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美国青年拉铁摩尔踏上远赴天山的旅程|中国的边疆_新浪财经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今年夏天，新疆阿勒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回首一百年前，也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美国青年踏上了远赴西域天山的旅程……

美国著名汉学家拉铁摩尔（1900—1989）和妻子

无论在中美关系还是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如今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名字。其实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就开始陆续译介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的考察游记、时政评论，特别是拉铁摩尔1941年6月被聘为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后，各种译介报道纷至沓来。

不过遗憾的是，随着后来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拉铁摩尔遭遇了冷战铁幕下不公正的对待——在美国他被麦卡锡主义者指控为苏联间谍。当时身在美国的拉铁摩尔鉴于在其国内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活动，被迫暮年前往英国利兹大学创办中国研究系，继续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直到1989年逝世。

拉铁摩尔的两部中国边疆行记，近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一鸣惊人的处女作

尽管拉铁摩尔的著作很早就被译介到国内，但与他一生的著作量相比，仍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出版品牌光启书局慧眼识珠，于多年前策划出版“拉铁摩尔著作集”，此前已有《拉铁摩尔中囯史》《丝绸、香料与帝国：亚洲的“发现”》两部问世，今年新出版的《从塞北到西域：重走沙漠古道》《下天山：亚洲腹地之旅》两部，将其早期著述带到中文世界，甚为可喜。

作为学者，拉铁摩尔的传奇之处在于没有接受过正规完整的大学教育，完全是依靠自学成才。1900年，拉铁摩尔出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不满周岁时便被父母带至中国生活，但其父亲又不想孩子在中国接受教育，于是1912年又将拉铁摩尔送往欧洲读书。一战后，拉铁摩尔因未能获得全额奖学金，便放弃大学生活返回中国，在天津英租界的洋行、保险公司和报社等处供职。当时天津是重要的羊毛货物集散地，而这些羊毛都来自中国新疆和蒙古，主要通过骆驼商队运输，由此拉铁摩尔逐渐产生了跟随商队游历中国边疆的愿望。

1926年8月，拉铁摩尔终于得到机会，他跟随一支商队从归化（今呼和浩特）出发，穿越黑戈壁，于1927年1月抵达新疆古城子（今奇台县）。与此同时，拉铁摩尔的新婚妻子从中国东北出发，在苏联境内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今属哈萨克斯坦），再换乘雪橇前往中国新疆，最终于1927年2月与拉铁摩尔在塔城相聚，随后夫妻二人开始由北向南穿越新疆，于1927年10月翻越喀喇昆仑山抵达克什米尔地区。

这趟长达一年多的内陆亚洲旅行结束后，拉铁摩尔分别于1928年和1930年出版了两本考察游记，即《从塞北到西域》《下天山》，前一本记载了拉铁摩尔独自一人从归化到古城子的旅程，后一本则主要记述了夫妇二人在新疆境内的考察情况。

拉铁摩尔28岁时和妻子一起回到美国，当时并无明确的人生规划。他的处女作出版后，迅速得到西方学术界认可，他本人也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申请到一笔到中国东北考察的奖学金，并获得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的机会，由此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拉铁摩尔的首次中国北部边疆之旅奠定了他毕生成就的基石，也决定了他的整个人生方向。拉铁摩尔曾在回忆录中不无自豪地谈到，“一次从中国到印度的旅行‘相当于’攻读一个博士学位”。

在《从塞北到西域》这部为其赢得巨大声誉的著作中，青年拉铁摩尔已经充分展现出其从事学术研究的诸多特质——超强的语言学习和族群融入能力、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发散性思维，这些特质不仅帮助拉铁摩尔有惊无险地完成了首次中国北部边疆之旅，更帮助其登上鲜有人及的学术高地。

在边疆理解他者

在历史学者李硕看来，其偶像拉铁摩尔其实是一位贯通历史学、博物学和人类学传统的天才型学者。历史学注重文献史料，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这都很好理解，唯一需要多作解释的就是现代学术分科体系兴起之后逐渐衰落的博物学传统。

李硕认为，到20世纪前期，百科全书式记录、探究自然的博物学只能在地理学中容身，而拉铁摩尔正好赶上了“博物地理学”的最后一班车：“当时还有些交通不便、外界了解甚少的地区，要靠‘探险家’的游记报道给世界，这种游记往往涵盖了自然地理、动植物、人种、语言、宗教、历史、艺术、经济贸易等诸多方面，从普尔热瓦尔斯基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的考察游记，都有博物学的遗风。”

这就是拉铁摩尔的成名作难以被划归为某一学科著作的原因，他试图将他在考察途中的所见所闻全部记录下来，然后搭配不同学科的文献材料，综合加以阐述，因此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因如此，寂寂无名的青年拉铁摩尔才能仅凭一部著作，就获得了主流学术界的信任和肯定，这也是二战之前世界学术体制开放包容的表现。

与同时期的其他几位西方探险家相比，拉铁摩尔在中国边疆的考察目的相对单纯，他在《从塞北到西域》开篇自述：“我旅行的初衷不是科研，遑论所谓‘传教’或‘远征’，我来这更像是一个沉迷梦境的老者或欣赏异域风情的青年。”“我想体验过去那种陌生而真实的生活方式……我曾与来自边远地区的人接触，所见所闻使我对这一地区兴趣盎然并致力于采风和发掘更有价值的东西。”

拉铁摩尔似乎天生具有对他者（特别是边缘、弱小族群）的强烈好奇和共情能力。早在天津英租界工作时期，他就表现出类似的心理倾向：“我藐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欧美人圈子里的白人，认为他们庸俗不堪，缺乏审美趣味。我不认为所有的白人都优于所有的黄种人。”考察途中，他更是充满热情地学习和理解不同族群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不管是汉人、蒙古人还是突厥人，他都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交流、相处，自然也从这些边缘族群身上获取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从底层民众中挖掘原矿

在民国年间的亚洲腹地旅行考察，需要克服的首要难题便是语言。这里不仅世代居住着操蒙古语、突厥语、汉语的诸多族群，还有讲俄语、英语的外来者。19世纪开始的俄英大博弈（the Great Game）深刻形塑了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旅行者不可避免地要在来自不同语系几种语言之间自如切换，以便应付随时可能遭遇的紧急状况。

拉铁摩尔早在天津从事保险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发奋学习汉语，主要是用来和山西旅蒙商人打交道，而这项技能也成为他开启首次中国北部边疆之旅的必要条件。旅行开始后，他又有意识地学习蒙古语：“为了理解蒙古人的观点，有必要掌握蒙古语。我必须能够同普通人民交谈，同那些既不是封建贵族也不是政客的人，同那些最少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且不讲汉语的人交谈。”

李硕非常推崇拉铁摩尔这种“体验式”观察：“他没有任何种族和阶级身份的优越感，走向内亚完全是出于对陌生地域和文化的好奇心，能融入草根民众——商帮、牧人的日常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心理世界。付出的代价除了人身危险，还有生活上的不便，比如和跳蚤、虱子的亲密接触。”

不过在拉铁摩尔本人看来，艰苦的野外生活与考察途中不断收获的快乐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因此他在结束漠北的第一段旅程抵达乌鲁木齐后，才会由衷感叹道：“这里既不是内地，也不是蒙古，而是亚洲腹地，这里有一个中亚风格的国际都会，我曾经背离过的最复杂的社会准则支配着这个城市。哎！美好的商队生活结束了！我想我再也不会像前几个月那样，用一种不属于我的语言思考和梦想了。这种语言不是习语手册和文雅的老师所教授的语言，而是快乐的、底层阶级的独特的白话。有时候，跟贩夫走卒在一起，仍可以使用这种语言，但也不过是说上一小会儿而已。”

拉铁摩尔在书中形象地将这种与商队成员聊天的过程比喻为“挖掘原矿”：“起初，他们对我还矜持地保持拘谨和礼貌，但这种矜持不久便云消雾散，他们接纳了我，认为我和他们一样是那种自来熟的人。部分原因在于我已经化解了尴尬。我已经习惯同他们闲聊，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咨询一些我不懂的问题。直接质疑他们一直以来被灌输的信息很容易让这些人对你敬而远之，然而，如果他们打消了陌生感，也会在聊天时把你视为自己人。然后，他们会在聊天过程中直接将自己所习得的生活真谛和信仰如挖掘原矿般原原本本地讲出来，而不是为了照顾听众的语言习惯去笨拙地提炼‘原矿’，破坏原始信息。”

建立边疆整体认知

拉铁摩尔结束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后，于1930年到1932年期间前往中国东北游历考察，发表《满洲：冲突的摇篮》《满洲的蒙古人》等著作，随后返回美国担任太平洋关系学会季刊《太平洋事务》编辑一职，1934年又携家回到中国，开始撰写其日后最负盛名的作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年，拉铁摩尔这部代表作在美国出版，次年国内就有了中文节译本《中国的边疆》（赵敏求译，正中书局1941年版），可谓相当迅速。

200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由唐晓峰教授翻译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全译本，直接推动了国内学者重新认识拉铁摩尔及其边疆理论的热潮，加之“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和史学“内亚视角”的转换，一度备受冷落的拉铁摩尔再次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历史学家姚大力多年来在国内推广拉铁摩尔及其学说，他曾写有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对拉铁摩尔这部代表作给予高度赞美，并准确地指出拉铁摩尔的治学抱负并不在细部的实证研究上，而是要“勾画一幅关于中国边疆问题的宏大、连贯的总图景”。拉铁摩尔在书中关于边疆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互动渗透以及长城沿线农牧混合带（“过渡地带”）的诸多精彩论述，支撑起他对中国北部边疆建立整体认知的核心理路，也是至今仍在启发着中国边疆与民族学界的思想矿藏。

由此回溯拉铁摩尔的著述序列，如果说《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是其关于中国北部边疆研究的集大成者，那么包括《从塞北到西域》《下天山》在内的一系列考察游记，其实都可以被视为写作此书所做的前期准备，从中也能发现不少后来出现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里的思想雏形。

在塞北的漫漫黄沙和阵阵驼铃声中，青年拉铁摩尔的身影屹立于深寂辽阔的中国北部边疆，映入眼帘的一切让他深深着迷，随后义无反顾地走向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