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散依依皆成文|福州市_新浪财经

乌石山摩崖石刻林双伟摄

在高过平常生活的海拔上，望远逸怀，与友相聚，何其畅快。在福州乌石山，就有欢宴不散。乌石山即乌山，福州“三山”之一。这里留下了诸多的摩崖石刻，记录下了许多次的聚会。千百年来，陶陶然、醺醺然的场景深深地嵌进石头，散发兴味，也增添了这座古城历史文化底蕴的风采。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初一，天寒地冻，但福州太守程师孟兴致很高，与属僚张徽、名士陈襄进得山来，去看湛俞。湛俞也算奇人，五十岁弃官归隐，隐居在乌石山宿猿洞，而且三诏不起，很是硬气。程师孟颇为欣赏，经常拜访他。

这天很特殊，是元旦，又是太守的寿辰，所以聚会上了酒。程师孟赋诗道：“难得同时传寿斝，合将新句勒诗屏。”意思是祝寿的酒杯在新年的第一天传递，我们的新诗唱和将被勒刻在石屏之上。果然，近千年后的我们，在摩崖石刻上看到了他们当时的聚会。湛俞有些迷醉了，诗中说，天冷酒凉，但不妨碍酣饮，酒沫留在唇上；喝得眼神迷离，看到树上的春桃仿佛一点点变红了（“冻酒点唇浮白蚁，秾桃迷眼落红星”）。他们聚会的地点在哪里？张徽说在宿猿洞外的一个亭子里（“入山休顾晓猿惊，寿酒交持石外亭”）。

道山亭就是程师孟修建的，只是那时候亭名还没有确定。程太守到福州的第一年就建了它，对它颇有感情，离开福州几年后，还请曾巩写下《道山亭记》。从而此亭闻名遐迩。

到道山亭相聚，似乎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福州另一位太守赵希瀞也在此开宴与友人同聚。那年九月，赵太守和属僚莆田赵时愿、林丛等人监督浚河之役——疏通福州城外河。《闽中金石略》云：“前帅陈垲既浚内河，希瀞复浚外河，修于倍焉，题名所言即此事也。”称之为“役”，必是艰难任务。所以，这次浚河“八百三十丈”，十天顺利完工，太守很高兴。他召集属僚莅观，“是日风高气清，太守宴而众宾欢”，在道山亭摆席庆祝。

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高名世、王益祥、郑昌之等8位老者在乌石山从神光寺出来后，就去了道山亭。他们“叙坐以齿，杯行不强酒，从容赋诗”。原来这些人是甲辰同榜的进士，距当时已经过去42年了，再次相逢已经白首，怎不令人心生感慨？“寻四十二年之盟，侈白首相逢之盛。”这样的相聚，让人感叹的是岁月的温情与炽烈。

人生聚散时无常，此刻的道山亭若有知，应该会记起此前也有一场同榜进士的宴会。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正月初五日，沈如愚、黄静夫、曾准等11人在此“举酒相属，从容欢洽”。他们中有人在福州为官，也有来自浙江金华、福建邵武等地。22年前，他们一同中举，早就想聚一聚了，重温那美好的时刻，但在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时期，“岁月飘忽如许，各天一涯，无繇合并”，总是无法相遇。现在终于可以坐下来共饮一杯，聊解心怀。

情谊总是令人感怀，这些同榜进士的欢会，是隔着岁月河流的感喟，而那些此时此刻的珍重彼此，同样打动人心。南宋绍兴壬子（1132年）仲秋，程晋道、徐持志、侯仲勉、刘仲高等4位好友同登乌石山，遍游诸刹，贪游“三十三奇”，未暇留字；等到晋道要回外地了，他们赶紧再次约来道山亭。这日，天气澄爽，他们置酒高会，以极登览之胜；转而又惆怅了，感叹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友聚之乐殊为难得，所以他们才对这次的别离非常看重，要将之石刻下来（“怅念艰虞以来，盍簪之乐，曾不易得，盖重于此作别云”）。

在石刻上看见“总统”二字可别惊讶，此“总统”乃是元代在各地设置的僧官名称，总摄一地释教。元大德二年（1298年）立秋日，来自济南的赵文昌同雪岩“总统”在道山亭饮酒，喝得高兴了，“时与高人醉踏歌”，还一起边歌边舞。

乌石山聚会的好地方，除了道山亭，另一处就是山顶——邻霄台。

大明万历二十有九载（1601年）重阳日，同在福建做官的吴继臣、杨寅贤、徐淳友等11人登上邻霄台，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山巅视野很好，他们目不暇接，欣然会心，只见福州城千山万壑，迭翠欲流，远处在云霞掩映下，帆艇在闽江口驶过……（“斯时也，气佳景清，见群山迭翠，万壑争流，风帆烟艇，云霞掩映，真使人应接不暇，咸忻然会心”）。高兴之余，他们聚后皆睡石上，悠然恍惚不知身在何处（“浮大白而憩石上，恍不知其在人境也”）。当暮霭苍茫四起，他们醒来，叹咏着，荷月而归。回来后就命工人镌石以纪这天乐游。

乌石山摩崖题刻从唐至清代有一两百段，内容丰富。说到友人同聚，最为打动我的，还得是在山顶的石天有一段记录：“大明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季冬十二月十又五日，监察御史缙云樊献科，邀吏科左给事中宛丰郭汝霖来饮。越三十九年庚申孟春正月初五日，汝霖又邀献科来饮。时汝霖以航海待渡，献科按闽历四载，冬将别去，山川不改，光景如梭，献科因舒啸记之。”

樊献科与郭汝霖为什么要互请共饮？郭汝霖要航海到哪里？樊献科冬天为何要别去？为什么献科要在山顶放声歌啸记下此事？

郭汝霖是明朝外交节使。据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三月，48岁的郭汝霖被任命为册封琉球正使。当年九月到闽，即着手建造封舟，准备渡海。但直到四十年（1561年）五月方才成行，十一月初回到福州。郭汝霖准备渡海事宜时，樊献科正在巡按福建监察御史任上。他不畏权贵，清正为民，当时倭寇频犯边境，力主开门御敌，有“铁面御史”之名。

可以看出，两人相聚共饮是在等待郭汝霖航海出使琉球期间。第一次是郭汝霖到福州不久，樊献科尽地主之谊，邀请汝霖登山放怀。酒酣之时，他们可能畅谈未来，对完成出使琉球的重任，定是充满了信心。没想到启航并不容易。造船要花时间，出使准备也很烦琐，还要看天时，海风要顺才行，最为麻烦的是当时福建沿海倭患严重，连朝廷官员出海前祭祀海神最重要的场所——长乐广石海神庙也遭倭寇焚毁，出海很不安全。

琉球国一度也派人来说，海中风涛叵测，倭寇又出没无时，担心使节有顾虑，所以他们打算派人过来取封册，不烦使节远临。巡按御史樊献科听到后，以五点理由义正词严地相驳。其中说道“遣使册封，祖制也。今使者欲遥受册命，是委君贶于草莽”，对倭寇之警、风涛之险的借口，他反问：“不知琛賨之输纳、使臣之往来，果何由而得无患乎？”意思是说难道贡税输纳、使臣往来，会一点都没风险吗？总之，出使琉球，关乎国威，而非个人安危。这也是郭汝霖想说的吧，樊献科简直是替他代言。

一晃就到了第三个年头，这次换成汝霖邀献科来饮。因为此时的献科要离开了。从史料得知，这年他的父亲去世，他将回浙江缙云老家守孝三年。所以樊献科会在石刻写道来闽四个年头了，“冬将别去”。汝霖这次请他登山共饮，也是为他送行。

樊献科将看不到郭汝霖出使完成。两人在共饮之间，大概有感叹，有忧虑，但更多的还是互相勉励、打气。献科站在山顶，放眼四野，内心有一种即将爆发的感觉。他发出长啸，舒胸中之气。回荡在福州城上空的啸声，也仿佛是一种宣誓——光阴如梭，山川不改——他们的信念，不会因为漫漫长路而消弭动摇；他们的情谊，也不会改变。

大明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季冬十二月十又五日，越三十九年庚申孟春正月初五日——我感动于石刻上，这两次跨越三年的聚会日期被记得翔实清楚。因为只有当事人才真正懂得其间的含义，以及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经历了什么。这是他们记忆的珍贵密码。

终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郭汝霖的航船向琉球岛国进发。按照惯例，外交正副使节各乘一舟。为节省开支，也或许为了缩短准备时间，郭汝霖提出与副使节共乘一舟。经过近一年的海上航行，第二年夏天，郭汝霖一行抵达琉球国，代表明王朝赐封琉球国。回国后他仕途顺利，做到九卿之一的太常卿。

我上班的地方正对乌石山，每天与之相看。回味这千百年前，山上曾有的聚散，有对岁月的温情与炽烈的品味，也有飘摇之下一聚以解心怀的纾解，还有友人之间的相互鼓励与激勉。时光悠悠，历史的风霜抹不去乌石山石头上的印记，而石刻上记录的千年前的聚散依依，也成为这座古城历史文化底蕴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