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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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武杰 1980年的长城还有些“落寞”,人们对长城的了解可以用不多、不够甚至没有来形容。那时候20岁出头的董耀会是河北省秦皇岛市电业局的一名外线工,他眼里的长城是具象的,是在野外架设高压线路远眺时映入眼帘的蜿蜒曲折、城墙残破的样子。 徒步长城的想法就是这样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如果我能在长城上留下一行完整的人类足迹,把这一路看到的长城保存情况用文字、图片记录下来,再把一路上的人和事写成文学作品,那肯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为了将文艺青年的理想变成现实,他和同伴准备了两年。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关于长城的记载少之又少。然而,无料可查、无处下手没有让他们退缩,反而更加坚定,“如果什么都有了,我们还做什么”。1984年,董耀会和同伴终于踏上了徒步长城的旅程,面对未知,他们并不恐惧,“一步一步走就是了”。 从山海关到嘉峪关,历时508天、徒步7400多公里,成就了他们关于长城的首部作品——《明长城考实》。 而这,仅仅是董耀会与长城故事的开端,谁也没想到,一次源于文艺青年的先锋之举,成为董耀会坚持了大半辈子的事业。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听到这个问题,董耀会一笑,“不需要坚持,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最初徒步长城是一件特别自我的事情,真正走过长城、了解长城后,就变成了一种责任、担当,如果不为长城保护做些什么,就觉得愧对了长城、辜负了长城”。 这一路,他们受到村民们热情地帮助,也看到了大家因为对长城认识不足而破坏长城的行为。尽管长城在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在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因为大段的长城处在偏远的乡村,人们并不知道长城的珍贵,此时的长城早已卸下了抵御外敌的历史使命,成为周边居民“靠长城吃长城”的存在。 早年间,居民在长城本体及周边区域进行生产建设活动、挖取山石、农作物耕种和灌溉等,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是在破坏长城。面对询问,有人一脸怀疑,长城在北京呢,我们这就是个边墙。那时候董耀会看到的明长城只有三分之一的墙体保存得比较好;有三分之一已经倒塌了,成遗址了;还有三分之一,连遗址都没了,已经彻底消失了。 董耀会把长城比作老父亲,在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之下不断衰老,为了让这位老父亲长寿些、再长寿些,董耀会把让大家知道长城、了解长城进而保护长城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 1987年,董耀会参与创建了中国长城学会,其使命为研究长城、保护长城、宣传长城、利用长城。董耀会的大半辈子也是如此,为传播长城文化奔走呼吁。2006年,为了完成《中国长城志》的编纂,董耀会辞去了中国长城学会和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的工作。2016年,灌注了多位专家心血的首部全面记述长城的历史文献《中国长城志》完成。 60岁的时候,董耀会给自己定下新的目标,为了长城事业陪年轻人一起成长和奋斗30年。那一年,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涵盖长城历史、军事、地质、地理、生态、文化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机构,董耀会担任首任院长。而后又成立了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这几年他一直努力,期望更多的高校以各种形式参与进来,为长城保护培养年轻人才。 2024年,67岁的董耀会再次徒步长城。让他欣慰的是,人们对长城的认知和保护意识,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董耀会始终认为,长城的保护不仅需要政府力量,更重要的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进来。这其中有志愿者,也有曾经向长城“伸手”的村民,长城脚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因为长城资源获益,他们也自发成为长城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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