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科举没“上岸”的人生赢家|嘉兴市_新浪财经

转自：嘉兴日报

　　◎撰文陈苏实习生陈如嫣

　　嘉兴有读书人朱买臣，醉心读书，没什么营生，常因“负薪读书”被人议论，妻子不甘清贫，提出“离婚”。朱买臣“逆袭”成为辞赋家、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妻子求复合，这就有了“马前泼水”“覆水难收”的故事。

　　故事虽发生在科举尚未实施的汉代，却被后世读书人代代演绎。这些为博取科举“上岸”、卷生卷死的读书人，何尝不是在朱买臣的故事里逆袭人生？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们虽距“长安三万里”，依然青史留其名。

　　让我们观想那些科举没“上岸”的嘉兴人，看看他们怎么逆袭人生，也思考“岸”在何方，如何构建自己的“岸”。

　　历代从祀孔庙不足200人，嘉兴有陆贽、辅广、张履祥、陆陇其四人，唯一的布衣是张履祥。

　　张履祥世居桐乡杨园，故也称张杨园。他早年丧父，度日艰难，在祖父、母亲教导下，勤力向学。然而，他的科举路却屡屡受挫，只能以塾师维持生计，其间不断乡试，1639年、1642年连续两届乡试，再遭滑铁卢。

　　明亡后，他绝意仕进，隐居家乡，授徒、著述终老，成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农学家。

　　他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传播者，编撰《备忘录》，陆陇其称此书“笃实、正大”。他与同乡吕留良编辑刻印程朱遗书，天盖楼刻本在后世是学习理学的重要版本。

　　作为晚明大儒刘宗周的重要弟子，他在清初最早提出尊朱辟王、重新重视程朱理学的理学家，对清代阳明心学到朱子学的学术转型起到很大作用。史称其为“朱熹后一人”，梁启超认为他是“专标程朱宗旨以树一学派，而品格亦岳然可尊者”，被视为上接程朱之绪、下开清献（陆陇其）之传。

　　另外，他的《补农书》是中国农书类名著，《训子语》也是古代著名家训专著。

　　与张履祥一样受教于刘宗周的陈确也是科举落榜生。

　　他自小学习《性理全书》一类著作，以图科考功名，很小就通过童子试，大有文名。

　　不过，陈确并没有在科考上走多远，而是成为科考的“叛逆者”。从小看到祖父专意科考终不得志，他痛惜之余，也痛恨科考，生性豪迈、才思焕发的他，不喜禁锢思想的八股文。他“抒写性灵”的文章自然无法得到考官认可，屡次科考皆落榜。

　　与大多数读书人不同，落榜后他并不悲伤，反而纵情山水、恣情声律。

　　他是极具反叛精神和个性的思想家，虽和张履祥同门，思想却大相径庭。他公开同官方倡导的宋明理学唱反调，否定《大学》，怀疑《中庸》，认为理学奉为经典的《大学》并非圣贤之书，肯定人性善恶取决于后天实践，与理学先天说相对立，他批判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说教，认为天理正从人欲中来，无人欲，便无天理可言。

　　明清易代之际，嘉兴海宁还有一位老秀才，编纂编年体明史《国榷》。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修建州史时，遗憾《国榷》无法借阅，为此等了20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国榷》出版，“《国榷》这书对研究建州史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

　　这位老秀才就是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

　　谈迁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家境贫困，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15岁取得诸生资格，成了秀才。然而，科举路上的他一直不顺，最后也只是秀才，做记室文案维持生计。

　　他“生平无他好，惟好书”。27岁，他阅读陈建《皇明通纪》等明史，发现这些史书肤浅错漏。陋史如何传世？他决定编写一部翔实可信、符合史实的明史。

　　《国榷》喻应益序文称谈迁曾采诸家著述凡百余种，吴晗统计卷一到卷三十二所列引文，有120多家明人著作。

　　1647年，谈迁历时20余年，耗尽无数心力编纂的书籍原稿，被小偷尽数盗走。在长久的痛苦之后，“虽尽失之，未敢废也”，他再次从头开始，以余生重写一部。

　　谈迁编《国榷》初衷是觉得陋史不能传世，明亡后，正如吴晗所说：“以爱国遗民的心情重写国史，和原来的以留心国史、典故的历史家心情编撰国史的时候有所不同了。”黄宗羲撰《谈君墓表》说“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此时，谈迁编史增加了“国灭而史不能灭”的悲怆和决心，观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五年之邸报，补其阙文。《国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填补了建州史料空白。

　　在明代嘉兴，还有一位海盐落榜生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唐诗。这就是明代文学家、藏书家胡震亨。

　　万历二十五年（1597），29岁的胡震亨中举，此后数年，胡震亨“数上公车不遇”，会试屡试不第。直到39岁，他不再参与考试，当了直隶故城县教谕（相当于县学负责人），后来，他又当了一段时间的合肥知县，在升迁德州知州时，他却没有去，给的原因是“因母老，告归”，他在州吏持牍来迎的文书上题：“自爱小窗吟好句，不随五马渡江来。”就这样回到了家乡。

　　一个有闲有书的日子，他在自家好古堂藏书楼里，翻阅《唐诗记》，发现开篇就漏了唐高祖的诗，于是开始编纂《唐音统签》。从56岁到66岁，他用10年时间编纂1033卷《唐音统签》，这就是清代曹雪芹祖父曹寅编刻《全唐诗》的底本，后又编纂刊辑《李诗通》《杜诗通》等。他嗜书如命，博闻强记，读书时，最怕别人来打扰，嘉兴籍出版家张元济称其“吾邑第一读书种子”。

　　【斩“岸”堙溪，著书立说】

　　在嘉兴，张廷济和儿子张庆荣是著名的父子解元。张廷济的科举路可说是高开低走。

　　9岁，父亲请名师教导，学八股时文，嘉庆三年（1798），31岁高中解元，中举后，数次进京赶考却都落榜了。

　　索性，他便绝了科举念头，一门心思投入热爱的金石收藏和鉴赏中，成为清中期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和鉴赏家。

　　无论是钟鼎、碑碣、鉥印、砖瓦，还是文房雅玩，无不收罗毕至，收藏范围之广、种类之全，远超前辈。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藏品一一辨析考订，汇编为《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以拓本加题跋的形式，集拓古器物429件。张廷济“集金石学之大成”，清代金石大家沈树镛在《郑斋金石题跋记》中认为，百余年来的金石大家中，在翁方纲之后，“叔未先生继之，清仪阁所藏商周以来金石佳品，实为东南甲冠”。

　　乾嘉时期，在张廷济影响下，嘉兴还形成了金石收藏圈。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道、咸以前古器收藏家以吾浙为最多，而嘉兴又吾浙古彝器之渊薮也。”

　　四岁识千字，九岁略参佛家机锋，十五岁遍观群书，这个早慧的少年叫王昙，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

　　如此早慧，王昙却也终身不第。

　　20岁，他北上京师，补国子监生，为科举做准备，此后数年，他沉浸书海，晨抄夜读，不仅积累了丰厚的学问积淀，也与当时的前辈文人金兆燕、罗聘等结交。

　　乾隆五十九年（1794），35岁的王昙中举，应试文章有傲兀气概，脍炙人口。他受托写的《谷城西楚霸王墓碑》一文，被大学者窦光鼐赞誉“两千余年以来，无此手笔”。然而，1795年、1796年，王昙两次会试落榜，他黯然神伤，甚至产生改行为医的打算。

　　此时王昙还不知道他的科考将迎来更加艰难的漫漫长路。嘉庆四年（1799），王昙陷入“台官之祸”，横遭不白之冤，科举之路如履薄冰，七次会试，七次折戟沉沙，仕进之途断绝。

　　科举失利，生活压迫，伴随王昙一生，也影响其文风，在出色想象力的熔铸之下，形成奇崛诗风。他率性放纵，诗文奇气逼人，个性十足。在诗坛上，他声名鹊起，与文坛名流唱和酬答，法式善将之与舒位、孙原湘并称“三君”，舒位在《乾嘉诗坛点将录》里把王昙比作“黑旋风”。王昙《落花诗》组诗，格高韵远、自书胸臆，诗论家认为胜过明代唐伯虎的同题诗作。

　　与王昙一样，黄燮清的科举路也是一把辛酸泪。

　　他年少才高，道光四年（1824）获得生员资格时才20岁，自是信心满满。

　　然而，此后10年，他六次乡试才得中举人。本以为时来运转，“平生万里志，直欲访昆仑”，不曾想，一坑还比一坑深，六入春闱颗粒无收。从嘉庆二十四年（1819）童子试，到道光三十年（1850）最后一次会试，人生已过三十载，知天命的黄燮清慨叹“计车六上不得志，扁舟散发归沧浪”，最终绝意科举。

　　在此期间，他虽先后出任湖北知县、宜都知县、松滋知县等职，但大多时运不济、好景不长。尽管如此，黄燮清始终没有中断创作。

　　他年轻时以诗文闻名天下，有《倚晴楼诗集》《续集》《诗余》等流传于世，还编辑《国朝词综续编》《吴谚集》等。

　　他最出名的还是戏曲创作。早年擅写才子佳人的爱情，如《帝女花》《茂陵弦》《凌波影》《鸳鸯镜》等蜚声海内外，翁心存称其戏曲，“所梓乐府倚声已纸贵一时，几于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矣。”后来时局日艰，黄燮清创作的《居官鉴》等传奇作品，转至经世、治世之志，显示他对戏曲抒情写志、教化说理乃至交际应酬、批判现实等功能的实践性拓展。

　　因“偏科”而落榜，现代屡见不鲜，古代亦如是，清代布衣治黄（河）专家陈潢就是个很“偏科”的人。

　　他从小爱读经世书籍，特别是治河类书籍，虽然文采斐然，却厌恶八股文，可想而知，科举必是屡试不第。

　　路过邯郸时，他曾题诗于吕翁祠壁，“四十年中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

　　郁郁不得志的陈潢，索性绝了科举的心思，效仿徐霞客，从家乡嘉兴出发，沿运河北上，足迹遍及江苏、河南、山西、宁夏、甘肃等地，实地考察运河水文与黄河水患。

　　康熙十六年（1677），靳辅被康熙任命为河道总督，陈潢作为靳辅幕宾辅助治理河患。他走遍黄淮地区，“跋涉险阻，上下数百里，一一审度”，认为因为黄河与运河有交汇，运河一再堵塞，与黄河决口有关，要使漕运通畅，要先治理黄河。他认为治黄重在“攻沙”，总结历代治水经验，吸取明代治黄专家潘季驯的方法，先筑堤防，在河水暴涨时“分流杀势”，分散水流，减缓流速，防止决口，平时“合流攻沙”，借水力冲刷沉沙，疏浚河道。

　　治黄十余载，陈潢作出独创性贡献，完成堵漏塞决、挑河筑堤、建闸造坝等大小工程，实现百年难见的“黄河安澜”。康熙二十六年（1687），朝廷赐陈潢佥事道衔，参赞河务，以示表彰。

　　另一个“偏科”的落榜生是李善兰。

　　这位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和植物学家，又名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生于海宁一个普通的缙绅家庭。

　　李善兰爱作诗，颇有文名，10岁偶然看到《九章》，从此沉迷算学。

　　“偏科”的李善兰对科举不大热衷，去杭州府参加乡试，落榜却毫不在意，跑去书坊，搜购《测圆海镜》和《勾股割圆记》。29岁时，李善兰写出《方圆阐幽》，创造尖锥术，他称为“尖锥求积术”。

　　此后，李善兰的人生就像长了翅膀，直抵彼岸。

　　他完成《对数探源》《麟德术解》《垛积比类》等数学专著，对中国传统数学垛积术进行独创性研究，在讨论三角自乘垛的求和问题时提出“李善兰恒等式”，西方文献称之为“李壬叔恒等式”，数学家章用、华罗庚等人都对此高度评价，并给出证明。

　　他写出代表晚清数论研究最高水平的《考数根法》和我国第一部精密科学意义上的弹道学著作《火器真诀》。

　　他与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我国第一部符号代数学著作《代数学》和中国第一本微积分教材《代微积拾级》等，创译系数、根、方、方程式、函数、几何学等许多沿用至今的概念、名词、符号，将西方高等数学引入中国。

　　另外，第一次系统介绍近代西方天文学的《谈天》、第一部系统介绍牛顿经典力学的《重学》、第一部西方植物学著作《植物学》等，都是他在西方学者的帮助下翻译的，他被世人誉为近代科技翻译第一人。

　　【引船就“岸”，杂说成家】

　　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获得功名，是古代大多数读书人毕生的追求，但不是所有人都以此为“岸”。

　　有些人生逢易代，以前朝遗民自居，而终身不仕，有些人淡泊名利，向往恬淡自在的人生，有些人身体孱弱、无缘科举……因由种种，成就各异，莫不以自己的方式到达人生彼岸。

　　与黄公望、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的吴镇，是嘉兴人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的一座丰碑。

　　吴镇出身义门吴氏，是北宋开国元勋吴廷祚之后，祖父吴泽投身抗元，南宋灭亡后，回归乡里，确立吴家“宋亡不臣元”的政治品性。少年吴镇受家庭影响，希望练就一身武艺，投军驱逐元军，恢复大宋。

　　吴镇终身隐居不仕元，不与权贵往来，工词翰、善书法，善山水、梅花，精写竹。画竹名家郑板桥赞其“画竹之法，不贵拘泥成局，要在会心人得神，所以梅道人能超最上乘也”。吴镇以隐逸山水闻名于世，尤喜渔父图，国学大师饶宗颐称其“集以渔父为题一类词画之大成”。如果说墨竹表达了他“斫头不屈，强项风雪”的品节坚守，那么渔父图体现的则是他的价值追求，“洞庭湖上晚风生。风揽湖心一叶横。兰棹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

　　项元汴出身“五世进士”“三世进士”的科举世家，却是家族的另类。他是成功的商人，富甲天下，又是名闻天下的博物君子，我国书画史上最大的私人鉴藏家，历代书画、古籍、鼎彝玉石、笔墨纸砚，包罗万象，尽归天籁阁，一座天籁阁，半部中国书画史。他工绘画、擅书法，开创影响嘉兴画坛的嘉兴画派。

　　其孙项圣谟自幼耳濡目染，畅游历代书画，不求仕途，寄情书画，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精，是明末清初画坛上独树一帜的画家。他以画为史，记录历史变迁，如春秋时秉笔直书的晋国史官董狐一般，忠实记录下动荡时代的思考，后人赞其为“画史之董狐”。

　　拜经楼主人吴骞，生于海宁一个盐商家庭。吴骞少时有才名，但因自幼身体不好，加之兄长都走科举路，家中产业需要打理，他早早就放弃科举，仅得“明经”，终生“不觅封侯”，“但问奇书且校雠”，成为与黄丕烈、鲍廷博齐名的著名文献家、藏书家，集藏、校、读于一身。

　　【撑“岸”就船，独辟蹊径】

　　山有顶峰，湖有彼岸，漫漫长途，何为岸？生命如一叶扁舟，“等闲入海即乘潮”，高岸深谷，皆有回转，“从浪摆，任风飘”，不渡沧海，何能钓鳌？