北。辽宁的统治权，也由东胡人（乌桓人与鲜卑人），转交到汉人手中。　　我在辽西的许多地方都目睹了燕、秦时期的长城——它们被当地人称为“石龙”或者“土龙”。山脚下的村庄，那鸡鸣犬吠之地，或许就是当年的古战场；襁褓中的婴儿，或许就延续着某位英雄的血脉。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这样的婴儿。婴儿在熟睡。这时的长城是安静的。喧哗的长城也有安静的时候。安静的长城是迷人的，如同一个人，对自己所有的沧桑守口如瓶。　　作为防御性的长城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在中原王朝和外族订立盟约后，沿着长城的互市繁盛起来。不难想象，长城沿线的许多古城，如襄平（辽阳）、候城（沈阳）、龙城（朝阳）等，已颇具国际化大都会的气象。那里是许多条道路的交叉点，各种肤色的面孔曾经同期出现在北方的城郭街道中，与各种奇迹不期而遇。在街道的两旁，陈列着各种店铺，诸如瓷器铺、皮革铺、铁匠铺、烟草铺、绸缎铺、药材铺、山珍铺、乐器铺……各种货物的气味在北方清澈的风中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古朴陈旧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　　在这些街道上，有时还能感觉到有使臣驰马飘过，荡起厚厚的尘土。他们的身影在街道上一闪而逝，仿佛阳光下的幻影。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人关注他们。他们是道路上最快的过客。他们的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从道路上通过。道路会经常性地将他们遗忘。但他们是对道路有决定性作用的人。他们囊中的文件，往往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包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